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与音乐的联系，是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另一重大贡献。如同画像中经常携带七弦琴的阿波罗一样，毕达哥拉斯也是个音乐家，他相信音乐有治疗的作用，可以用来安抚灵魂。当七弦琴在拨动时，会发出一种特殊的音调，毕达哥拉斯认识到，美妙清音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和数字有关。如果音乐这种最富抒情性的艺术形式能够简化为数字，或许世间的一切也都可以。
在毕达哥拉斯宇宙（一个他虚拟的世界）中，恒星、行星、月亮和太阳都被包含在一个巢状、同心和透明的天球内，根据宇宙的和声围绕地球旋转。这种和声，毕达哥拉斯称之为天体音乐。
从毕达哥拉斯的时代到现在，科学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运用推理和分析为具体和专业的问题提供充分确定的解决方案的理念保留了下来。不过，有两个方面使这个定义变得不那么严格。一是揭示了物质波状属性的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二是采用更为全面和整体视角的尝试，比如系统生物学。

好了，休息，休息一下~

3.《现在，魔鬼说了算？》－－从世纪末的恐怖主义现象谈起[张远山]
恐怖主义现象，是我近年来苦苦思索的诸文化问题中的一个思想死结，长久以来我一直没能理出什么头绪。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上帝死了”的直接结果。当劫机者、绑架者、定时炸齤弹放置者一次又一次向政府、富翁乃至善良而无辜的人们发出恫吓与命令，甚至常常一次又一次得逞的时候，我不得不在内心深处这样发问：－－现在，莫非魔鬼说了算？

[“上帝之死”－－“最后的”形上学事齤件？]
上帝之死，是一个形上学事齤件。作为一个形上学事齤件，它没有引起俗界（与宗教之圣界相对）的人们尤其是哲学界、思想界的足够重视，尼采之后的哲学家们仅仅把上帝之死当作宗教的蒙昧主义专制或假宗教之力实行神权统治的世俗专制主义彻底垮台的象征，而欢欣鼓舞地加以热烈的礼赞。
这在表层意义上几乎是对的，因为上帝理念确乎是世俗世界在人类观念世界中的一种不真实映象乃至幻象。科学知识的累进和人类了解自然的不断深入，确实使虚构的上帝理念无所遁形。然而千百年来的人类文化假象赋形地凝结于上帝理念之中的诸如正义、仁爱、宽容、平等、自由等种种正面的价值系统，也几乎随着这一“最后的”形上学事齤件在十九世纪末的告别演出而同时在形上学层面遭到消解，于是理论的报复就降临到二十世纪的人类头上来了。

[上帝死了，魔鬼也死了吗？]
悲惨的现实已经证明，“上帝”死后，“魔鬼”并没有死。魔鬼观念在神学中固然是作为与上帝理念的思维对称物而在文化史上出现的，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前科学时代（即巫术时代），上帝理念显示了对具有理性（即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能力）的人类的巨大的自我约束力，帮助人类的人格达到了超越个体小我的人性升华，因此，“上帝”理念在历史中曾经有过的积极作用，就是充当了童年时期的人类蹒跚学步的精神拐杖。
科学进步导致的上帝之死，无疑是一次伟大的人性解放。然而人类并不是上帝创造的特别高贵的特种生命，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正是具有理性的思维构型能力，然而人类还具有感性和非理性的生命能量，即语言理念无法彻底归约的本能，实际上这种本能力量比理性力量更本质。正是十九世纪上帝理念的消解，使人性中原本对称与平衡的“神－魔对峙”在二十世纪失去了对称和平衡，上帝理念的訇然倒塌使人类的魔性能量以极端放恣的方式决堤而出。这一切，几乎都被悲观的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本世纪初不幸而言中：“上帝死后，没有什么不可以干了”。
人类需要哲学形上学的伦理预设和文化律令，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人类漫长的生存斗争史中对其它动物的艰难的胜利，使人在本性上长期积淀了一种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比任何动物更加残忍的特性。这种建立在物种的自私本性和欲望无度之上的残忍，已被基督教“原罪论”、佛教“苦谛论”以及儒家“性恶论”所深刻洞见。

