两宋时期是古代常州水利事业的繁盛期。淳化元年诏废望亭堰，知常州五诜开耳渎，天禧四年知江阴崔立浚利港，庆历二年知晋陵许恢浚申港戚墅堰港等，庆历三年知常州李馀庆辟顾塘河，同年知武进杨璵浚孟渎，嘉佑三年知常州王安石开运河，五年转运使王纯臣督筑田塍，六年知常州陈襄浚运河，治平四年诏废夹冈河，熙宁六年命广东按抚机宜郏亶为司农寺丞提举两浙水利，其后有宋一代在常州境内多次围田、浚河、开堰、置闸，如奔牛闸就建于此时，地方志对此时的水利举措记录较多，记载颇详。以后元初，由于统治者不重视水利，导致常州地区水灾次数明显增加。
宋代常州地区的水利工程较多，这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作为"财赋甲于天下"的常州水利必受重视，但也与本地区盲目围垦所形成的水旱灾害频繁的恶性后果相关。《宋史·食货志》载："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宋代隆兴年间又仿照吴越国的措施"垦荒不加税"，"一寸之土，垦辟无遗"，随着过度的垦荒，森林植被等遭到破坏，尽成松土，一遇大雨，泥沙俱失，造成河道淤断，堰闸壅塞；到南宋，随中原士民流寓东南的增加，更是"竭泽而田"，顾炎武《日知录·治地》中说，"宋政和后围湖占田，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如古阳湖邑多湖沼，上湖（芙蓉湖）、阳湖、宋剑湖等本是重要的泄洪区，大规模的围湖造田，造成泄洪区面积变小，所以盲目的围垦反而造成水灾日趋严重，"是以三春霖雨，则苏、松、嘉、湖、常、秀，皆忧弥漫"。如常州地区所属最大的圩--芙蓉圩，宋元佑时"已治为田"，但数百年来一直是"时田时湖"，并没有成为良田，一直到明初永乐时，"筑上坝以截来源，继筑五坝则上游道阻，而湖尽为田"，到明代隆庆天启时，常州大守欧阳东风"坚筑内外堤障始称完善"。
为了保住"三吴之地"这块封建国家的税粮重地，统治者重视并兴修水利是必然的。宋景佑初，苏州太守范仲淹提出浚河、置闸、遏沙的治水主张，提出"围田法"；王安石变法时，专颁《农田利害条约》，鼓励议修水利，产生许多水利学家和治水专著，太仓人郏亶提出"蓄泄兼论，整体治理"，著《吴门水利书》，宜兴人单锷主张通盘治理，从全局出发，采用疏导的方法，著《吴中水利书》，其中单书首先指出，苏、常、湖三州"水害逾五十余年矣"，但其学说直到宋元时方广为流行，而到明清时愈显示出正确性和实用价值，不少人奉之为治理三吴水利的基本方针。
所以清代乡贤李兆洛认为：三吴水利"盛于宋，极于明，迨至国朝，则规制详矣，议论备矣"。王铭《常州武阳水利书》把单书的问世，看作是三国水利大兴的标志，邵长蘅《毗陵水利议》认为"吴中水利……数祖皆郏氏单锷诸书"。魏源《东南七郡水利略叙》说："杭、嘉、湖、苏、松、常、太七州之水，利害尤为切肤……所以有单锷，郏亶著书，海瑞、夏元吉兴役。"明永乐元年，三吴水溢，时户部尚书夏元吉奉旨治理吴中水利，按照单锷主张，疏浚了吴淞下游，吴江水门，宜兴百渎和常州孟渎等，明宣德时，巡抚周忱在宜兴以西筑鲁阳五堰（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余家堰），使芙蓉圩、黄天荡（射贵湖）"遂治为田"，治常州水利用"上疏下导"也是采用单说，万历时常州知府提出"蓄泄吐纳"治水方针，同样源于单的主张。明朝从洪武到嘉靖朝比较重视太湖流域水利，但此一时期，由于筑东坝拦水，常州洪峰减低，水利措施频率相应减少，嘉靖中期开始由于内外用兵，国空民穷，没有比较大规模兴修太湖流域水利，水灾变得频繁又严重。清朝康熙时又用置闸遏沙的主张，同时治水方法有了改变，各府县有权治水，疏通河道，因此清代常州地区的水利是小修小浚的次数较多，由国家主持的大规模水利事项则少见了。
