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购转载】《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第7期封面人物 万能青年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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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万能青年旅店 出入太行 骤雨重山
本刊记者 邓郁
在生长之地石家庄，万能青年旅店用根源于旧时代的音乐质感、锐利而柔和的笔触，书写我们共同感知到却难以言说的现实。
”懒散”和羞涩是自封的外壳，一捅开便是“较真”的内里。万青活在20年前、甚至更早前的音乐中，却又对周遭保持着绝对的敏感。在恒久的稳重、克制和偶尔显山露水的风暴里，精心锤炼，越来越接近他们的内心。不论是身处的石家庄，还是其他地方，他们从未刻意地融入，或是保持距离。“哪里，都是此处。”
2015年，小河（右）与董亚千合作《音乐肖像》项目的歌曲《张洲》时在工作室（「音乐肖像」提供）
2010年，以神隐状态扎在石家庄的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依托创作者在20平的自家房间录制的音乐，发布了首张同名专辑。充满隐喻的现代诗般的歌词、精致的乐器编配和成熟的演奏，令乐评人和歌迷吃惊不小。大V微博推荐、歌迷热传、电台报道，对岸同行翻唱，形成一时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有听众评价该唱片是“对当下时代精神内核抓得最准的一张。没有宏大叙事、耍小聪明、自以为是、口号抗争。它是送给我们每个人的一把最真实的匕首” 。而另一方面，乐队成员造型俭朴如一，表演时木讷寡言，从不上综艺，受访寥寥无几，新歌遥遥无期。首专出来后，不断有人问，真的要“一张（七八首）吃一辈子”？
井陉的太行山景，照片里几乎干涸的河，也是万青新歌歌词里的意象（供图 赵亮）
这种无望在2017年末将至时，终被打破。先是上海，接着成都，万青在两次渤海洗雷音专场里终于演出了三首新曲。
因为只在两个小场地唱，又没有视频流出，新歌的反响只在极其有限的局部发酵，从听众和乐评人那儿收集来，诸如“写词稳定、配器庞杂、万青还是万青”的零星片语，渐渐冷却，消弭在喧哗众声里。4个月过去，其他新曲目的消息依然不太明朗。新专辑眼看着要持续第一张的漫长打磨。我们好奇的是，这支在20年前组建雏形、10年前基本定型的乐队，究竟有多“另类”？他们如何认清和确立自己？在成名后的这六七年里，成员们做了些什么？新音乐去往何方？当年几乎一面倒的认可，在这个越发难以预判的流量时代是否还会延续？万青和石家庄这座“2.5线城市”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这个探知过程，在不善也不爱表露内心的乐队面前，呈现出了预料中的艰难。磕磕绊绊的访谈，拼凑的周边，老到发黄的资料，最终勾勒出山之一角。
乌云
从石家庄往西，行至鹿泉、井陉一带。山体如同被巨雷开膛破肚，劈出一道道的伤疤，裸露出黄褐色或灰白色的内里。巨大的人造天坑和众多的坑口沿着山岭密集分布，碎石遍地。不远处可见依山而建的水泥厂或是公私矿场，就地取材、收益肥厚。被吸过铁粉的砂土被随意堆在山坡上。钩机正在山顶上采石头，一辆辆运输用的大车等待着装载。凿下来的碎石，每堆恐怕得有一两层楼高。挖掘机不断将这些碎石装进卡车，再倒进碎石机。行驶的噪音过后，扬尘让人看不清几米开外村民的脸。
