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突厥全面入侵
　　唐军在马邑前哨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事情远未结束，突厥很快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入侵。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七月“癸未（初九日），突厥寇原州；乙酉（十一日），寇朔州。李高迁为虏所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将兵救之。……八月，甲辰（初一日），……又寇马邑”。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七月初九日，突厥入寇原州，七月十一日，突厥入寇朔州，八月初一日，突厥又寇马邑，原州属关内道，详见附图2，朔州属河东道，详见附图1。
　　突厥入寇原州，并未记载起因，笔者认为，可能与梁师都的引导有关，五六月间，梁师都2次引导突厥入寇关内道州县，则此次入寇原州，可能也是梁师都的主意，但是史料无载，因此这只是推测。
　　突厥入寇朔州，则还是因为马邑的问题。
　　这里又要提到那个“初字段”，“初字段”的第二句，“颉利可汗怒，大发兵攻马邑。高迁惧，帅所部二千人斩关宵遁，虏邀之，失亡者半”，这段记载应该与上文引用的七月“乙酉（十一日），寇朔州。李高迁为虏所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将兵救之”是同一件事。
　　此外，“初字段”第3句记载到：
　　颉利自帅众攻城，满政出兵御之，或一日战十馀合。上命行军总管刘世让救之，至松子岭，不敢进，还保崞城。
　　上文已进行了分析，“初字段”的高满政击破突厥万余骑的记载，对应七月初二日的腊河谷之战；颉利大发兵击败李高迁的记载，对应七月十一日突厥寇朔州。
　　那么，接下来的“颉利自帅众攻城”这一段，对应到哪个时间点呢？岑仲勉先生未再进行分析，认为，可以留在“初字段”。

笔者认为，根据“初字段”的记载，唐朝在李高迁兵败后，命令行军总管刘世让增援马邑，注意根据上文的分析，同样在李高迁兵败后，唐朝也命令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进行救援。这2位总管的先后顺序如何呢？
　　考虑到刘世让当时就驻守在距离马邑很近的崞城，而史料未记载尉迟敬德当时在河东道北部地区担任地方官职，两唐书尉迟敬德传均记载尉迟敬德当时的官职是秦王府左二副护军，则尉迟敬德距离马邑应该相对较远。
　　按照一般情况，马邑受困，唐朝自然首先会想到让其附近的军队增援，因此，笔者判断，刘世让增援马邑，可能在尉迟敬德之前，至少是同时。既然《资治通鉴》将尉迟敬德一事附在七月十一日突厥寇朔州的后面，则刘世让一事，似乎也可以附在后面。
　　但是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资治通鉴》下面接着记载，“八月，甲辰（初一日），……又寇马邑”，这个“又寇马邑”，是否就是“初字段”里的“颉利自帅众攻城”呢？如果是，那么，刘世让增援马邑发生在颉利自帅众攻城以后，亦即是在八月初一日以后。笔者无法对此作出明确界定，姑且存疑，也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此外，在此补充《新唐书》的一条史料，《新唐书》突厥传有“俄又破代地一屯”的记载，该记载位于李世民与李建成奉命出镇（七月二十五日）以后，突厥袭击渭州（八月三十日）以前，笔者亦不能确定其具体时间，但是考虑到上文提到刘世让“还保崞城”，这个“保”字，似乎一定程度上说明突厥对刘世让崞城所在的代州，可能有一定的进攻行动。因此，笔者将其暂且附在此处。代地交战，突厥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袭破唐军一屯，但是具体战况不详。