常州地区的水利在吴中地区处在非常关键的地位，西北地势较高的水系压向常州。通过常州地区再流入太湖或泄水入江。正如嘉靖二十四年巡抚按御史吕光洵巡视苏、松、常、镇水系，著为图册所提到的。"常州地势视苏松为高，然北枕大江，南控太湖，……盖亦百川之巨都也"。其实单锷《吴中水利书》早已指出："溧阳、宜歙诸水，自荆溪南至毗陵，一时暴涨，则吴松易于淹没"，而常州必首先遭灾，如由于清代吴中水利久未疏治，康熙19年，江南大水，常州首先被淹，田地农舍沉没，城市街道可以行舟。同时单书也指出："上自丹阳，下至无锡运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一十四渎，其中毗陵居其大半"。常州需要"纳西来之水而东吐之"。才能避免水患。明唐鹤徵总结常州水利也曾说：宋时东坝屡开，宜歙九阳之水建瓯而下又合溧阳金坛之流，宜兴有十年九潦之忧，故必疏百渎之水以泄上流之水入湖，疏三江（指松江、娄江、东江）以导太湖之水入海"，到明时"东坝永筑，则前谈可以勿论矣"。但事实上由于水利的时兴时废，以及太湖下游入海入江河道的阻塞，常州地区的水害尤为严重，"水坏圩田"的记载颇多。
讲常州地区水利，不光是排水泄洪，更重要的是灌溉的便利，就常州的灌排水利的需要而言，如《武阳合志》水利所说："合一郡而言，则梁溪、荆溪常苦劳，兰陵澄江常苦旱，合二邑而言，则武邑常苦旱，阳邑常苦劳。因为，武邑滨江地多高仰，阳湖滨湖地多卑下"，"故濒湖多苦潦，濒江多苦旱"。关键是"高者利在明其源，源明则旱涝有资，卑者利在悉其委……"，因此，常州地区水利着力点不仅要深浚港浦，高筑堤防以抗洪，还必须广置堰闸，多筑陂塘以防旱，即既要注重泄洪，又要重视水的调节储蓄。古代常州地区河网密布，港浦深浚，圩（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土堤）堰（以利灌溉的低矮拦水坝）闸（用以遏沙）众多，基本上做到蓄泄兼济，从而做到了"水利冠於他州"。
古代常州地区发达的水利事业是常州地区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繁荣的必要保证，但常州水利的反复兴废，告诉我们：过度的围垦造地，减少了常州作为"百川巨都"的泄洪能力，而植被破坏，泥沙流失，河道淤塞，下泄不畅，因而水利的兴盛并没有使水旱灾害减少，所以说，对水利而言，依据事实的治理对保护环境发展经济才是最有益，这对今天的水利工作仍有启发作用。
宋代常州地区的水利工程较多，这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作为"财赋甲于天下"的常州水利必受重视，但也与本地区盲目围垦所形成的水旱灾害频繁的恶性后果相关。《宋史·食货志》载："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宋代隆兴年间又仿照吴越国的措施"垦荒不加税"，"一寸之土，垦辟无遗"，随着过度的垦荒，森林植被等遭到破坏，尽成松土，一遇大雨，泥沙俱失，造成河道淤断，堰闸壅塞；到南宋，随中原士民流寓东南的增加，更是"竭泽而田"，顾炎武《日知录·治地》中说，"宋政和后围湖占田，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如古阳湖邑多湖沼，上湖（芙蓉湖）、阳湖、宋剑湖等本是重要的泄洪区，大规模的围湖造田，造成泄洪区面积变小，所以盲目的围垦反而造成水灾日趋严重，"是以三春霖雨，则苏、松、嘉、湖、常、秀，皆忧弥漫"。如常州地区所属最大的圩--芙蓉圩，宋元佑时"已治为田"，但数百年来一直是"时田时湖"，并没有成为良田，一直到明初永乐时，"筑上坝以截来源，继筑五坝则上游道阻，而湖尽为田"，到明代隆庆天启时，常州大守欧阳东风"坚筑内外堤障始称完善"。
为了保住"三吴之地"这块封建国家的税粮重地，统治者重视并兴修水利是必然的。宋景佑初，苏州太守范仲淹提出浚河、置闸、遏沙的治水主张，提出"围田法"；王安石变法时，专颁《农田利害条约》，鼓励议修水利，产生许多水利学家和治水专著，太仓人郏亶提出"蓄泄兼论，整体治理"，著《吴门水利书》，宜兴人单锷主张通盘治理，从全局出发，采用疏导的方法，著《吴中水利书》，其中单书首先指出，苏、常、湖三州"水害逾五十余年矣"，但其学说直到宋元时方广为流行，而到明清时愈显示出正确性和实用价值，不少人奉之为治理三吴水利的基本方针。