“爆炸声一响，红色、黄色的粉尘能遮住天。”
昔日葱郁的植被如今只剩零星的几棵在风中抖瑟；而挖山形成的悬崖陡壁，很容易掉下碎石块，砸中路过的车辆或是附近的民居。
从三四年前至今，万青的主创姬赓和董亚千不止一次骑着摩托走过这条路，不仅乐队全体成员，《我爱摇滚乐》的前主编和前资深编辑、现任万青经纪人的赵亮，也都曾带着家人朋友开车或坐车，与这些骇人的景观擦身而过。
“之前其实很漂亮的一个山，小村子，转过去一看整个一面全被挖了，现在回填，再重新种植被‘补绿’。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画面对姬赓等人触动极大。
那时候哥几个还没想好新专辑要写什么。手头攒着的“音乐动机”（姬赓说，音乐动机是音乐创作的原始动机，觉得这段小旋律与自己有关，包含着某种可能性）已经不少，但很凌乱。溜达一圈之后就琢磨，要不咱们写这个吧？等把第一首歌《采石》写完，就找着感觉了。
看似直观，却依然意在言外。
赵亮的媳妇就住在太行山里，在深山中的学校教书。每个月他都要从北京乘火车再倒大巴车，回家和妻儿团聚。他曾经在文章里这样描述：“井陉县，耕地稀少，黑白分明——一列挂载了数十节车厢的火车在矿区装满煤炭，中途俯视右侧的县城，汇入这个国家的铁路主干道；而在此之前，还要经过一段漫山遍野白成一道的地方，那里竖着一块白灰覆盖的牌子：建设中国钙都。人们向下挖掘煤炭，向上崩山采石，炼制白色钙产品。一黑一白，不是琴键，而是一整个县的营生，还有县里人的两个肺。”
难怪他看到姬赓的歌词忍不住哭出来。鼓手史立过年前还带着朋友走了这条线，他说“见多识广”的艺术家们看到山体，都惊了。“我们住在石家庄、河北这一带的，一看这词儿，都明白写的是什么。”
不过，“概念组曲”前两首呼之欲出的压抑、阴郁，到了第三首《山雀》，却明显给人感受到清新宁静之美。演出时的大屏幕上，密林里透出微煦晨光，鸟儿高低回旋。长笛加入的旋律也悠然起来。
直到最后一句，“火光汹汹，指引盗寇入太行”，到底泄露了创作者的底色。
“三部歌曲相互关联，又是一个大的概念的组成部分。整张专辑完成之后，会把概念呈现得更加完整。”截稿前的夜里，姬赓确认了这一点。
很多人都注意到，“乌云”取代“黑暗”，成了新歌的关键词。当然，还有三部曲每首都出现的“太行”。
是被那种巨大的、掠夺式的资源消耗击中了？
“不是。”姬赓第一时间反驳。
“这首歌跟生态，不是那种关系，不是说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去批评。我特别不愿意让大家只是想到环保生态，太把自己当成一个城市里的人了。什么‘环保生态’，这就是你本人的世界，我们是一体的。你看见它被填回去，种上树，但是重要的珍贵的东西早就没有了。这和一个人被消耗的过程是一样的。”

萌芽
姬赓和昵称“二千”的董亚千是小学同学，初中高中都一起组过乐队。某天，从《音乐天堂》里听到盲瓜乐队（Blind Melon）的《Car Seat》，顿时觉得不一样。“那时候正好在听Grunge（Grunge，油渍摇滚，又译垃圾摇滚、颓废摇滚，隶属于另类摇滚的音乐流派）嘛，哎，就觉得这个蛮特别的，有大提琴，非常喜欢。”
去年“双十一”那天，后台见到的董亚千，文着花的浅棕色皮靴尖头微微翘着，钥匙像上世纪80年代中年人似的挂在牛仔裤腰上，口袋里塞了包纸巾。格子衬衫上的扣眼开得随意。过肩的头发，油腻得卷儿都黏乎了，像一礼拜没洗。拿把单排齿梳子，刮嚓两下完事。
几天后，去宁波的音乐节演出前，他提溜着一个白布袋子，晃晃悠悠去机场。里头装的，也是那双长到膝下的牛仔旧皮靴。
