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引自《客座赘语》，作者顾起元，万历间人，一直以来，这段文字都是刘大夏焚书说最有力的证据。
　　然而……

　　上文作者严从简，嘉靖后期进士，早顾起元数十年，他的记载中说的很明确，刘大夏对海图档案所作的是“先所匿”，并在询问的时候放言“当毁之”，也就是说，他只是威胁要毁掉这些海图，并没有真的动手。

　　时间继续向前，这次的作者是陆树声，嘉靖前期进士，早严从简又数十年。虽然时间上更加接近刘大夏的年代，他的记载反而更加简略，只说他“先检得，匿其籍”，并没有记录什么豪言壮语，当然更没有什么烧图的事情。
　　而在与顾起元同时期的作者中，记录下了刘大夏与郑和海图之事的也不止一人，比如，复社张岱：

　　张岱所记事情，与严从简大致相同，包含了“藏图”、“建议毁图”与“此位当属君”三个关键剧情，所差者，只在详略，而这似乎也是当时记载刘大夏事件的主流模式，比他和顾起元稍早的焦竑，在《玉堂丛语》中记为：
　　
　　比他们又晚了数十乃至百年的清宋宗元、史洁珵，在记载此事时，也基本沿袭了这个 “藏图——建议毁图——此位当属君” 的框架，所差别者，只在文字详略，人物形容。

　　可以看出，由严从简完成的这个故事框架已经足够完善，使后世的笔记作者们没了深度改造的自信或热情，而与这个完整且传承有序的发展相比，顾起元的“焚之”说，更像是一位一时冲动，于是在自己的平行世界里弄死了阿朱的同人作者。
　　至于为什么这一时冲动的同人，最后能够盖过所有其它认真写设定的同行，我倒觉得不难解释：毕竟，谁不喜欢更加激烈的冲突与剧情呢？就算是刚刚还这么辛苦为刘公正名的我，如果真开了一本穿到成化年间的书，如果真写到了刘大夏的剧情，那我会怎么选择？是会选择在刘大夏离开后从落满灰的仓库里把书再翻出来的世界线？还是会选择神兵天降，救下海图与未来的世界线？
　　显然是后者啊，与爽比起来，考证重要吗？！
　　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大致证明了刘大夏的清白，他并没有烧却那些珍贵的海图，他只是在某个时间点藏起了这些海图，并因此而得到了他人的尊重……不过，是这样吗？
　　作为官至尚书的重臣，同时也称得上一代名臣，刘大夏《明史》有传，从他乡试出仕，一直记录到归家而卒，生平事迹，一一录之，却唯独没有关于郑和海图的这部分！
　　要知道，这是明代啊，士人以廷杖为荣的明代！清流们点开了所有蹭热点的技能树，刷满了所有骗声望天赋的明代！刘大夏的这起事迹，如此典型，足以让任何以“直臣”、“铮臣”为标志的士人喜出望外，将之奉为生平亮点，可偏偏，在收入国史的传记当中，却没有这件事情？
　　这是为什么？

　　刘大夏少年成名，科场早达，很年轻的时候便为庶吉士，成了储相之选。他的履历起于兵部，先作国防部档案司一处处长，再任国防部档案司司长，在司长的位子上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还是成化早年，活跃在舞台上的权阉中，以汪直（没错，就是他，与方应物内外勾结的“死太监”！）最为耀眼。和明清时期的大多数权阉不同，汪直的风格很唐宋：他好武事，也确有边功。
　　这一天，汪直听说越南和老挝打仗，还打输了，就向皇帝进言说：安南之地，秦人辟之，汉人复之，唐设交管，宋伐升龙，就是本朝，也有张国公南征伟绩。如今圣天子在上，他们国中生乱，我们应该趁机去打回来，打下来后，把不听话的人小脚趾砍掉，从此以后，就没有交趾，只有交州！
　　皇帝说，好！汪直就趾高气扬的来到兵部，要调取永乐年间对安南用兵的纪录，以作参考。可刘大夏坚决的把档案扣了起来，就是不给，还说服了当时的兵部尚书，终于把这件事平息下来了。
　　这一件事，一般和“刘大夏怒打九公公”并列为他清正守节，与阉党誓不两立的典型案例，在嘉靖前期的时人笔记中，多有记录，倒是藏匿郑和海图事，未曾有见。
　　这说明了什么？……千古奇冤呐！
　　在我看来，刘大夏的冤屈是双重的：他不仅仅是没有烧毁海图，不……不止于此！他甚至根本就没有与郑和海图发生过什么关系！他早年最著名的事迹，是藏匿档案来对抗权阉汪直。而随着时间流逝，口口相传，事实被传颂者按照自己的误解或喜欢来重新上色：对扛一名很早就倒台的太监？怎么比得上对抗皇帝的索求更加痛快？安南？没人听说过的地方，怎么比得上就修建在南京城里的宝船厂！