[科学能否提供心灵的安顿之所？]
科学虽然能够从逻辑上击败神学，证伪神学的基础，揭示上帝（人格神）理念的虚假，但科学却无法在逻辑上击败原本依附于上帝理念的所有人类精神价值，这些价值既无法证伪，也决不虚假。为这些价值做辩护的职责，只能由哲学形上学（仅有伦理训诫是不够的，这已由东方唯伦理世界观的长期历史实践所证明）来承担。
然而西方形上学在近代技术理性和操作主义的科学分类观念指导下，已逐步分解为美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专门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学究化和繁琐化，学术工业和论文工业生产的大量的包装精美、华而不实而貌似高深的学术废物使普通读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型知识分子）望而却步，失去了哲学形而上学原初的那种素朴性、平易性、泼辣性和直接性，这种思维方式与表述风格我们现在只能在孔子、苏格拉底乃至佛陀、耶稣等人的道德训诫中才能找到，然而两千多年前的伦理表述无论如何是无法让现代高科技社会中的人们安身立命的。
今天即使没有走向极端主义思维或恐怖主义行动的善良的人们，也处在心灵无所归依的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恍惚和灵魂焦虑状态，二十世纪末的人类普遍成了失魂落魄的人种。一旦心灵失调与失衡的人们在个人遭际的不幸和乃至幸运的突然降临的推动下，神的畸变就几乎不可避免。在哲学撤退的地方，科学不可能全面进入，更不可能在暂时进入的领域永久占领，因为科学与哲学在根本上是不同质的，在功能上也是不可通约的。因此，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倒不如实事求是地坦白承认，二十世纪依然是一个半巫术的时代。

[极端主义精神困境和恐怖主义非法行动]
当代恐怖主义现象，有个人的单干的恐怖主义者，也有集团的恐怖主义组织，但我认为恐怖主义只是结果，而非原因。因此无论个人或集团，一切恐怖主义者都是极端主义者；而一切极端主义者，在形上学层面上，都是传统的神学式的绝对主义者。而由于开放的健全的哲学形上学系统在本世纪的缺席，当代各种极端主义又分别源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弊端和精神困境。一旦个人和集团对这种弊端与困境作极端性理解，产生末世论恐惧，并且为了摆脱这种心理上真实而事实上虚幻的极端性困境，而诉诸恐怖性非常手段，就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大体说来，可分五组十种。

第四组，艺术领域的极端主义者和爱情领域的极端主义者。艺术上的极端主义者恐惧他无法驾驭的现代高科技产品，对高科技及其社会秩序的破坏构成他的“艺术”形式。这些艺术作品客观上传播了暴力和恐怖的精神病菌。并且，极端的艺术至上主义者，需要艺术作品从外部加以肯定；而极端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需要异性从外部加以肯定。这两类人都属于极端享乐主义者，他们寻求极度的身心刺激和顶峰体验，不惜生命代价，渴望灵肉的酣醉与迷狂。从身心的奴隶状态走向解放了的奴隶的身心大放纵。
第五组，旧宗教的新的狂热分子和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旧宗教的新的狂热分子在上帝死后为上帝的僵尸招魂，他本身的魔鬼性已经成为对上帝理念的极大讽刺；而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以复活的上帝自居，恰恰暴露出魔鬼般的傲慢，与旧宗教的各大教主的谦卑形成滑稽对比，更证明了上帝死后的现代造神运动远未结束。

