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增速回升一方面得益于工业领域经营环境的短期改善以及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潮；另一方面，如笔者此前曾多次指出的那样，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的断崖式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某些技术性因素的影响，例如税收环境变化引发数据虚报挤水分、辽宁等个别省份出现异常值等。而这些因素的影响到第三季度已基本消除。同时，前期积极财政政策以及PPP等“准财政政策”的作用得以体现，促进了投资活动，特别是在环保、交通、管网建设、农田水利等领域。
　　当然，钢铁、煤炭等权重行业产能过剩的市场格局仍未根本扭转，投资需求依然疲弱——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上半年相比仍回落0.8个百分点。在周期性下行和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叠加的特殊时期，私人部门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面临比平时更大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家创新能力、判断能力、决策执行力的要求也更高，这时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下滑是正常的。时下，政府政策对民间投资不应揠苗助长，而是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以放管服为突破口，为企业家合法地探索行为和创新行为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要发挥好公共部门逆周期的作用，综合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减少产能和劳动力的效率损失。总而言之，尽管投资需求依然称不上强劲，但是最困难的寒冬正在过去。

第二个积极信号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由负转正，工业领域通缩的严峻形势显著缓和。今年年初以来，PPI降幅持续收窄，终于在9月份同比达到0.1%。PPI同比增速自2012年3月份以来一直是负增长，这次是54个月以来首度由负转正。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一般物价环境仍然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7%，同比上涨1.9%，并不高。而且至少在明年上半年之前，CPI都不会对货币政策发挥逆周期作用形成掣肘。总而言之，低通胀、结构性通缩的态势仍然没有变。
　　不过，这是否意味着PPI同比连续54个月下降的态势彻底扭转仍有待观察。PPI回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煤炭、化工等去产能重点行业出现了价格回暖。例如，煤炭开采和洗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5.4%和0.5%，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3.9和0.4个百分点。一方面，价格短期回暖对于这些低迷行业备受煎熬的企业而言如久旱甘霖；但另一方面，短期回暖是否会让重点行业的去产能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反复或打折扣？这对政策部门和企业而言都是考验。如果重点行业去产能出现反复，那么PPI在未来就很可能再度陷入负增长。

　去年上半年的股票市场和今年年中的房地产市场只是两个较为极端的例子，类似的情况历史上多次出现，而且如果不通过深化改革把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一些根本性的体制机制问题理顺，未来必将还会反复出现。
　　尤其是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纠结点”所在，包括劳动力成本名义上升实际下降、制造业外流、产业空心化、内需不足、金融风险加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阻塞、社会公平感缺失、逆城市化等等，都与高房价有密切关系。必须下大力气针对这一症结采取有效措施。不能一拖再拖。
　　毋庸讳言，一线及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热潮是今年三季度经济表现积极的重要原因之一。考虑到国庆节期间各地密集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这一波热潮将暂将告一段落。有观点认为这一轮房地产调控将对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是，相对于高房价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损耗和损伤而言，房地产销量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仅仅是肌肤之损伤。

房地产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可能仅仅依靠临时、相机性的货币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专科疾病，必须找到症结根源、对症下药。货币政策不是万能药。试图通过货币政策这一普遍政策工具来解决房地产的专科问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不仅专科疾病没治好，反而还限制了货币政策发挥逆周期调控作用、把整个身体机能越拖越弱，把肌肤之并拖成了骨髓之病。
　　时下，对房地产相关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就是为中国经济打通“纠结点”。决策层应当尽快制定规划，启动“新一轮住房体制改革”。
　　“新一轮住房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以回归住房本质属性为导向，探索建立灵活的产权制度，推进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制度以及农村耕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同时建立合理的“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提升大型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公共管理服务水平，从而多管齐下，实现住有所居、确保住房成本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新一轮住房体制改革”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而且也是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作者冯煦明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