“他的仔靴靴腿儿特别高嘛，每次过安检，机场的人就要给他脱下来检查。”赵亮说，“Jimmi Hendrix在老董心里有比较至上的地位，还有Stevie Ray Vaughan。他的打扮就是典型的德州牛仔样儿。我一开始看他们最早的照片时，也穿那种法兰绒啊，非常的Grunge。”
1996年4月，他俩加上鼓手张培栋，给鼓捣出的乐队取名The Nico，那是28岁嗑药而死的盲瓜主唱Shannon Hoon襁褓中的女儿的名字。“说组建有点正式，实际就是几个小屁孩凑在一起胡闹。”姬赓说过。
他笑着调侃，因为中“盲瓜”的毒很深，“对他们那种丰富性的迷恋，和自身技术水平低下导致了后来作品的难产。其实晚点听到盲瓜就好了，Grunge那股劲还能在身上多保留几年。这事都怪（朋友）炸子马，是他在地摊上给我挑了张《soup》。那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上就能买到打口带（“打口”，指国外积压的音像制品处理后被作为塑料垃圾进口，却以音像制品的身份在中国各地的非主流渠道流通）。”
夜晚，石家庄人民广场，跳舞的市民（姜晓明）
和西安、兰州、成都相比，石家庄的“摇滚重镇”之名来得没那么有底气。但在乐迷心里，两本曾补给过他们青春饥渴的石家庄本土摇滚杂志，分量绝对够重。
1987年《通俗歌曲》在石家庄创刊，1999年改版为16开的摇滚刊物，喊出“摇滚你的生活”的口号。路子更野的《我爱摇滚乐》也在同年由《通俗歌曲》前主编晓朱（朱晋辉）创刊，成了最摇滚却最不像音乐杂志的反主流小报。晓朱还开过录音棚，有自己的厂牌，录了一堆唱片。这两本经常在报刊亭断货的杂志，加上蓝恐龙、金旋律和极端音乐这些音像店里的打口带，滋养了无数寻求精神慰藉和精力出口的青年。
装束是外化，涅槃、珍珠酱、碎瓜等乐队，以及Miles Davis，终究成为The Nico们血液里的一部分。不到18岁的董亚千立志，这辈子就磕在摇滚上了。
石家庄河北博物院，广场上看鸽子的人群（姜晓明）
所幸，父母反对、家庭封锁这些发生在别人青春期的痛苦史，他都没遇着。唯一要较劲的，就是自己。
有人在网上爆料，以“石家庄吉他一把手”出名前，董亚千为了在秦川琴行挑到一把理想的吉他，每天去得比员工还早。店门一开，就试上整整一天——除了吃饭上厕所，所有时间一直在试琴，试奏各种不同风格，一直到人家下班。就这样，整整试了三天，最后才挑中自己满意的吉他。
“那时候贼喜欢西雅图那些东西（音乐），嘿，吉他怎么会弹成这样？其实他们打骨子里都是精通blues（布鲁斯）的，后来我就觉得我应该把那东西弹明白了。就开始尝试自己慢慢学呗。但是爵士乐也容易特别庸俗化，所以运用的时候特别小心。”董亚千回忆。
先是扒那些经典的歌，后来就学理论，现在还在学——最近他在啃的是减音阶。20岁时没有特明白的老师，告诉自己这个体系怎么弄。这两年，董亚千认识了几个受过传统训练的萨克斯手。听他们讲了讲，才明白更多的子丑寅卯。“Jimmy Hendrix技术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关键是他作曲的想法和意识，很难企及。”他抽根烟，定定看着空气。
“董是早早混迹社会的野路子，一路摸爬滚打过来。能从演奏里听出来90年代自学成才的技术流乐手的痕迹，长长的solo，那种从逼仄之处磨出来的扎实，狭隘。”乐评人和小宇写道，“他理想中的音乐应该有成人摇滚乐的质地，严肃，优美，精纯，老到。另一方面，他对成年人所栖身的世界兴趣寥寥，他的音乐世界没有什么文化和性征的痕迹。”
所有的歌都是董亚千写出旋律，姬赓填词。旺盛的时候一天三五个动机，稍有点瑕疵，玩玩就扔了不要了。 1997年，晓朱说有个合辑，你们掺和一下吧。几个人就用一个星期写完了一个动机，“也不是当时最好的，那时候想把好的先留一下，结果后来都给扔了。”这便是收录在《非常次序》合辑里的《巢穴在望》。
