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1）
本人35年10月13日生于吉林省敦化县哈尔巴岭乡二合村，从小家庭就十分的贫困，靠着父亲给人家扛活，维持一家的生计。本人虚算5岁，刚刚能记事时，小妹妹得了一种不知什么怪病，折磨好多时日，一命呜呼！她终算解脱了，可全家人，尤其是妈妈，整天魂不守舍的想念她⋯。
不久伯母也得了急病身亡，已经身心疲惫的母亲，把伯母抛下的尚在吃奶的第二个儿子接过来抚养。万没料到个把月后这孩子也病死了。
接着是母亲高烧不退，卧床不起⋯。病中，父亲捉几只青蛙给她做顿肉汤吃⋯她，我的妈妈，终于走到了人生的之路的尽头，仅虚21岁时便弃我们父子二人而去！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袁中华。

（2）
母亲走了，家也散了。父亲将我寄托到二姨妈家，便远走他乡当长工去了。
当年二姨家有个小我1岁的弟弟，好像还有老人，二姨经常是照料里屋几个人吃饭的同时，陪我在外屋锅台上吃。虽然是同样的饭菜，却总觉得自己是被人另眼相待，卑微之感时时袭来，也曾喑自掉过一些想妈的泪珠⋯
二姨对我比对她的孩子还亲，可以说是疼爱有加，但不知为什么，常常看到二姨落泪、无语。尽管不是白吃白喝（父亲要出费用的），二姨父对我也很好，但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约一年以后父亲把我接到他当长工那家去住，我与父亲住在一长桶房子的炕稍，此屋专供20来名长工住宿。每天两顿饭，都是父亲从伙房打来，送给我吃（有时伙计们也帮忙打饭）。
长工是一些起早贪黒的人们，农忙时节，他们常常二半夜才收工，我一人摸黑呆在长桶屋内，心惊肉跳不能入睡⋯
更悲惨的是，有一次父亲被鬼子抓去做临时「勤劳奉士」，任务是往山上背「给养」（鬼子的吃喝用品），山高、坡陡、路滑，到半山腰处实在走不动了，落在后面。鬼子以为他要逃跑，拳打脚踢还不算，竟然轮起枪把子打的父亲死去活来。父亲受刑不过，再三要求鬼子「扣」（枪毙）了他！鬼子一看人快不行了，便弃他而去，父亲遭了一夜罪，总算回到长工住处，怀里还揣几块他没舍得吃的饼干给我，他病在床上好几天⋯头上落个伤疤，总算逃过一劫！
鬼子进村，很类似当年父亲为鬼子背给养，贴在此处。

（4）
一天，我家房后演驴皮影，我们爷俩爬后窗看，看着看着，父亲爹一声妈一声的叫了起来，一问方知，是肚子疼，疼的满头冒汗。这让我们无措手不及，无计施。只有忍耐，直到把父亲折磨得筋疲力尽，才渐渐缓解⋯终于挺过来了。但那种孤立无援、无可奈何的感受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是43年，大姨来信，已给父亲找一份看谷草场的工作（我后来读水浒传时，总把林冲看护的草料场想像成父亲看过的谷草场）。
父亲收拾了两个包，扛着行李，领着我登上了我第一次乘坐的火车，不知坐了多久，在一个晚上，迷迷糊糊到了沈家站。
从此住在大姨家，生活也比较稳定，大姨家已有两个男孩，轮岁数，我居中间，我们关系不错，从未吵过嘴、更没打过架。
在大姨家令我记忆较深刻的好事儿多多，如秋初的一天，她买来许多心形小西红柿，洗净之后，居然沾白糖吃，好吃极了。香瓜上市，用不了几天就能吃上一顿⋯。
不久老姨也出阁了，嫁到离家八里之外的三家村，此时姥姥似乎无任何牵挂了，毅然决定出家为尼。
「八、一五」光复后，新中国尚未成立，但反对迷信风声很紧，疯传要给姥姥她们找人嫁了⋯。于是庵中人将房点着企图自焚归天。
姥姥是其中最幸运者，竟然在烟火中爬了出来，但房已化为灰烬，只得投奔女儿们家。


。

（5）
44年春，我毛10岁入伪满村小，学校有「初级」4年和「优级」2年。 它们分别相当于解放初期的初小与高小。
学校校长是中国人，副校长是日本人，但校长有职无权，反而是副校长握有实权。
那时称日语为「国语」，称汉语为「满语」，一入学就开始学日语。日语老师每节课都要叫几个学生背课文，背不下来，罚站、罚跪、打手板是常事。
有一次我背的不好，立马令我到室外面壁下跪一节课，弄的一个年龄大，个头高的我，在全班丢了大面子，几天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次，记不清为啥，挨了两手板，回家才知道，老师用破板子打的，手心有好几个木刺，用针把手挑出血了，才清除那些木刺儿⋯
有的同学更惨，老师当着全班学生面，命令学生伸出左手，举起手扳用力抽打，多数挨打的学生都在伸出手后，头扭到后边不敢正视，疼痛也不准哭一声、喊一句！
每天早晨上课前有「朝会」，其大体内容是：
（1）升旗。满洲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
（2）念国民训。「⋯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唯神之道⋯实现建国理想，迈进于大东亚共荣之达成⋯」之类
（3）遥拜皇帝溥义。有人喊「西答理米给西答理」（日语音，可能是面向西南之意？），全体学生转身面向“新京”（长春）方向「遥拜」，行鞠躬礼。
⋯⋯⋯。
当年， 我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直到 45年「8、15」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附「日伪农村小学」

