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看一下同期的其他热门行业，当时主要的热门行业集中在通信行业和IT、互联网行业。通信产业方面，无线通信在欧洲、美国正是一路挺进3G的时候， 在中国刚刚开始打开2G，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以及加拿大北电如同耀眼的太阳。当时中国有一些技术的，比如中电科这个庞大的军工科技集团军奉中央政府 之命执行科技产业化策略，设立的企业就是给摩托罗拉在天津的组装厂提供零部件！（天津力神就是生产摩托罗拉配套的锂电池）。那么，进入诺基亚、摩托罗拉这 样的外企，当然钱途无量。一直到2006年——也就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即将遭遇苹果的迎头痛击走向深渊的前夜，进入摩托罗拉的本科毕业生起薪仍然在 9000元人民币。另一个热门的方向则是新设立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有的演变成了系统软件公司（如中国最早的风投设立的企业亚信），有的则变成了门户网 站（比如新浪）。一方面，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从中央政府和中央企业起开始进行世界罕见的大规模全面信息化改造，带来大量订单，另一方面，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人多钱傻，在那个时代就开始渲染的中国概念已经能让美国投资人疯狂（2010年冬的第四波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上市潮又启动了新一轮疯狂），十年回眸，翻开1999年的新浪第一份财报，里面的业务描述和财务数字可以让你捏一把汗。就是这两个原因，让亚信、新浪、中华网或者中关村的软件公司给本科毕业生开出的价码轻轻松松达到8000——相比于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移动（1999年中国移动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包括电信部门内部人员选 择也愿意留任中国电信）每个月给新毕业大学生千元出头的薪资（生动的例子可参见网络小说《再见理想》），难道不动心吗？

不过，这一批进入外 企的中国精英，往往进的是后台运营、支持和财务部门。因此，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往往大部分才华其实没有得到很多的锻炼，而是纳入了外企的巨大官僚机器。这 里稍微解释一下跨国企业的中国战略的演变，在90年代，跨国企业主要是“极上”和“极下”两个触角伸入中国，一个是代表处——谋求在中国做生意（无论是获 取前端的市场还是得到后端的生产合作）的合法资格，一个是生产基地——主要采取了收购中国既有企业或通过订单带动中国小企业为其进行非核心部件；接下来在 中国的生产基地或外包伙伴多了，就需要在一线城市设立运营中心和地方管理部门——这就是北大清华毕业生们去的地方。
再下来端出来的是外资或准外资券商（投资银行）——主要是美资和欧皮美骨的十大券商和中金公司，他们进的最晚，给的薪酬最高，从90年代末起的国企改制上 市发家的中金大概在2002年左右大规模进入北大经济院系学生的视野——因为它不可能老是靠招“经验型香港人才”来干活，得有些大陆子弟跑腿，那时流传的 “惊人高薪”是起步8000元，再加上种种“不可变成现金的福利”可达到2万元，相伴随的则是某新入行的兄弟“天天复印材料生了病耳朵差点聋了”的传说（朱老板为什么要请北大毕业生来干复印店伙计的活呢？浪费人才可见一斑）。
这个时候，一些科技公司也开始在中国设立研究院，但最开始并没有放太多希望在上面，主要定位还是储备力量和辅助力量——例如微软亚洲研究院（1998年，学术研究储备）和微软亚洲工程院（2003年，应用，主要目的是开发中国市场）。

世纪初到世纪末
时间继续往前演进，大约在2003年下半年，其他外资投行逐渐显露头角，同时中国本土形形色色、从轻到重的制造业快速崛起，科技中的硬件部分在东北、上海张江、北京、深圳、西安等地陆续发力后也开始抬头，到2005年之后本土新型品牌（除去较早就已经兴起的家电品牌）、本土渠道商（超市、家电卖场）也日益繁荣。那么宝洁这样的企业在自己的市场营销领域也将遭遇本土品牌的竞争，所以宝洁大概到2004年以后就慢慢的不怎么火了。而诺基亚、西门子、朗讯、摩托罗拉这些通信方面的企业在通信设备上则被泡沫后的漫长冬天所笼罩（手机部门靠着在2005年打败中国本土手机相对好一些），中国分部的待遇自然也停滞不前。
到2004-2006年，高盛和瑞银曲线进入中国后才打开了大门，但因为长期以来奉行高门槛“精英原则”（拿名牌高校生干数字体力活甚至文字体力活），而 且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到香港的亚洲分部或者北京办事处工作，所以招人极少（每家公司按个位数计算），可是因为薪资极高（按那时汇率折合近50万人民币），再 加上光华等院系的长期舆论导向，所以他们的宣讲会都变成人头攒动的盛会（当然，在美国也是如此），形成了中国一流高校内就业宣讲营销市场高度的不对称。
到2006年之后，科技类外企开始出现陆续将核心重点放在亚洲，充分挖掘中国智力资源的趋势，微软在2006年将属下诸院整合成微软亚太研发中心。谷歌中国也是在2006年才成立的。这暗示了一个重大性质上的转变。
2008年，手机领域的苹果**、设备领域华为中兴的群殴和金融危机的严冬，中关村软件公司竞争加剧，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让诺基亚、西门子、朗讯、摩托罗拉这些企业的手机部门败落了下来，更让也不可能给出21世纪初的高薪资 了。但是从北大清华的就业热来说，外企热仍然在延续，什么样的外企在中国活 得不 错呢？制造业领域主要是中国还无从置喙或者有中国国有部门大单的企业， 或本身在全球就属于后来赶超者的企业，前者以德国企业尤其是德国汽车企业 （大众、宝 马……）为代表（中国人越有钱买好车的越多），后者以韩国三星为 代表（它干掉的是日本企业）。

