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曾经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也可以说是名流千古的人才。

第一，35人这一数字可靠否？如何界定是不是法律专家？十五年抗战时期也有很多赴日留学的国人，那35人里有没有沦陷区的国人赴日学习的呢？
第二，汉语的法律名词，有一些是借用日文汉字词汇，有一些就是中国历史上固有的，近代导入日文汉字词汇是一种文化回流现象，【翻译】这个说法不确切，中日之间的文化现象仅仅用【翻译】两个字来说，未免简单化。
第三，与其说近代日本是中国的老师，不如说近代日本是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个跳板，中国→日本→西方，很多赴日留学的国人都带有复杂的心理，他们对日本绝对不丹丹是一种崇敬。在研究日本法学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不能忽视西方法学对日本的影响，毕竟日本也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全力学习西方，日本的近代法律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现学现用，逐渐成熟】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把日本法学树立为一种【高大上】的标杆是不客观的。不客观的根源就在于只看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辉煌的经济成绩，而对日本产生的一种崇拜心理，对日本过大化评价。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学术研究，就需要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近代中日法律影响关系，横向视角：中国→日本→西方，纵向视角：【大化改新】以来的相互影响因素。日本翻译了哪些西方法律文献，在此基础上的日式改造，这个首先要搞清。中国留日学生又学习了哪些翻译成日文的西方法律著作？
法律方面我是门外汉，但是我可以提出思考方式上的意见。要有广度和深度的去看待中日的法律影响关系，否则就会显得狭隘。

首先我来回答您关于汪精卫的问题：一个汪精卫是否就能够全盘否定留日学生对于近代中国的贡献呢？此类观点的荒谬之处不言而喻。事实上，民国时期的留日学生中涌现出了很多具有杰出才能的爱国人士。法律界诸如北大教授蔡枢衡先生、民法专家史尚宽先生等，在其他学科领域的诸如民族魂鲁迅先生、数学大师苏步青先生等，都是民国时代爱国人士的中坚力量。虽然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但他们依然能够抱着学习的态度赴日留学，为国为民，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难道能够因为出现汪精卫之流就全盘否定吗？按照您的逻辑，难道中国人出过汉奸，所以中国人都是汉奸？？？答案不言自明。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所谓法学家，必然是在民国时代在法学上具有较高造诣，留学归国后在大学中从事法学教学、研究的学者们。民国法学界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美名，当然，其他大学中也不乏法学研究的佼佼者，例如北大刑法学教授蔡枢衡先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专著《中国刑法史》至今仍是刑法学者的必读书目。我上述所列举的78位法学家，都是民国时代的杰出学者。我推荐您去阅读国内法史学专家何勤华教授的《中国法学史》（第三卷），这是国内目前对于中国法学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民国部分清楚详细地列举了那个时代所有知名的法学学者。
第二，我们决不否认日本同样是受到西方法制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我所强调的是我们应当知道日本法学对中国的影响，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现在日本法学都在影响中国，中国也在吸收、借鉴日本法学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实在看不出我的论述中哪一点是在崇拜日本，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事实才能有助。
第三，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确有一些类似于现代法学的专有名词，但其中的意义与现代法学用语中的词汇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近代法学的确立是一种派生性的学术，是通过翻译国外著作、引进国外的制度才得以建立起来的。例如留日学生萨孟武翻译的惠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李鹤鸣翻译的惠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都是较早进入国内的外国著作，对近代法学理论的构建影响深远。
我想强调的是，学术研究应当尊重事实，有什么说什么，探究日本法学影响只为了给中国法治建设借鉴经验教训，这和是否崇拜日本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这个书我找时间看看，毕竟是商务印书馆出的，谢谢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