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之论古今天下正统者，议率多端，自春秋后，史笔不知大伦所在，不过纪事耳。纪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伪者正，后世无以明其得失，诸史之通弊也。中国之事，系乎正统；正统之治，出于圣人。中国正统之史，乃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后世天下之人所以为臣为子也。岂宜列之以嬴政、王莽、曹操、孙坚、拓拔珪、十六夷国等，与中国正统互相夷虏之语，杂附于正史之间？且书其秦、新室、魏、吴、元魏、十六夷国名年号，及某祖、某帝、朕、诏、太子、封禅等事，竟无以别其大伦？先主为中山之后，本称汉，陈寿作史，降之曰蜀；于逆操史中乃称“蜀丞相诸葛亮入寇”，若此等类，岂不冤哉！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譬如牛马，一旦忽解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见之，但曰“牛马之妖”，不敢称之曰“人”，实大怪也。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一语盖断古今夷狄之经也。拓拔珪、十六夷国，不素行夷狄之事，纵如拓拔珪（伪称元魏，伪谥文帝）之礼乐文物，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伦，是衣裳牛马而称曰人也，实为夷狄之大妖，宁若即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天也。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宁可紊哉！若夫夷狄风俗兴亡之事，许存于本史，如国号类中国之号（所谓僭号，元魏是也），及年号某祖、某帝、某皇后、太子、朕、诏、封禅、郊祀、太庙等事，应犯天子行事等语，苟不削之，果与中国正统班乎？若国名素其玁狁、单于之号，及官职、州县并从之，犹古之列国，亦犹古者要荒之外，夷狄之地；古者圣人得柔远之道，所以不致其犯分，御之失道，则猖獗四驰矣。
　　或曰，“拓拔氏及今极北部落，皆黄帝后，姑假之亦可。”曰，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孙，弃堕诗礼，或悦为皂隶，或流为盗贼，岂可复语先世之事，而列于君子等耶！况四裔之外，素有一种孽气，生为夷狄，如毛人国、猩猩国、狗国、女人国等，其类极异，决非中国人之种类，开辟以后即有之，谓黄帝之后、夏后氏之后则非也。孟子曰：“舜、文，东夷、西夷之人也。”史记曰：“舜，冀州人也，黄帝之子昌意七世孙。”且文王之先尝避狄难矣，未可遽以东夷、西夷之说而论舜、文也。舜、文，大圣人，岂可执东夷、西夷之语例论后世夷狄也哉？其曰北史，是与中国抗冲之称，宜黜曰“胡史”，仍修改其书，夺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语。其曰南史，实以偏方小之，然中国一脉系焉，宜崇曰“四朝正史”（南史但载宋齐梁陈，故曰“四朝”），不亦宜乎？嬴政不道，王莽篡逆，刘玄降赤眉，刘盆子为赤眉所挟，五代篡逆尤甚，冥冥长夜，皆不当与之。吕后称制八年，武后称制廿一年，牝鸡之晨，俱恶逆事，书法同前；但仍书曰吕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当以后书之。如自古以来，诸国之名仍存之，盖出于天子之所封也。若论古今正统，则三皇、五帝、三代、西汉、东汉、蜀汉、大宋而已。司马绝无善治，或谓后化为牛氏矣。宋、齐、梁、陈，藐然缀中国之一脉，四姓廿四帝，通不过百七十年，俱无善治，俱未足多议，故两晋、宋、齐、梁、陈，可以中国与之，不可列之于正统。
　　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王莽、曹操为汉臣，逆也；吕后、武后乃妇人，五代八姓乃夷狄盗贼之徒，俱僭也，非天明命也。以正而得国，则篡之者逆也，如逆莽、逆操篡汉之类是也；不以正而得国，则夺之者非逆也，汉取嬴政之国、大宋取柴宗训之国是也。善乎僭唐李亶（僭谥明宗）露祷于天曰：“臣本夷狄，愿天早生圣人，吊民伐罪，如汤武则可。”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汤武忧天下无君，伯夷忧后世无君，断之固有理，后世必藉汤武之事，以长无君之恶。李觏曰：“汤武非圣人亦宜。”圣人、正统、中国，本一也，今析而论之，实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得正统者，未可以言圣人。唯圣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国、正统而一之。
　　子路问：“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大哉“正名”一语乎！其断古今之史法乎！名既不正，何足以言正统与？正统者，配天地、立人极，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彼不正，欲天下正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不得谓之正统。或者以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之语，以论正统，及得地势之正者为正统，俱未尽善。古之人君有天下而不与，以天下为忧；后之人君执天下为己物，以天下为乐。夫以天下为忧，则君子道行；以天下为乐，则小人道行。此古今治乱之由分也。治则天下如泰山之安，不可摇动；一或不然，　颐神器者至矣。此天下不容长一统也，有天下者可不敬欤？
　　夫《春秋》一书，天子之事，夫子无位，即鲁史之名，书天下之事，不独为周作史，实为天下万世作史。尊天王，抑夷狄，诛乱臣贼子，素王之权，万世作史标准也。邵尧夫历始于尧甲辰，极有理。或谓神农传至榆罔，共八代，五百余年，盖尧而上实难之考。有穷氏绝夏祀四十载，南轩以甲子书之，尤得史法。晦庵通鉴纲目曰莽大夫、晋贞士之类，固得之，然犹有未尽也。欧阳永叔正统论辨秦非闰位，亦未然。朱晦庵取范祖禹唐鉴，良善，其中尚当定数字。此我犹有志于作正统通鉴之书。大抵古今之事，成者未必皆是，败者未必皆非。史书犹讼款，经书犹法令。凭史断史，亦流于史；视经断史，庶合于理。谬例失实泛书，史之通弊，最不可不察。或曰：“数千载事，今约以一篇之文断之，不亦太简乎！”曰，古今一理耳，千古之下，论正统决不易于是。惟识大体者，必以我言为当，庶几正统永不坠绪。我经大乱后，烛人事之变，遂通古今上下而定之，确然以正统、僭逆之事为论，思之三年然后定，参错前辈议论，断以己见，惟主于理，以为权衡。厥今统绪坠地，斯民怅怅然盲行，可痛可伤！深欲即诸史通鉴之文，痛辨大义，悉删繁务，考证得失，纂定书法，以明正统、僭逆之事，为第一义，并削僭逆之号、用天子事例之类，宜直书姓某名某、僭行某事，目之曰正统通鉴。仍自三皇始，肇其正统之源；至尧始书甲辰，然亦不过统论尧时事；自夏以后，渐用编年，其大不可考者，决不可以意补，宜如“夏五”法。或谓予曰：“正统通鉴理宜只载正统之事，君所谓三皇、五帝、三代、两汉、蜀汉、大宋而已，其他如两晋、宋、齐、梁、陈，虽曰中国，恐不可书，以紊正统通鉴之名。”曰，当知“正统通鉴”四字，是举大纲目之名，两晋以下，其实附之以续编年，至于嬴政、王莽、五代，则直书其名，亦以附编年，不如此则上下不贯续也。若曰正统通鉴全书，我心绪凋瘵，家事凄薄，绝无书籍可为凭藉，况其间毫发予夺之权，费订正者甚多，实非一二十年不足以办此书。况先人有未毕之遗书在，为人子者未能足其文，乃私成己见之书，实犯不韪。且万世赏罚之权，实为大事，非忠烈明敏者不能辨察于毫末之间，揆我之才，实恐有所不及焉，尚有赖于后之识正统大义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