到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大量的跨国公司——半导体（如半导体之母应 用材料公司）、制药、高级机械（GE）开始真正争先恐后的将真正具有核 心实力 的研发基地搬到中国（尤其是西安、成都等城市），而且需要和中国同等企业进 行合资合作（如和南车合作）。事情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彻底性质变化。而这一 点 是不容易的——没有外在压力跨国企业绝对不会把真金白银落户到外国的土地 上）推动这一点实现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正是中国技术型企业（国有和民营） 的步 步紧逼，压得外国踹不过气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坚持“自主创新”的催 命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薪资方面，在经过1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03年、2005年之后的发展后，中国的 一线城市的月薪达到3000人民币以上，略有工作年限的达到8000 人民币以上，二 三线城市达到2000-5000人民币，农民工收入达到2000-5000人民币（高的如经验 建筑工5000以上，低的如保安 1000-1500），从绝对增长额来说的确是一个奇 迹。同期，以本币计量，美国的收入略有增长，日本的收入倒退20-30%，香港的 收入下降 30-40%。世界各地的薪资水平正在收敛。中国继续增长并反超，是可以 期待的。

证券行业
证券业是2003-2004年以后最热门的就业方向，直到最近仍然是最热门的方向（尽 管中资机构已经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外资），我就岔开一笔，略微对于中国 证券方 面的发展历程做个粗勒但力求完整的介绍。证券行业大概分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和 香港的资本市场，两地债券市场至少在前几年都不发达，因此基本可以认同为 股 票市场。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按照时间可以分为散户时代、大户时代（90年代早 中期）、庄家时代（90年代中后期）、券商时代（1999-2001年）、 基金时代 （2003-2008年）、私募与基金共存时代（2008年下半年到今），不同的时代决定 了哪个机构热门。值得书写的历史大概从庄家时代起，庄家 时代兴起于90年代早 中期各地放手财政一搏，套着“省国投”名目的官方庄家和草莽民间庄家相互厮 杀，亡于《财经》系的打黑行动（财经系的兴起与南方系的兴 起都是打黑，只不 过一个打经济黑，一个打贪污和黑社会）；券商时代兴起于99年股市复苏，在股 市高涨下为了引资而搞的代客理财业务，亡于在 2001-2005年的漫漫熊市中代客 理财带来的巨额亏蚀；基金时代兴起于《财经》和官方鼓吹的“机构投资者比个 人投资者更理性更专业”，“向美国模式看 齐”，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到过打击， 只是人员因为巨额暴利的吸引流向私募基金行业；而私募基金行业的兴起一方面 缘于中国法律在信托业务和合伙制企业方面的放 开，一方面缘于数年经济发展累 积的充盈资本的快速牟利需求，如何遭遇挫折？——也许创业板的大调整是一个 节点。
那么外资券商在这十几年的发展史中什么时候吃的饱什么时候开始饿肚子呢？外 资券商进入中国揽业务的兴盛时期大约在90年代末延续到2007年，2009年 之后又 进入了一个自己吃的还可以但是得开始分羹给中资机构的新时期。90年代末到 2007年这个兴盛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90年代末 到2002 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还在调整的相对低谷中徘徊，社会关注热点是原有国有机 构的“转型”，而外资券商的机会就在于巨型央企海外上市融资的机遇。 于是他 们和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香港物业评估机构等小伙伴们一起杀 进来，中国饭吃的相当不错，此时他们进一步的期望是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让 中国像香港那样变成他们垄断的天下；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方向立 即从90年代末的“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中求外”，变成“外资赶快抓住 中国 基本面带来的生意机会”的“外求中”，这时的“外求中”主要有上下两个层 面，第一层是中国的草根拼搏起来的中型乃至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典型的如 2002年上市的比亚迪，为什么外资能够吃到这口饭？因为2002-2005年中国经济腾 飞的时候正好是中国股市被“股权分置改革”、国内券商破产、“上 市公司盈利 能力不强”等话题困扰的焦头烂额的时候，证监会因为历史原因先天缺乏解决能 力的素质，一个《财经》系就能搅得国内舆论纷纷扬扬，中小企业没有办 法，只 能去香港乃至美国和英国融资，一个个都把业务送到了外资手上，另一层则是中 国的金融企业的改革和上市，也就是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这 个 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挣扎的银行 的资产迅速好转而且高速增长，另一件事情是外资纷纷入股银行成为“战略投资 者”，当然，事实证明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把中国的银行推成了全世界最大，且 质量还可以的银行阵容，而外资的“战略投资者”的唯一作用就是在金融危机后 套现 成了自身的救命稻草。我们一旦把这近十年的历史梳理下来，马上就能够理 解为什么外资券商在2003年之后开始大举进入北大清华招聘并在那几年形成那么 巨大 的声势——因为中国创造了真正的机会（非90年代那种单纯的国企改制机 会），同时国内的券商却自身难保；同样，我们一样可以理解为什么2008年之后 外资 券商以及中金都在中国业务上至少是相对的走下坡路：因为中金和外资最有 垄断力，获利最丰的央企改制上市随着大型银行上市的完成，大单机会少了，另 一方面， 外资券商在2004-2006年进入中国的努力费了半天周折，在总算有了一 两个突破后却因为带着傲慢的惯性而在业务上成果寥寥，同时，2006年起的活跃 的中国股市给大批中国企业特别是券商企业补充了弹药，而获得了居民大量储蓄 资金的中国基金们更认中资券商的服务。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外国金融势力除了 再忽 悠忽悠中投这样的机构，很难有基本面再牛下去。但是，他们在北大延续制 造的崇拜文化却还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