另外，还有一些以“恐怖主义”面目出现的事齤件或现象，我觉得难以归纳.比如，出于传统的狭隘的正义感，因少数个人、团体、党派、阶级、国家对幸福资源的过度占有而导致的精神失衡（愤怒和疯狂）与复仇心理，而现代社会又不能提供正当合理的息怒、泄怒渠道，不得不诉诸非正当手段或极端方式，并且在极端行动结束后就自首或自戕。
又如某些采取了极端手段而实质并未走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行为，由于十九世纪的殖民齤主义暴行和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遗留的民族宿怨、历史欠债尚未了结，公道尚未讨还，全球一体化主流世界（基本上就是过去的殖民齤主义列强）的道歉没有足够的诚意和有效的补偿，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对漏网潜逃的纳粹战犯的追杀。我从感情上难以对他们进行理性挞伐。
总之，由极端主义思维方式导致的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正常生活的恶梦；恐怖主义组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毒瘤。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共同体，必须切实、郑重地对待这一现象，而哲学界、知识界、教育界尤其不能推卸道义上的责任。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需要怎样的哲学形上学？]
随着“上帝之死”，一切末世论、一切最后审判欲，都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况且，一切危险的、邪恶的魔性观念都可以纳入“终极关怀”这个思维黑洞，“终极”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思维模式上是内在一致的。上帝死后人类迫切需要建构的开放的形上学系统，恰巧是对这种极端性终极性的消毒，它必须建立在对人性和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充分了解之上，使全部人性的成分和历史的因素在开放的形上学系统（而非以各种终极为目标的神学形上学和传统的哲学形上学封闭体系）中，自由而有序地共存。
因此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形上学应该强调，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因为历史悲剧已经一再证明，任何急于事功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狂热，只能带来欲速不达的历史倒退和文化偏离。
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形上学还应该强调，并非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罗马。而十九世纪以来受科学万能思潮的影响，哲学领域的“主义”式思维方式除了皮相模仿科学外貌，骨子里还是以某一具有相对价值的独立观念上升为至上的绝对理念的神学思维模式。任何价值或观念的绝对化，甚至是科学价值科学观念的绝对化，都只能带来总体价值系统的失衡。
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形上学应该致力于调解由于文化、民族等历史原因造成的诸种差异，不是为了消弭或抹煞差异，而是为了人类共同体的宽容和解、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

好了，够长的了，下次再继续。。。走了~~~~~~~

《阴谋世界》——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是否真实[小丁]
阴谋世界是一种猜测，还是一种真实存在？历史逻辑所无法解释的一切，是否宣告历史的终结？
于是，我开始了对真实世界的第二次探索。主要线索有两条，一是基督教和历史。入教以后发现，教会鼓励信从，不提倡怀疑探索。如果基督教的核心内容相当于博士论文，教会讲的只是中学水平。要想搞清楚基督教的真义，只能独立摸索。从此入口延伸到西方历史，我惊讶的发现，在媒体和教科书之外还有那么丰富多彩的另类历史。第二条线索是现代政治的难解之谜。比如“9.11”，事实让我无法相信媒体，由此牵出更多疑案。这两条本来互不相交的平行线，随着探索的深入，奇迹般的联系起来，共同向我原本接受的西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
这些西方媒体很少提及的非主流观点，可以笼统的称之为阴谋论。它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质疑官方的说法。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总是回避与其正面交锋，表示不值一驳的轻蔑，或者干脆沉默。这不符合它标榜的新齤闻自由。如果阴谋论是无稽之谈，就应该用事实驳倒它，不应装聋作哑。到目前为止，由于西方主流媒体很少正面报道阴谋论，其传播很受限制。严肃的材料只能通过书籍和互联网传播，范围有限。中国已经与世界融合在一起，只从教科书和媒体宣传了解西方是很肤浅的，这种肤浅的认识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即使阴谋论有不少错误，它的存在本身也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值得了解。