把上面的几段记载结合在一起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马邑交战的整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颉利可汗在得知突厥军队于腊河谷战败以后，大怒，派出更多的军队于七月十一日再次进攻朔州马邑，李高迁因害怕突厥，率领所部二千人连夜逃走，结果遭到突厥军队截击，损兵一半。突厥击败李高迁以后，颉利亲自统帅大军攻城，高满政非常英勇，出兵抵御，有时一天交战十多次。
　　唐朝方面得报后，开始安排增援。由于刘世让驻屯代州崞城，距离高满政的马邑较近，因此，唐朝任命其为行军总管，让他增援马邑，但是，突厥很可能对代州也有进攻行动，刘世让走到松子岭的时候，不敢继续前进，退兵守卫崞城。另外，唐朝还任命尉迟敬德为行军总管，前往马邑增援。
　　关于尉迟敬德增援一事，由于该事件两唐书尉迟敬德传均未记载，因此，根据岑先生的观点，尉迟敬德是否成行，有无功绩，均不可考。
　　关于刘世让，细读两唐书刘世让传可以发现，刘世让并非平庸之辈，也算是有勇有谋，他都不敢增援，说明当时攻打马邑的突厥军队是比较多的，战况是很激烈的。
　　关于李高迁，笔者再补充几句。据《旧唐书》列传7记载，“俄而贼兵甚盛，高迁乃斩关宵遁，其将士皆没，竟坐除名徙边”。《新唐书》列传13记载与此基本相同。
　　依据《旧唐书》的记载，李高迁是全军覆没，这与《资治通鉴》“失亡者半”的记载不同，笔者未审孰是，并存于此。由于李高迁的失利，唐朝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处罚，“坐除名徙边”，注意李高迁可是当年太原首义的功臣，竟遭到如此严惩，可见李渊当时的愤怒。当然，考虑到李高迁当年的“佐命功”，唐朝后来又重新授予李高迁一定的官职，但那已是后话了。

（三）李世民与李建成出兵备突厥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七月，“己亥（二十五日），遣太子将兵屯北边，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备突厥”。
　　突厥七月间入寇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因此，唐朝派出李世民与李建成分路备御突厥。
　　李世民出屯并州，这个很明显，是应对进攻马邑的突厥军队的。并州即附图1中的太原府，属河东道。
　　李建成出屯北边，则是应对进攻原州的突厥军队。对此，胡三省注释道，“备原州之寇”。
　　笔者对“北边”补充一些资料加以注释。
　　据《全唐文》卷2“令太子建成统军诏”记载，“稽胡部类，居近北边”，而《资治通鉴》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记载，“长逊久居丰州，……会太子建成北伐稽胡，长逊帅所部会之”。
　　综合上述2条史料来看，稽胡居住在唐朝“北边”附近，李建成北伐稽胡，继而与久居丰州的张长逊汇合。丰州在附图2中可以看到，就位于关内道的北端。
　　因此，李建成出屯的“北边”，应该就在关内道，应对的是入寇原州的突厥军队。
　　对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联想一下，后来唐朝设置的朔方节度使，其治所就在关内道北部的灵州，而“朔方”，北方是也，其含义与这里的“北边”都是相通的。

行文至此，笔者简单分析一下李世民与李建成各自面对的情况。
　　先说李世民。
　　据《资治通鉴》“初字段”记载，突厥在马邑击败李高迁以后，“颉利自帅众攻城，满政出兵御之”。这里的攻城，自然是指马邑城。
　　可见，颉利可汗当时在河东道的马邑，同时考虑到“颉利可汗怒，大发兵攻马邑”、以及刘世让这样的勇将都不敢前往马邑增援的情况，围攻马邑的突厥军队规模是比较庞大的，而马邑属于李世民的防区。
　　这里说明一下，《旧唐书》高祖本纪对此有不尽相同的记载，“（武德六年）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该记载在肯定颉利在朔州的同时，将李世民和李建成均放到了并州。
　　笔者认为该记载有误。除上文已引用的《资治通鉴》的记载外，我们来看看其他史书的记载：
　　《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六年七月）己亥，皇太子屯于北边，秦王世民屯于并州，以备突厥。
　　《新唐书》突厥传：帝遣太子建成复屯北边、秦王屯并州备虏，久乃罢。
　　《册府元龟》卷259：（武德）六年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建成帅师屯北边。
　　可见多部史料均记载李建成是在“北边”，而不是并州。
　　再说李建成。
　　李建成面对的突厥军队，史料未记载其具体数量，笔者会在分析完突厥入侵过程后，对入侵关内道的突厥军队的大致规模做个推断。
　　为便于大家理解，特做表简单总结如下：