　　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刘大夏就莫明其妙的变成了比他本来事迹更加伟大且戏剧化的英雄，勇敢地用违反大明律的行为，来阻止皇帝轻浮的妄行，并因此赢得尊重，被认为是真正的重臣之器。
　　
　　而之所以这件如此有名的传说没有被收录进《明史》，在我的判断中，是因为在雍乾时期，仍有足够多的资料留存，使修史者能够分清哪些是历史中的真实，哪些又是后人增饰的光彩。
　　毕竟，刘大夏和大多数明臣还不一样，他是雍正年间认定有资格陪祀孔庙的前代文臣之一，以这样的身份，相关的事迹，是不可能不被作极细的调查与鉴别的。
　　甚至，我还有一种猜想：张廷玉们能够如此果断地把这么精彩的一段材料删除掉，很可能是因为，直到满清中期，郑和海图——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罢——还留存在皇家档案之中，能够随时调阅到原件的编者们，当然就只会用大笑来面对顾起元——以及之前之后各位同人们——的创作。

　　但是，正如我们总是看到的一样：人民，最广大的人民，先天就更喜欢戏剧和野史，而不是严肃的正史，先天就更喜欢精彩的故事，而不是干巴巴的考证。所以，最终留存下来，赢得最大市场份额的，不是认真考证、存之国史的张廷玉们修的传记，不是有所凭依、仔细拓展的陆树声们的故事，而是顾起元的版本，这个最夸张，最激烈，最容易让人们兴奋起来，让人们引申和借用的版本。
　　
　　
　　
　　刘大夏作为曾经的名臣，今天的名声，可以说是相当之差：特别是在论坛之类的地方出现时，十次倒有九次半要作为“万恶的拖后腿的保守势力”的代表，归根结底，这都要算到顾起元的身上，而如果没有之前陆树声严从周们前后数十年的铺垫修饰，顾起元大概也不会如此自然的把“当焚之”给修正成“焚之”并传诸后世。
　　然而，这显然不是陆树声顾起元们的原意。
　　在他们的初衷里，刘大夏是极值得敬佩的前辈，作的是极匡世风极正人心的事情，在他们记下这些关于郑和的故事时，心中当是满盈着感动、崇敬。乃至责任感的。
　　然而，数百年后，曾经被视为高贵的行径，成了无法原谅的恶行，曾经可以令家门也因之荣耀的事迹，成了不可言说的耻辱，而刘大夏，在数百年间享受了本不应享受的“名声”之后，也终于要错愕的面对一个新的未来：开始因为自己从来没有作过的事情，要遭受到无比猛烈、认真的诅咒与痛骂。

　　那么，为何郑和下西洋的图纸和各种档案现在找不着了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明朝中后期，也就是当时的“文物保护”做的怎么样。
　　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个叫刘若愚的太监，先拿他来做个参照。这厮特别八卦，爱玩爱打听事儿，把明皇宫内的一些阿猫阿狗的事情编成了《酌中志》一书，书中有不少万历年间的礼仪、掌故，颇有些史料价值。
　　《酌中志》记载，宫中的文书、字画、手卷历史札记等有所谓的翻晒制度，以防进一步损毁。但是即便这样还是出现了万历十四年宣德皇帝的文渊阁大印被盗事件、佑国殿金圣像被盗事件和万历三十年御制的珍珠袍被盗事件。而且《酌中志》有这样一段令笔者扼腕叹息：
　　
　　明神宗朱翊钧老师从那个神秘的“万历十五年”开始就基本上不怎么上朝了，理政弛懈，有司懒政怠政，甚至渎职胡作非为的事情绝非罕见。万历年间连皇宫大内这样一个有着优越的文物管理资源的地方都出现了“十减六七”的现象，而且更是出现了一些很尴尬的场景，比如宫内文档管理人员勾结厨子杂役等，成系统地偷资料到大街上贩卖：“……官如传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货卖。”
　　更别说明末各种天灾人祸、政局板荡对文物保存造成的大规模人为损坏：李自成进京，多尔衮进关无不伴随着各种腥风血雨，即便是郑和下西洋的各类档案能侥幸存活到清代，又能躲过八国联军的兵燹之灾和清末皇宫的各种监守自盗吗？要知道最后连末代皇帝溥仪都在忙着和他弟弟从宫里往外倒卖文物啊。
　　明朝国祚277年，但能留下的档案现在仅存4000余件，《明代档案总汇》把它们编成了101册，相当大的一部分还都是明末天启、崇祯时代的档案。
　　所以笔者大胆揣测，郑和档案被毁失传，极有可能是由于常规意义上的文物散佚，未必是主观动机很强的某个人或某个团伙有意将其毁掉。
　　尽管如此，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几十年以来，在南京、江苏太仓、福建泉州、云南昆明、斯里兰卡、也门等地发现了不少有关郑和的遗迹和文物，大大促进了对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的研究，地上地下新史料的发现，也算是对原本保存在明朝宫室的郑和远洋的资料档案流失的一个不小的弥补吧。

安化王用生命拯救了被谪戍的刘大夏

这其实不在于刘大夏，关键是一个大背景的问题，还有很多权利网编自家狗，倒不是说单单是因为对宦官的痛恨，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