（6）
夏天，学校规定学生在家吃过中午饭后必须午睡。我根本无午睡的习惯，饭后，便到大街上走走，被几个优一、优二（五、六年级）的学生（受学校委派）逮个正着，不容分说帯到学校，打了二、三下手板。
44年夏季的一天，到了放中午学的时侯，突然把全校学生召集到操场站队，当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全体向后转，面向太阳，仰起头来看太阳，老师们在队列中来回巡视，不准闭眼。不久便有了哭声，老师便准他离校回家，过一会儿我也受不了啦，哭出了声，流出了眼泪，过来个老师让我走开。
我回家吃完饭，到校一看，优一、优二学生大部分还在晒着，原来他们是看着巡逻的老师，来到跟前睁一下眼，走过去立即闭上⋯
后才知道这次全校被晒，是因为堂仪（工友）摇铃摇晚了，优级生听到铃声便大喊大叫，副校长对此非常不满，便出了这么个损招，惩罚全校学生，害得老师们也不能按时吃午饭。
正午的夏天，烈日当空，站在操场都难以忍受，还要仰脖睁眼看太阳，置学生健康于不顾。引起了家长们的极大愤怒，但谁敢公开说个不字，只得忍气吞声！高年级学生不用说，是骂个没完，低年级的也是「爹、妈、奶奶」的不断，但也都是背后出出气而已。
还有一次也是优级生因走步不合要求，老师让学生站成两行面对面，互相搧嘴巴子，美其曰：「协和耳光」！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有一次村东南的秦家窝铺，一农民到后站办事，抄近道从学校东南跳过校壕，刚到操场，便被抓起来搧了一顿耳光⋯。
唉，我们中国人哪！


忘了把沈家站贴上了，从它南行500米左右就是我当年的家。

画一张我当年住的西沈村的平面示意图，对于了解本人说的事儿，可能有帮助。
A__44年春住处；B__44年春到47年春住处；C__47年以后住处。

（7）因为是初次上学，没见过世面，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的我来说，一方面认为学校就是这个「办法」，另一方面觉得，日伪小学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它教我们识字、查数了吧？记得44年冬，学校组织学生打围（也即打猎），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一根木棒，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把父亲锄头的锄勾、锄板拆下，便成了一根不错的木棒。一天早晨，全校6个年级（每年级仅1个班）的学生，在操场集合，然后是各年级排成单行，高年级在前低年级在后，浩浩荡荡向滨北线铁路北出发，半尺多厚的大雪覆盖着大地，走起路来有些费劲。见到坟茔地（有钱人家，在自己地里圈出一块地，四周种植树木，做为家族墓地，一般取其姓叫什么：厐家坟儿、宋家坟儿⋯等）。全校学生围成一个大圈，悄没声的逐渐收拢，直到相邻学生靠得很近时，老师才派几个学生到包围圈里打鼓、吹号，全体学生呼哇乱叫。不一会，只见几只兔子慌慌张张的四下乱跑⋯多或安全或帯伤逃出包围圏，少数毙命。那一天，围了4、5个坟茔，打住7、8条兔子⋯断了10多个锄杠⋯直到11点多的票车（当地称客车为票车，可能是因坐它须买票之意）开过来好久才下令就地解散回家（当年农村，没有几家有钟表的，中午11点多有个开往北安的客车，于是都以它作为午休的标准）今天这种所谓打围活动是被禁止的，但听说野兔也都不在了。45年春，学校组织远足（远足一词请点击：http://baike.baidu.com/view/91230.htmpid=baike.box査阅），到步行20多里路老山头去，家长连根麻花都不舍得给买一条，只得揣（家中也无饭盒）两个苞米面大饼子和几根萝卜条咸菜⋯兴致勃勃的出发了，走不到一半低年级学生便有不少叫苦连天，总喊走不动了。歇了好一阵子竟有不少哭的⋯学校决定只领着优一、优二两个年级继续直奔老山头。我们便向后转了。当天我的同桌庞三爷（800多垧地的大地主的掌柜的）的孙子庞敏同学，用饭盒带了不少大黄米面的粘豆包，给了我两个，他家豆包是给长工吃的，大豆馅儿的，个头不亚于小孩拳头。（平时上学他也经常帯点好吃的，如尖饼、粘弚饼子、切弚等给我）。那个年月穷人家平常是吃不到粘豆包的，只有过年前后才能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