（四）突厥入寇战况
　　本部分对并州和北边两个方向的战事分别介绍，每一方向再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顺序介绍。
　　1、并州方向——突厥再寇马邑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八月，甲辰（初一日），突厥寇真州，又寇马邑”。
　　寇真州下文再谈，至于寇马邑的具体战况，笔者在上面已经分析了，这里不再多说。只提一句，面对突厥围攻马邑，作为并州方向主将的李世民，是否有什么作为？笔者似乎没有找到，原因将在下文分析。
　　2、北边方向——突厥寇真州、原州、渭州
　　据《资治通鉴》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记载：
　　八月，甲辰（初一日），突厥寇真州。
　　（八月）己未（十六日），突厥寇原州。
　　（八月）辛未（二十八日），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镇；癸酉（三十日），又寇渭州。
　　下面先对上述地望进行考证。
　　真州：
　　胡三省对此注释道，“旧志，武德二年，置绥州总管府，管云、银、真等十一州。真州盖置于银州真乡县也”。岑仲勉先生对此未提出明确异议。真乡在附图2银州可以看到。
　　原州善和镇：
　　据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58平凉府镇原县记载，“隋大业初，置秋谷县于此，寻改曰临泾”，“善和镇在（镇原）县西南。唐武德六年，突厥陷原州善和镇”。临泾县在附图2泾州可以看到。
　　渭州：
　　据《旧唐书》志20陇右道记载，“渭州下，隋陇西郡。武德元年，置渭州”。附图2的右边偏下的位置可以看到渭州。
　　从上述各州县的位置来看，突厥这次入寇关内道的军队，战线铺的很广，银州真乡、原州、泾州临泾附近、渭州，除原州与泾州临泾相距很近外，其他的州县彼此相距都比较远。
　　面对突厥的到处抄略，作为北边方向的主将李建成，似乎也没有什么作为。

现将该方向突厥的入侵情况汇总如下：

在此，笔者根据突厥入侵的各州的军府分布情况，来大致判断入侵关内道的突厥军队的规模。
　　笔者将武德五年和武德六年突厥入侵的各州的情况汇总如下：

注释：
　　1、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突厥入侵泾州，遂有三观山之败。
　　2、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突厥入侵庆州，遂有崇岗镇之败。
　　3、渭州属陇右道，其军府数字取自《新唐书》志30陇右道。
　　从军府数字上看，武德五年，突厥还是敢于入侵军府较多的州，例如泾州和庆州，但是均被击败。而在武德六年，突厥入侵的各州，军府都不多，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入侵关内道的突厥军队数量不会很多。
　　这里多说一句，在“武德五年篇”发出后，网友们讨论比较热烈，有网友提出，如果入侵关内道的突厥军队数量不多，唐朝为何要派出李建成备御突厥。
　　笔者认为，唐朝当时从北面掩护长安的门户，大的方向，西面是关内道各州，东面是河东道各州，具体来说，西面主要是豳州，东面主要是蒲州。
　　而武德五年和武德六年，突厥颉利可汗率领的主力都在河东道，由于突厥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其主力改变入侵方向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出于保卫长安的考虑，唐朝需要对2个方向都进行重兵保护。笔者认为，出于这种考虑，唐朝才在武德五年和六年，2次同时派出李世民和李建成分别镇守河东道和关内道。

（五）唐军班师及唐军消极原因探讨
　　按照《资治通鉴》接下来的记载，面对突厥对马邑的大举进攻、面对突厥对关内道各州的抄略，唐军没有任何积极行动，反而出现了以下情况：
　　九月，丙子（初三日），太子班师。
　　（九月）壬辰（十九日），诏以秦王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唐军不但不打，反而收缩了？李建成直接班师了，李世民也被授予别的职务，而且很显然是南方作战的职务。
　　笔者下面分别对唐军消极作战原因和班师原因进行探讨。
　　（1）唐军消极作战的原因
　　笔者认为，唐军消极作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条：
　　1、辅公祏叛乱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八月，“壬子（初九日），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祏反”。
　　这是一个突然的、十分严重的事件。辅公祏叛乱，规模较大，唐朝为了对付辅公祏，派出了强大的军队，“（八月）乙丑（二十二日），诏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以舟师趣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广、泉、桂之众趣宣州，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世绩出淮、泗，以讨辅公祏”。
　　辅公祏叛乱，持续时间也比较久，大约有半年的时间，直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三月才告平定。
　　面对如此严重的突发事件，唐朝方面自然需要集中精力去应付，而当时如果继续在北方对突厥用兵，则唐朝势必陷入南北两线用兵的不利局面。
　　李渊接到辅公祏叛乱的消息是在八月初九日，当时距离李世民与李建成七月二十五日受命备御突厥仅仅过去了约半个月，李世民与李建成应该都没有整备好军队以对抗突厥。
　　因此，笔者猜测，李渊很可能是接到辅公祏叛乱的消息后，迅速告知李世民与李建成，轻易不要与突厥交战，由此造成了唐军行动的消极。