青鸟儿，快带来些温暖的消息吧！它眨眼飞走了，飞走了
挤出泪，如同胶水
这粘稠的讥笑
我失望地拒绝了它
歌词和那时董亚千的嗓音一样的青涩。晓朱把他们带到北京，去一个琴行借了把贝司，在一个录音棚里录了两天，刨去开销，每人分了200块钱，那是他们第一次用自己的音乐换到银子。而这首处女作，他们此后再没怎么听过。
弹琴，教教小孩。有时跑去秦皇岛，直接租条船。“凌晨3点钟出海，撒网，第二天早上去捞，然后再把新的网放下去，一天的收获就是一大堆皮皮虾和螃蟹什么的。”
在后来可见的报道里，总能见到“艰苦、潦倒”这样形容他们的字眼。不管是姬和董，还是后来加入的小耕他们，倒没觉得。
“所谓潦倒，只会来自于你希望有更大的房子。来自于（想要）一个美丽的女人给你做饭。”朋友小河说。

傻鸟
The Nico成立的21年后，我坐在民心河边红砖楼里董亚千的小套间，他们排练过千百次的老房子。这是11月中旬。北方的采暖还未普及到每一户。甭管见到谁，董亚千都要迸出一句，“来暖气了吗？”
楼梯过道的小广告好像铲去了一些。屋里屋外的墙皮四处剥落，多到让你没了要扶一扶粘上的欲望。短短的走廊到头便是打通了的客厅和小厅，音箱、声卡、录音器材，胡乱堆地上。
房子中间镶着的钢结构生出斑驳的锈。桌上，废烟盒、酒瓶、打火机，各自占领着一席之地。书架上，黑塞的《悉达多》（也许借自姬赓），刘慈欣的小说，吉他教材，参差摆放着。看不出来历的水晶奖杯被搁在后头。
十多年前，本地的livehouse(一类具备专业演出场地和高质量音响效果的小型室内场馆)还未出生，玩音乐的年轻人一来二去，都寻到此，抽烟喝酒，就地而卧，董宅自动发育成了石家庄音乐青年的原乡。有段子说，除了主人，谁都有这家的钥匙。还有的说，只要扒开门边的水泥砖块就能找到门径——这也成了此后乐队改名的根由之一。
“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心留在那儿。千儿（董亚千）丢三落四，他找不着就问我们要。要来要去的，干脆留一把搁那儿了。”采访时，史立笑着解释。
房子，人，都老样子。只是曾经的颓顿，到底远了。
2000年，姬赓离开石家庄，去南方上学。走的前几天，董亚千的狗死了。“自此，事情开始变化，这个很酷的世界用了几个简单的例子就证明了我们的不万能。”
在那之前，董亚千已经扛不住，爆脾气，或者一言不发，砸东西。用姬赓的话说，“那是源于他对生活的漠不关心和对音乐的贪得无厌。”
曾经认为自己天分高，足以成为rock star。又觉得周围环境太糟，越急越写不出东西。
十多岁便辍学的董亚千没有焦虑体验，想不上学就不上，想干啥就干啥。等到岁数大一点的时候，进入社会，“欸，才发觉你不是这个样子，你不可以这样。没受过那么强的刺激，人一下子就失衡了。”
他们像喜欢自己一样喜欢鸵鸟，但这丝毫不能改变鸵鸟可怜的本质：跑得快却撵不上汽车，有翅膀又飞不起来，鸟蛋大得碍事，养着费劲宰了可惜。简直傻鸟。
姬赓去湖南读书第一年，董亚千跟过去当了一个月陪读。没钱，打一份饭，俩人一块吃。
折腾过了，董亚千跑去了秦皇岛。“那会儿没兴趣琢磨摇滚，就是一个劲儿练琴。我甚至都忌讳弹摇滚乐，光弹爵士、布鲁斯，比如John Scofield。”
他养了好多流浪狗，有的都被拉去宰狗场，生生让他救了回来。“狗是个通人性的东西，它知道你救它。我在海边租了个房子，最多的时候五六条去林子里溜达。”
也就是在那段日子，董亚千写出了富有画面感和冲击力的《秦皇岛》。有歌迷说，“每每听到这首歌，仿佛身处在一座四周是灰蒙的雾气与海水的孤岛上，小号声一起，恍如天光拨散迷雾。然而，并不能知晓，照亮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后来，人便回来了。狗带回来一只（没多久死了），给秦皇岛哥们儿一只，有些狗上山看果园去了。“这就是命运。”他说。
