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无的内部防线:流动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看顾更缺失
万宁一案中,许多受害者的家庭其实是外来移民,亲子关系失调;其余的七起案件中有五起发生在乡镇乃至村里的学校。而在这八起案件中,有的是女儿向父母报告了问题,父母却不相信或者忽视了,结果导致侵害持续了非常久。有的则是,父母观察到子女不对劲,经过反复做工作才获取事实真相。可见家庭这道防线有多重要。
往往,由于资源匮乏、监管疏远等原因,在乡村和城乡结合部更容易发生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留守儿童。他们往往因为缺乏父母家人的照料而成为施害人眼里的“肥肉”。这个数量非常庞大。5月初,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的留守儿童和跟随父母进城的“打工子弟”加起来快一亿。对于虐童而言,贫穷、家庭失和等因素也往往让这些家庭成为虐童事件高危区。
事实上,多数虐童事件的施害人都是家庭内部成员。尽管侵害儿童的事件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和家庭,然而确实有“高危群体”的存在,“不幸”降临在“高危群体”中的可能性更大。这就需要干预和救济,而在其它国家和地区,政府干预一般是以为这些“高危群体”提供亲职教育帮助为主。

倘若明白做父母也是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弱势群体更需要这方面的指导帮助——
2010年的今日话题儿童节专题《保护儿童 先戳破父母谎言》非常透彻地分析了为什么父母在保护儿童方面并不可靠,还往往在不恰当地伤害孩子。父母并不是天生就懂得如何教导孩子。比如如何给孩子恰当地性教育,让孩子有自我防范意识,这些都并不是做了父母就会具备的。有些父母往往不知道如何开口,有些则完全没有开口意识。在万宁案中,父母的疏忽大意就显而易见。所谓的学习也不是看看报纸那么简单,而需要专业、系统,需要“方法论”。而家长学习成为父母的能力,就叫作“亲职教育”,亲是双亲,职则是职责。也就是说,该如何担负父母的职责的教育。我国台湾地区的权威统计是,包括性侵犯在内的所有儿童少年保护案件中,有77%的施害者都是父母或者养父母,而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亲职教育的缺失。
所以在很多的案件中,法官还会判决父母接受强制性的亲职教育。在社会转型期,向父母,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父母提供亲职教育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年轻人纷纷转往都市发展,传统大家庭逐渐式微,小家庭数目日益增加。家庭模式的转变,让父母们更加无所适从,需要更新和学习教育孩子的知识。09年,东北师范大学曾经有个调查,结果发现,家长所掌握的家庭教育知识来自各类渠道的比重依次如下:电视(69.8%)、图书(58.7%)、同龄人聊天(46.7%)、报纸(42.5%)、长辈(38.5%)、讲座(20.5%)。可见对很多人而言,获取亲职教育知识的专业渠道有多匮乏。
普通人尚且如此,在家庭模式的转变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往往相较于其它群体更为迷茫,因为他们往往学识有限、资源有限,也很难找到渠道去了解和学习这些知识。在我国台湾地区,就因为社会转型中家庭发展的需求,在二十多年前开始就在各地成立专门的“亲职教育服务中心”,后来更是出台了相应的“家庭教育法”,“政府”有专门的部门和预算来做此事。而有关的机构有一套评估“高危家庭”的标准,一旦发现属于此列,就会有社工介入,帮助这个弱势家庭。

我国香港天水围地区的例子更具代表性,这里深受贫穷、失业等因素的困扰,而区内就业机会有限,如果跨区就业的话又会影响对子女的教育。结果调查显示,这里的居民有七成的“亲职压力”都过高,而在各种困境之下,半数以上的人都暴力对待过孩子。所以,香港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都很关心这个地方的亲职教育问题,采取了不少措施,学者还建议这里的幼儿园开展幼儿园驻校社工和服务家庭等服务。
倘若能够让父母受到足够的亲职教育,了解和实践用恰当的方式去保护孩子,无疑就筑起了最为稳固的一道内部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