2、作战距离问题
　　作战距离的问题，我们可以参照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豳州道的情况进行对比。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李建成受命出镇豳州道是在八月庚申（十一日），而该方向对突厥的第一次主动作战三观山之战发生在九月癸巳（十五日），前后相距30多天。而三观山之战的交战地点大约在附图2的泾州临泾县以北（具体分析请详见“武德五年篇”）。而据《旧唐书》志18关内道记载，“泾州，……在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
　　也就是说，李建成在接到任命后，用了30多天的时间，做好各种准备，从长安带兵行进大约500里，投入交战。这里强调一下，这30多天显然不仅仅是行军时间，自接到命令后，需要集中军队、整备粮草、安排行军、侦察敌情、寻找战机等等，都需要花费时间。
　　那么，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的情况如何呢？
　　先看李建成的“北边”方向。
　　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次突厥入寇关内道，分别进攻了银州真乡县、原州、泾州临泾县附近和渭州，从附图2中看，距离长安最近的就是泾州临泾县一带，亦即史料记载的“原州善和镇”。笔者在“武德五年篇”中分析过，三观山大致也在泾州临泾县。则善和镇至京师的距离应该与三观山类似，大约也是500里。
　　而据上文分析，李建成是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七月二十五日受命备御突厥，九月初三日受命班师，前后相距不到40天，而且，由于辅公祏的叛乱，唐军这一次行进的可能更加谨慎，因此，在将近40天的时间里，李建成很可能还没有与突厥军队进行接触。或者刚刚与突厥军队对阵，但是在辅公祏叛乱的大背景下，未出兵作战。
　　再看李世民的并州方向。
　　并州方向就更容易看了。本次突厥入侵，就是在打朔州的马邑，据《旧唐书》志19河东道记载，“朔州，……在京师东北一千七百七十四里”，距离是泾州与京师距离的3倍多。
　　而据上文分析，李世民也是在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七月二十五日受命备御突厥，九月十九日受命担任新的职务，前后相距不到60天。
　　李建成在将近40天的时间里没走出500里，则李世民要在不到60天的时间里走将近1800里赶到马邑，估计也不太现实。
　　当然，军情紧急，自然可以搞些强行军什么的，但是，考虑到当时辅公祏叛乱的大背景，唐朝也未必会让李世民快速行军。

（2）唐军班师原因
　　消极作战不等于班师，在辅公祏叛乱的大背景下，唐军虽然不太可能与突厥军队大打出手，但是，完全可以屯兵备边，不至于快速撤军。
　　对此，《旧唐书》高祖本纪提供了解释：“（武德六年）九月丙子（初三日），突厥退，皇太子班师”。
　　明确记载李建成班师的原因是“突厥退”。
　　这条记载是否可信呢？
　　笔者在《册府元龟》中找到了类似的记载。
　　据《册府元龟》卷259记载：
　　（武德六年）九月丙子，突厥寇并州，命皇太子往豳州以备之。
　　八年六月，突厥平，皇太子班师。
　　其中前一句是与武德六年相关的，其“九月丙子”也与《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一致。但是它后面那句话明显错了，结合下面“八年六月”那句话，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这2句话的时间和事件交叉了。正确的记载应该为：
　　（武德六年）九月丙子，突厥平，皇太子班师。
　　八年六月，突厥寇并州，命皇太子往豳州以备之。
　　武德八年的事情以后再说，关于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九月李建成退兵的原因，《册府元龟》记载为“突厥平”，与《旧唐书》“突厥退”基本一致。
　　此外，笔者在《资治通鉴》里找到一点旁证，据那个“初字段”记载：
　　会颉利遣使求婚，上曰：“释马邑之围，乃可议婚。”颉利欲解兵。
　　这条记载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意思：
　　首先，在围攻马邑的同时，颉利曾派遣使者试图向唐朝“求婚”。这说明，突厥在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的进攻，还是带有索取财富的性质，因此使用了武德五年的老伎俩，先抄略一番，然后遣使约和，以图得到更多的财富。
　　第二，唐朝对此的反馈是，突厥必须先撤掉对马邑的包围。这里就有个问题，如果当时突厥在攻打马邑的同时，仍在抄略关内道的话，那唐朝的议和条件显然不会仅仅是撤马邑之围，肯定会同时要求突厥退出关内道。而《资治通鉴》只提马邑，而不提关内道诸州，可能是颉利在遣使求婚以前，已经把入寇关内道的军队撤回来了，因此唐朝只说马邑。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资治通鉴》的那条记载附在马邑之战里，因此，突出强调了“释马邑之围”，这两种解读并存于此，供大家探讨。
　　第三，对于唐朝的要求，颉利是想要接受的，“颉利欲解兵”，也就是说当时颉利的总的倾向也是议和。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突厥在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九月初三日以前，应该已经与唐朝进行了交涉，并准备结束这次战事，突厥很可能是先撤退了入寇关内道的军队，因此，李建成得以于九月初三日奉命班师。
　　而李世民这边，由于颉利亲率的大军仍在围攻马邑，暂时没有班师，但是，根据唐朝的意图，李世民这1路也是准备班师了，对于李世民本人，唐朝另有安排，因此才有了九月十九日任命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的事件。