姬赓 （左） 和小耕在董亚千老房子的楼道 图 「音乐肖像」 提供
2001年，鼓手张培栋去日本上学。次年鼓手荀亮加入，年底姬赓给乐队改名“万能青年旅店”——想冲冲此前乐队的晦气。“二千和二崔（乐队成员）不停出游，还是以蹭为主要谋生手段。我躲在南方，用白沙烟、低度啤酒和几首老歌打发着时间。没有奇迹发生但也没想象的那么糟糕。”

粘稠
起初董亚千是不习惯中文词的。首专里第一首《不万能的喜剧》写出来，姬赓劝了他足足三天。《十万嬉皮》这首直接点名“董二千先生”的白描作品，他也花了好多天，才终于克服障碍，心无旁骛地唱出来。
台湾音乐人马世芳说，姬赓和董亚千的搭档，好比Lennon与McCartney、Jagger与Richards、Morrissey和Marr，两人互为阴阳表里，缺了谁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和他们合作过《音乐肖像》项目的小河也会提到两人之间的关系。“音乐上的好搭档可遇不可求。音乐圈里，最早的是（野孩子的）佺和小索，说兄弟太江湖，太白了，说‘夫妻’又有点过。后来五条人的阿茂和仁科，我觉得也特别好。你看姬赓跟亚千一起吃饭聊天、喝酒，也能感觉到他们之间那种特别微妙的东西。亚千不爱表达，我们做《张洲》采访的时候，都是姬赓说话。”
好朋友焦雪雁和他们认识多年。她叫董亚千“圈哥”。“发音像，还有就是调侃嘛。有点傻。圆圈嘛。”
“圈哥对旋律的感觉没得说，但他做人实际上特别幼稚，特别容易被人坑。走在路上，一个十块钱三串的佛珠他都能买，做事的逻辑为零。我跟姬赓两个人电话里面最多可以聊到三个小时，像手术一样去解剖一件事情。圈哥没有的。我们去聊一件事，六句话之内解决。这事牛不**、好不好，好、行、干，就这样。”
听得忍不住笑。她接着来：“很多有天才性质的人存在，但是他不见得能碰到一个像姬赓这样，知道他在旋律上有这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还能去帮他砍掉身边所有的威胁。”
什么威胁？骗局？焦雪雁不再言语。只说董亚千没少翻过跟头。
直到2006年，把《秦皇岛》和《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写完，他们才重新开始找乐手排练。大提琴有过四个，鼓手五个，吉他三个。从来没有什么正式一说，来去自由。
那会儿加入的杨友耕，年龄17，比另外几个小七八岁，和入行时的董亚千一般大。到今天，姬赓成了“老鸡”，二千成了“老董”，小耕还是小耕。
在众人的眼里，小耕眼神单纯，想法也单纯，人谦虚好学，关键还懂谱，好像是个“派来的使者”。
史立的加入则留下不少经典笑话。董亚千曾在早年受访时形容他“面如重枣，目似朗星，面相还不错”。第一次见面，董把干妈给自己的200块，全掏出来给史立，“然后他就特别感动，后来就跟我家吃住。”
末了发现，这家伙不只烧得一手好川菜，音乐上还特灵。那时爱听爵士的董亚千对小号的感觉是，“除了音儿大没别的。”可史立一吹，给他印象特别深，因为他可以把小号的音量吹得很低，而且很准。
接近今日的万青，就这样成型了。
作曲核心是董亚千。所有的编曲，除了吉他也来自他，其他都是各门乐器自己负责，排练时一起商量。“一个人包办，当然效率特别高，但那个融合度，彼此的关系，就没那么粘稠。”姬赓说。