[一美元]
面值一美元的纸币是美国老百姓使用最多的美元单位，但是很少人留意它的图案设计。在其背面的左测，有个圆圈。一美元纸币上的图案设计有很多门道，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只讲这个圆圈里的内容。这个奇怪的圆圈图案并不是专为一美元设计的，它是美国的国玺国案：在圆圈中部是一个未封顶的金字塔，尖顶部分悬在上空与其分离，上面有一个眼睛，叫“洞察万物之眼”。金字塔上方的拉丁文是“他（上帝？）赞成这个事业”，下方也是拉丁文，意为“新时代新秩序”。合起来的意思是“他（上帝？）赞成我们建立时代新秩序的事业”，也有人翻译为“他（上帝？）宣告时代新秩序的到来”。按照正统观点，这两句话可以理解为“上帝支持美国独立开创的新时代”。
然而，上文中的“他”并没有直接出现，只是从第三人称动词推展导出来的。这个“他”究竟是不是上帝，我们难以判断。另外，“时代”与“世界”在某些场合意思相近，所以阴谋论认为一美元纸币上的“新时代秩序”与后面我们要讲的老布什总统所说的“世界新秩序”是一回事。“时代”这个词还有世俗的意思，就是非宗教化。所以，那上下两组词也可以翻译为“他支持世俗化的新秩序”。

从表现上看，世俗化的解释似乎与“他”代表上帝的意思不符，同时也跟印在该纸币中心的“我们相信上帝”这句话相矛盾。然而，这里所指的上帝未必是基督教的上帝，可以是伊斯兰教的安拉，也可以是古埃及的太阳神，或古巴比伦神。共济会所说的上帝是指宇宙的建筑师，不是专指耶酥基督或耶和华。未封顶的金字塔和“洞察万物之眼”，既与美国历史沾不上边，更与基督教传统不符。事实上这些都与异教文化有关，是共济会常用的标记。据传说共济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金字塔的建造，其信仰也与异教有密切联系。共济会的一个主要目标，至少在基督徒看来，就是使世界世俗化，排除基督教。
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解释太牵强。请再看一个巧合，如果把上面提到的金字塔上下两句拉丁文的头尾四个字母和下面那句话中间的字母连接在一起，正好就是英文词MASON，即“共济会员”。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这五个字母连接在一起，就会看到一个倒立的五角星，而在传统上倒五角星被基督教史学家认为是黑暗邪恶势力的代表。除这个倒五角星外，如果我们把金字塔上面包含“洞察万物之眼”的三角形与组成MASON的五个字母连起来，就会得到一个正六角形，即代表犹太人的大卫之星。在犹太民族受压迫受排挤的年代，在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国玺上出现这个符号似乎不可思议。当然，拒绝阴谋论的人会说这些都是牵强附会和巧合，或许如此，但我们不应当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尤其当巧合太多的时候。

继续观察这个小圆圈。根据阴谋论的说法，这个圆圈图案不仅与共济会有关，还牵涉到另一个与其相关的组织，光明会。圆圈里的金字塔共有13层，底层印着一组拉丁文数字，1776.表面上的解释很简单，13代表合众国独立时的13个州，1776代表美国建国的年份。可是金字塔和圆圈里的内容却与美国独立并无关联，与号称美国立国之本的基督教更是不相称，有点不伦不类。13在基督教文化里是不吉利的数字，比如背叛耶酥的犹大是第十三个门徒。按史学界流行的说法，13对光明会来说却是个吉利数，这个数字的历史渊源比光明会和美国独立要长得多。巧合的是，光明会也创建于1776年，其目的是推翻各国贵族和教会的统治，建立世界政府。阴谋论认为，共济会已被光明会渗透和控制。
这个国玺国案早在美国建国后不久就设计好了，设计委员里有几个共济会会员，包括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委员会否决了几个国玺方案，包括富兰克林自己的设计。英国历史学家尼可拉斯.哈格在他的《美国建国秘密》一书中提出，国玺国案原来是光明会创建人德国人亚当.维斯豪普特为他创建的光明会设计的。富兰克林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作为驻法大使在巴黎接触了光明会，然后把这个图案介绍给美国国玺设计委员会，最后获得通过。如果这样，国案上的“时代新秩序”确实应该与光明会所要建立的世界政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