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考古学不管从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对所反映的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学还是文献史学，都坚持实证性，用材料证明观点；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对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这与文献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一致。所以，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又都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
二、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为寻找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6]。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7](PP.3-10)。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8](p．270)。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虽然当时它只为“证经补史”，只是服务于文献史学的一门工具，但毕竟是文献史学的研究危机诱发了它的产生和发展，从此中国考古学逐渐地走向成熟，与文献史学同为历史研究的左右翼。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大量历史记录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编史的倾向。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9]，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从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10]。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11](P.2)。正是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12]。通过考古学家们对实物资料的解释，全国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较为概略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史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
史前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除了传说材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史前史的重建完全依赖于史前考古学。考古发现已经使古史传说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史前史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13]。史前史的重建不仅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苏秉琦不仅为重建中国史前史提出了内容和时空框架，还从宏观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史前文化特征。张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14](PP.151-189)。
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15](pp.81-88)。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确认其为信史，考古学界对此多有努力。1959年，徐旭生依文献发现二里头遗址，此后学者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研究，并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邹衡以郑州出土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它们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构成青铜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就是刚刚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