分析到这里，笔者想结合武德六年的情况，分析一下此前部分网友提出的李建成对李世民是否存在节制的问题。
　　具体到武德六年，截至九月三日，李建成负责的关内道的突厥军队撤退了，因此李建成也就相应班师了。而李世民负责的河东道方向，在九月十九日以前，突厥也无异动，约和正在进行，因此，李世民于九月十九日接受了新的任务，但突厥在马邑并没有退完，因此，李世民也只是准备撤退，但是没有真正撤，可见，唐朝是根据李世民与李建成各自负责方向的具体情况，对李世民与李建成分别作出安排。
　　此外，李建成班师的原因是“突厥退”或者“突厥平”，也就是李建成的备御突厥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所以李建成才退兵。但这里的“突厥”，显然是指李建成面对的抄略关内道的突厥军队，因为颉利率领的进攻马邑的突厥大军在九月三日显然没有退，甚至到九月十九日也没有完全退。据此看，李建成在武德六年就是负责备御关内道的突厥军队。
　　因此，笔者认为，在武德六年，李建成对李世民并不存在节制关系，至于武德五年的情况，可以参考武德六年，但是可能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这一点，大家见仁见智好了。
　　此外，在此辨析《新唐书》突厥传的一条记载，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进击渭、豳二州”，其中，突厥进攻渭州，上文已经列示，但是，袭击豳州，《资治通鉴》等史料并无记载，但是《资治通鉴》却有突厥袭击幽州的记载，由于史书对于“豳州”与“幽州”经常弄混，因此需要在此辨析一下。
　　《资治通鉴》记载的武德六年突厥对幽州的大部分入侵是高开道引导的，上文已经分析，高开道割据河北道的妫州，距离幽州很近，因此高开道引导的几次入侵，可以确定是入侵幽州。
　　但是，有一条记载，没有显示高开道引导，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九月，“庚寅（十七日），突厥寇幽州”，而《新唐书》突厥传将突厥的入侵顺序排列为渭州、并州，突厥入侵渭州确定为八月三十日，则突厥入侵豳州当在八月三十日以后，从时间上看，与《资治通鉴》记载的九月十七日入侵幽州是吻合的。据此，笔者猜测，《资治通鉴》的该条记载，可能就是《新唐书》突厥传提到的突厥寇豳州。
　　那么，豳州与幽州哪个正确呢？笔者认为，九月十七日，李建成已经班师，其班师的原因就是“突厥退”，因此，突厥于此时再去入侵关内道的豳州的可能性不大，《新唐书》的“豳州”恐为“幽州”之误，《资治通鉴》的记载很可能是正确的。
　　这里感慨一句，唐朝开元年间将“豳州”改称“邠州”，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另外，对于李世民的这个“江州道行军元帅”，在这里需要多说几句。算是小小的偏一下题吧。

