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竹韵抒真情 我的爸爸张志宽（十六）
张子健
严父的“苛刻”
我虽是独生子，但从小就没有过娇生惯养，更甭说“小皇帝”的感觉了。
从小学到初中，在天津市、区各种文艺汇演中，我得过多次大奖，电视台和电台少儿部都抢着要我，我还演过三部影视剧，但我爸爸从没当面表扬过我。不但不表扬，每次对我苛刻的批评，还常常让我以泪洗面。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天津市曲艺团，与刘亚津、王宏、郑健、戴志诚一起学艺。他们都会抽烟，经常劝我也来一根，并承诺给我保密，但我不敢。我知道如果一旦开戒，我搪不了我爸爸，他从小就不许我抽烟。
我爸爸在同龄人中辈分大，但他从不让我充大辈，就连他的学生刘亚津、戴志诚及后勤人员等，都让我喊他们老师。
那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我想报考，我爸爸当时不太愿意。他认为，我从小学的说唱，在这方面有基础，同时又有他这个“严师”，将来在曲艺表演方面肯定有发展。但他见我决心挺大，便不再坚持，很快便默认了。
专业课考试我顺利过关，但文化课考试却把我难住了。因为北京电影学院是大学，它的文化课考试要参加高考。虽然我当时是曲艺团团带学员，属于中专毕业，然而毕竟没有经过高中三年文化课的系统学习。于是我暗下决心，就是不吃不睡，也要在五十天内拿下高中文化课的要点。我爸爸见我决心如此之大，他也信心大增，于是在第一时间便为我联系了天津重点中学海河中学的相关教师，对我进行一对一的辅导。经过五十天的艰苦奋战，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过了文化课这一关。当我将考试结果告诉我爸爸时，我爸爸看到我为备考而累瘦的身板，感动得热泪盈眶……
虽然最终考上了电影学院，但我爸爸还不让我放下快板、相声。那时放寒暑假，只要是没接戏，我就得跟他练相声、快板。大三时，我和电影学院同学钱雁秋还搭伙回天津说过一段时间相声。我爸爸就让雁秋住在我们家，他教了我们十几段相声，我们前前后后共演了一百多场，效果非常好。可在排练时，爸爸竟当着雁秋的面批评我，这真让我下不来台。每当这时，我就想起他当初有齿音字，白全福师爷为训徒而当众拿他“砸挂”的故事。每次想到这儿，我也就忍了。可他竟然变本加厉，完全不顾我在影视圈内外的“小名气”。有一次，他给我排练，看我脸上表情总达不到他的要求，竟骂我：“看看你那张猪脸！”
唉！让我真没脾气……
我演《白眉大侠》和《甘十九妹》时，为了武打表演更真实，便让我爸爸为我找武术和击剑教练。为此，我爸爸亲自找到天津体工大队武术教练教我武术，还请天津市杂技团的著名舞剑艺术家陆素卿教我剑术。并对他们二人悄悄嘱咐：一定要严要求，千万不能因为他是我儿子，就有所照顾。
通过以上诸多事例，诸位可以知道，我爸爸当年对我是多么“苛刻”了。但逐渐地，我理解了这里面其实是包含了爸爸对我浓浓的爱意。因为正是爸爸的这种“苛刻”，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成绩。
为艺术而献身，是我爸爸对我最深的影响。我在西藏拍《孔繁森》时，严重缺氧，但我坚持骑马不找替身。有一次我从马上摔下来，脑袋险些撞在大石头上，将腰也硌伤了，当时把导演和演员们都吓坏了。然而即便如此，我也未含糊过，仍是坚持拍戏。
在做人方面，我也是一直跟我爸学习，为人要真诚。无论是上大学时，还是现在拍戏、活动，只要是朋友、同学凑在一起吃饭，埋单时谁都抢不过我，这就是我爸爸的“风格”，我深受其影响。我的同学张嘉译常说：“不向钱看，不为名奔，很多人搞不懂子健为什么还在这个圈子里混。”
其实，我爸也不是全不在乎钱，他对外人很大方，对自己却很苛刻。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看他整天提了个破书包挺寒酸，就到名牌店给他买了一个皮包。送给他时，他问：“哪买的？”
“吉利大厦。”
“多少钱？”
“六百。”
他一听就急了，把皮包往我身上一扔：“退了去！”
我说：“您别急，您那个包太栽面儿了，我孝顺您还不应该吗？”
“谁说栽面儿？我看挺好！你必须给我退了去。”
我妈看他真生气了，连忙顺着他说：“你爸说得对，下次注意。”然后又劝我爸：“不好退了，别生气啦！”这才了结此事。从此，我就再也不敢高消费了。
虽然我爸爸对我和他自己如此“苛刻”，但他在处理前辈、同辈及晚辈的关系上，我特别欣赏原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孙福海伯伯对他的评价：办事讲板讲眼。