所以清代乡贤李兆洛认为：三吴水利"盛于宋，极于明，迨至国朝，则规制详矣，议论备矣"。王铭《常州武阳水利书》把单书的问世，看作是三国水利大兴的标志，邵长蘅《毗陵水利议》认为"吴中水利……数祖皆郏氏单锷诸书"。魏源《东南七郡水利略叙》说："杭、嘉、湖、苏、松、常、太七州之水，利害尤为切肤……所以有单锷，郏亶著书，海瑞、夏元吉兴役。"明永乐元年，三吴水溢，时户部尚书夏元吉奉旨治理吴中水利，按照单锷主张，疏浚了吴淞下游，吴江水门，宜兴百渎和常州孟渎等，明宣德时，巡抚周忱在宜兴以西筑鲁阳五堰（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余家堰），使芙蓉圩、黄天荡（射贵湖）"遂治为田"，治常州水利用"上疏下导"也是采用单说，万历时常州知府提出"蓄泄吐纳"治水方针，同样源于单的主张。明朝从洪武到嘉靖朝比较重视太湖流域水利，但此一时期，由于筑东坝拦水，常州洪峰减低，水利措施频率相应减少，嘉靖中期开始由于内外用兵，国空民穷，没有比较大规模兴修太湖流域水利，水灾变得频繁又严重。清朝康熙时又用置闸遏沙的主张，同时治水方法有了改变，各府县有权治水，疏通河道，因此清代常州地区的水利是小修小浚的次数较多，由国家主持的大规模水利事项则少见了。
常州地区的水利在吴中地区处在非常关键的地位，西北地势较高的水系压向常州。通过常州地区再流入太湖或泄水入江。正如嘉靖二十四年巡抚按御史吕光洵巡视苏、松、常、镇水系，著为图册所提到的。"常州地势视苏松为高，然北枕大江，南控太湖，……盖亦百川之巨都也"。其实单锷《吴中水利书》早已指出："溧阳、宜歙诸水，自荆溪南至毗陵，一时暴涨，则吴松易于淹没"，而常州必首先遭灾，如由于清代吴中水利久未疏治，康熙19年，江南大水，常州首先被淹，田地农舍沉没，城市街道可以行舟。同时单书也指出："上自丹阳，下至无锡运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一十四渎，其中毗陵居其大半"。常州需要"纳西来之水而东吐之"。才能避免水患。明唐鹤徵总结常州水利也曾说：宋时东坝屡开，宜歙九阳之水建瓯而下又合溧阳金坛之流，宜兴有十年九潦之忧，故必疏百渎之水以泄上流之水入湖，疏三江（指松江、娄江、东江）以导太湖之水入海"，到明时"东坝永筑，则前谈可以勿论矣"。但事实上由于水利的时兴时废，以及太湖下游入海入江河道的阻塞，常州地区的水害尤为严重，"水坏圩田"的记载颇多。
讲常州地区水利，不光是排水泄洪，更重要的是灌溉的便利，就常州的灌排水利的需要而言，如《武阳合志》水利所说："合一郡而言，则梁溪、荆溪常苦劳，兰陵澄江常苦旱，合二邑而言，则武邑常苦旱，阳邑常苦劳。因为，武邑滨江地多高仰，阳湖滨湖地多卑下"，"故濒湖多苦潦，濒江多苦旱"。关键是"高者利在明其源，源明则旱涝有资，卑者利在悉其委……"，因此，常州地区水利着力点不仅要深浚港浦，高筑堤防以抗洪，还必须广置堰闸，多筑陂塘以防旱，即既要注重泄洪，又要重视水的调节储蓄。古代常州地区河网密布，港浦深浚，圩（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土堤）堰（以利灌溉的低矮拦水坝）闸（用以遏沙）众多，基本上做到蓄泄兼济，从而做到了"水利冠於他州"。
古代常州地区发达的水利事业是常州地区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繁荣的必要保证，但常州水利的反复兴废，告诉我们：过度的围垦造地，减少了常州作为"百川巨都"的泄洪能力，而植被破坏，泥沙流失，河道淤塞，下泄不畅，因而水利的兴盛并没有使水旱灾害减少，所以说，对水利而言，依据事实的治理对保护环境发展经济才是最有益，这对今天的水利工作仍有启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