（3）江州道行军元帅
　　笔者分别从该任命的真实性和原因2方面进行分析。
　　1、任命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的真实性
　　笔者发现有部分网友怀疑任命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有人认为，这一任命很不合理。
　　因为在此之前，唐朝已经于八月二十二日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以舟师趣江州”，《全唐文》卷3“平辅公祏大赦诏”也明确将此次作战定名为“江州道行军”，而据《旧唐书》列传10记载，“及辅公祏据江东反，发兵寇寿阳，命孝恭为行军元帅以击之。七年，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时李靖、李绩、黄君汉、张镇州、卢祖尚并受孝恭节度”。由此可见，李孝恭就是本次江州道行军的行军元帅，他可以节制其他诸将，则江州道行军元帅应该是李孝恭，怎么会是李世民呢？
　　但是，《全唐文》卷2收录有李渊的“讨辅公祏诏”，里面明确记载，“已令天策上将太尉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雍州牧领十二卫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该诏书也全文收录在《册府元龟》卷122。
　　据此看，诏书既然在，除非能证明这诏书也是假的，否则，唐朝任命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的记载就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有网友还举出了《唐前飞骑尉杨达墓志铭》来证明该任命的真实性。据该墓志铭记载，“武德之际，丑虏犯边，君乃仗剑从征，克平凶党。寻蒙江州道行军元帅拟飞骑尉，式旌忠节”。有人认为，“丑虏犯边”，指的是突厥入侵，而李孝恭武德年间从没有与突厥交战，因此，墓志铭所说的“江州道行军元帅”是指李世民而非李孝恭。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例子的证明力并不是很强。
　　首先，“丑虏”只是对敌人的蔑称，并不一定是指突厥。
　　第二，“犯边”虽然字面上看比较适用于突厥入侵，而对于辅公祏反叛不是特别适用，但是，通鉴考异却将“辅公祏遣其将徐绍宗寇海州，陈政通寇寿阳”称之为“徐绍宗等侵边”，既然宋人说辅公祏的将领徐绍宗进攻海州是侵边，则唐人在墓志铭中将其说成是犯边，似乎也未尝不可。
　　第三，杨达墓志铭中说最终的战果是“克平凶党”，似乎是更适用于辅公祏叛党，而不是突厥军队。
　　因此，笔者认为，要证明李世民江州道行军元帅的真实性，李渊的诏书已经足够了，杨达的墓志铭并不合适。

2、任命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的原因
　　在此，笔者想就李世民的江州道行军元帅的问题深入探讨一下。
　　李渊于九月十九日任命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是否有深层的含义？
　　上面分析了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的真实性，但是这道命令本身确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唐朝此前已于八月二十二日做出了对辅公祏的平叛部署，而李孝恭和李靖等人的指挥能力在此前平定萧铣的战役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就能力来说，他们是完全够格的，既然如此，李渊为什么非要让李世民去当这个行军元帅呢？要知道李世民此前从没有在南方打过大仗。
　　由于史料不足，我们只能进行推理分析。
　　笔者个人的看法，可能是因为南方战事有了一点对唐朝不利的变化。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九月，“戊子（十五日），辅公祏遣其将徐绍宗寇海州，陈政通寇寿阳”。也就是说辅公祏在主动进攻唐朝的州县。
　　另据通鉴考异记载，“实录，八月乙丑（二十二日）已云遣孝恭率兵趣江州，至九月戊子（十五日）又云。盖因徐绍宗等侵边而言之也”。即实录将李渊派遣李孝恭等人讨伐辅公祏记载了2次，八月二十二日记了一次，九月十五日徐绍宗等进攻以后，又记了一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记载了2次，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李渊对于平定辅公祏战事的重视与焦急。而唐朝任命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发生于九月十九日，即徐绍宗寇海州的4天以后，因此笔者认为该任命应该主要是因为南方战事本身的需要，李渊在得知辅公祏主动进攻唐朝以后，担心李孝恭等人控制不住局面，因此派李世民前去。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有可能是李渊与李世民在对待突厥的战和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李渊借此机会将李世民从前线调走。持这种意见的网友，主要是认为，当时李世民去南方作战毫无必要，因为李孝恭等人足够胜任了，李世民前去完全是多此一举，再加上后来李世民又根本就没有去南方，因此，李渊此举，有可能是借机将李世民调离并州。
　　笔者认为，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该说法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但这里想继续向下分析，即如果李渊与李世民真的发生了分歧，那到底是什么分歧。
　　一种可能是李渊主战，李世民主和。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首先，如果李渊主战，为什么在关内道方向迅速命令李建成班师呢？应该追击才对。
　　第二，如果李渊主战，在任命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的同时，理应派出新的主将指挥并州方向，但是史料对于这个“新主将”无任何记载。
　　第三，如果李世民主和，李渊只需要将李世民调回长安即可，何必让斗志不高的李世民去南方打大仗呢？
　　而如果是另一种可能，即李渊主和，李世民主战，则上述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首先，正因为李渊主和，关内道的李建成才撤的那么快。
　　第二，正因为李渊主和，则李渊本就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马邑问题，在当时马邑局势已经有所缓和的情况下，李渊自然不需要任命新的并州方向的主将。
　　第三，正因为李世民主战，而李渊又不能让李世民战，索性将其调往南方，在对辅公祏的作战中释放战斗热情去吧。
　　这里需要指出，当时从大局来看，对突厥约和是务实的选择，如果上述推论成立，则李渊让李世民去南方，可能也有让李世民从全局来分析问题的意思，李渊希望李世民能够看到，对唐朝而言，并不是只有一个马邑在作战。
　　再次强调一下，关于李渊与李世民意见分歧的这段分析，并无很多史料支撑，分析推理成分居多。
　　既然李世民被任命为江州道行军元帅，那李孝恭这个行军元帅又是怎么回事？而且，秦王李世民在接到任命后，为何拖延了1个月才从并州方向班师，而且并未前去征讨辅公祏呢？因为颉利在马邑问题上变卦了。