张子健
严父的“苛刻”
我虽是独生子，但从小就没有过娇生惯养，更甭说“小皇帝”的感觉了。
从小学到初中，在天津市、区各种文艺汇演中，我得过多次大奖，电视台和电台少儿部都抢着要我，我还演过三部影视剧，但我爸爸从没当面表扬过我。不但不表扬，每次对我苛刻的批评，还常常让我以泪洗面。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天津市曲艺团，与刘亚津、王宏、郑健、戴志诚一起学艺。他们都会抽烟，经常劝我也来一根，并承诺给我保密，但我不敢。我知道如果一旦开戒，我搪不了我爸爸，他从小就不许我抽烟。
我爸爸在同龄人中辈分大，但他从不让我充大辈，就连他的学生刘亚津、戴志诚及后勤人员等，都让我喊他们老师。
那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我想报考，我爸爸当时不太愿意。他认为，我从小学的说唱，在这方面有基础，同时又有他这个“严师”，将来在曲艺表演方面肯定有发展。但他见我决心挺大，便不再坚持，很快便默认了。
专业课考试我顺利过关，但文化课考试却把我难住了。因为北京电影学院是大学，它的文化课考试要参加高考。虽然我当时是曲艺团团带学员，属于中专毕业，然而毕竟没有经过高中三年文化课的系统学习。于是我暗下决心，就是不吃不睡，也要在五十天内拿下高中文化课的要点。我爸爸见我决心如此之大，他也信心大增，于是在第一时间便为我联系了天津重点中学海河中学的相关教师，对我进行一对一的辅导。经过五十天的艰苦奋战，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过了文化课这一关。当我将考试结果告诉我爸爸时，我爸爸看到我为备考而累瘦的身板，感动得热泪盈眶……
虽然最终考上了电影学院，但我爸爸还不让我放下快板、相声。那时放寒暑假，只要是没接戏，我就得跟他练相声、快板。大三时，我和电影学院同学钱雁秋还搭伙回天津说过一段时间相声。我爸爸就让雁秋住在我们家，他教了我们十几段相声，我们前前后后共演了一百多场，效果非常好。可在排练时，爸爸竟当着雁秋的面批评我，这真让我下不来台。每当这时，我就想起他当初有齿音字，白全福师爷为训徒而当众拿他“砸挂”的故事。每次想到这儿，我也就忍了。可他竟然变本加厉，完全不顾我在影视圈内外的“小名气”。有一次，他给我排练，看我脸上表情总达不到他的要求，竟骂我：“看看你那张猪脸！”
唉！让我真没脾气……
我演《白眉大侠》和《甘十九妹》时，为了武打表演更真实，便让我爸爸为我找武术和击剑教练。为此，我爸爸亲自找到天津体工大队武术教练教我武术，还请天津市杂技团的著名舞剑艺术家陆素卿教我剑术。并对他们二人悄悄嘱咐：一定要严要求，千万不能因为他是我儿子，就有所照顾。
通过以上诸多事例，诸位可以知道，我爸爸当年对我是多么“苛刻”了。但逐渐地，我理解了这里面其实是包含了爸爸对我浓浓的爱意。因为正是爸爸的这种“苛刻”，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成绩。
为艺术而献身，是我爸爸对我最深的影响。我在西藏拍《孔繁森》时，严重缺氧，但我坚持骑马不找替身。有一次我从马上摔下来，脑袋险些撞在大石头上，将腰也硌伤了，当时把导演和演员们都吓坏了。然而即便如此，我也未含糊过，仍是坚持拍戏。
在做人方面，我也是一直跟我爸学习，为人要真诚。无论是上大学时，还是现在拍戏、活动，只要是朋友、同学凑在一起吃饭，埋单时谁都抢不过我，这就是我爸爸的“风格”，我深受其影响。我的同学张嘉译常说：“不向钱看，不为名奔，很多人搞不懂子健为什么还在这个圈子里混。”
其实，我爸也不是全不在乎钱，他对外人很大方，对自己却很苛刻。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看他整天提了个破书包挺寒酸，就到名牌店给他买了一个皮包。送给他时，他问：“哪买的？”
“吉利大厦。”
“多少钱？”
“六百。”
他一听就急了，把皮包往我身上一扔：“退了去！”
我说：“您别急，您那个包太栽面儿了，我孝顺您还不应该吗？”
“谁说栽面儿？我看挺好！你必须给我退了去。”
我妈看他真生气了，连忙顺着他说：“你爸说得对，下次注意。”然后又劝我爸：“不好退了，别生气啦！”这才了结此事。从此，我就再也不敢高消费了。
虽然我爸爸对我和他自己如此“苛刻”，但他在处理前辈、同辈及晚辈的关系上，我特别欣赏原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孙福海伯伯对他的评价：办事讲板讲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