（六）突厥继续进攻马邑与马邑归唐
　　据《资治通鉴》那个“初字段”记载，在唐朝提出要求突厥撤马邑之围后，“颉利欲解兵，义成公主固请攻之”。义成公主是隋朝的公主，先嫁给了突厥的处罗可汗，后嫁给颉利可汗。在义成公主的干预下，颉利继续围攻马邑，而且还找来了帮手。
　　据《资治通鉴》记载，“颉利以高开道善为攻具，召开道，与之攻马邑甚急”。亦即让高开道前来修造攻城武器，继续加紧进攻马邑。
　　颉利召来高开道的具体时间，史书并未记载，但是，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九月，“壬寅（二十九日），高开道引突厥二万骑寇幽州”，笔者不确定这里的“高开道”是指高开道所部，还是高开道本人。如果是指高开道本人，则直到九月二十九日，高开道还在幽州方向，其到达马邑应该是在九月二十九日以后。
　　按此前突厥军队虽然大军攻城，但是，突厥不太善于营造攻城器械，因此，攻城进度不太理想，而现在，高开道来了，突厥有了攻城武器，马邑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马邑问题的急剧变化，唐朝才未让李世民前去南方作战。
　　这时，唐朝自己还干了一件不太高明的事情，那就是诛杀刘世让。据《资治通鉴》记载，“突厥恶弘农公刘世让为己患，遣其臣曹般陁来，言世让与可汗通谋，欲为乱，上信之。冬，十月，丙午（初四日），杀世让，籍其家”。
　　刘世让被杀，是个冤案。高祖李渊轻易被突厥离间，确实是个大的失误，对此，胡三省批评道，“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突厥用间，高祖遽信之而杀干城之将，不明甚矣”。
　　不过笔者认为，高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以其事观之”，刘世让自己在此前增援马邑时的表现也确实不佳，结合高祖对李高迁的严惩来看，当时高祖很可能对刘世让也十分不满，而这时，突厥又来离间，高祖盛怒之下，可能没有深入调查，误杀了刘世让。
　　好在几年后，这个冤案得以平反，据《旧唐书》列传19记载，“高祖不之察，遂诛世让，籍没其家。贞观初，突厥来降者言世让初无逆谋，始原其妻子”。
　　刘世让驻屯崞城，距离马邑很近，刘世让本身也是个不错的将才，因此突厥害怕刘世让会成为突厥的威胁，才进行离间，致使李渊误杀了刘世让。刘世让与马邑近在咫尺，如果刘世让在，即便不能增援，至少可以在马邑突围的时候进行接应，但是现在刘世让死了，马邑的处境也就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