他举例，《秦皇岛》原先不是现在这样的编排，特别婉转。“其实音全部一样，但之前小号是一个间奏。写完以后，我们一听，哦，这个旋律特别好，就说把它（小号）放到前面吧，色彩会特别不同。高潮提前了。更直接了。” 待在这支乐队11年，小耕说，无他，人和音乐都投缘。对于老爵士和布鲁斯的喜爱，已经说不清谁受谁的影响。比如《在这个行星所有的酒馆》的结尾，空掉第一拍，第二拍进来，形成特别好的一个反差，便是从爵士乐的经验里来。
几个月前，我去他们石家庄棉二生活区附近的新排练厅“探班”。排练登台作品之前，几个人jam（多人即兴）了老长时间。“其实即兴才是爵士的魂对吧。你看我们这几首歌都练了有几千遍，可是每次上台，绝不重样。”史立和小耕说。
“先多练练布鲁斯吧，弹好了这个，思维方式都不同了。”排练完，吃罩饼的饭局上，董亚千认真地对加入不久的吉他手苏雷说。
“每个人跟作品的距离不同。乐手就是要很克制很准确，不会出错。但一个（摇滚）乐队的话，就有好多粗糙的东西。是有温度的。所有人到我们乐队来，我们都希望他变成乐队之一，不要只是一个（录音）乐手。”董亚千告诉我。
陈郁、赵亮、董亚千等人，都提到了King Crimson（KC）。对这支前卫摇滚乐队的欣赏和借鉴，万青的成员们也几乎是同步的。
“KC复杂、精确，又还保留那个最灵动的东西。古典音乐、爵士乐、摇滚乐，全部融会贯通，其他乐队里我们还没发现有这样的。还会发明乐器，基本没有什么缺点。”姬赓总结。
所听，即所得。
他提起国内的假假条乐队，“刘与操（假假条主唱）特别聪明，那是我这么多年印象最深、最喜欢的一个新乐队吧。有时候还挺羞愧的，小的时候都喜欢山东Grunge的好些乐队。那个劲儿单纯有力……我们后来可能想要的感觉太多。这个，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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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
“远离”北京的石家庄，如今乘坐高铁只需要不到一个半小时。
几年前，阿爽大学一毕业，工作不顺心，便辞了职，坐火车旅游了一趟。其中的石家庄意义特殊，离开前她还抽空在火车站写了明信片给张蓓——上面是万青的歌词。
从河南到河北，她眼瞅着窗子外面，天色一点一点发乌发黄，视线模糊。
石家庄棉三宿舍生活区，路边打牌的男人（姜晓明）
到地儿了。人民商场、八角柜台、师大附中、药厂……早在小本儿上抄好的“标志性地点”，她一个一个“踩”，一处处拍照。
“本来带着朝圣心情，后来发现，非常平淡。很萧瑟。百货商店，改名字了。坐车经过也不知道。华药（药厂）我去了，像遗迹。”
董亚千在方北路上的房子，就挨着华药宿舍区。离发小姬赓住的师大家属院不过一两条街。三十多年，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在这两三平方公里内。
1958年建成投产的华药，青霉素等各类抗生素是主打药品。姬赓记得，厂区和宿舍区的空气里天天飘着一股特别的味道。“像玉米发酵的那股味儿。不是特刺鼻，说不上，就跟别的味儿不一样。”
河北师大附中附近，放学路上看报的少年（姜晓明）
据说常闻华药的怪味能预防感冒和慢性咽炎。不知是否有科学依据。可以肯定的是，每到饭点，你总能透过围栏，目睹一片片的大褂端着不锈钢饭盒打饭的药厂固定一景。曾经自诩“亚洲最大国企”，华药工人的脸上写着装不出来的自豪。
“我们那个发酵罐，当时全国最大，苏联人援建的。现在说爱厂、爱单位，都是被感动。那时是真的以厂为荣。发棉袄，发卫生纸，米面油。啥都发。管饭。住也很好，我们都买过公司股票。”在华药干了一辈子的退休老职工白阿姨回忆着往昔，乐呵呵地。
“现在挣不了钱了，没人来。”白姨说。
石家庄华北制药（姜晓明）
白姨的朋友拍了数月前厂里老车间拆迁前的照片：硕大的罐子、管道横竖林立，瓦砾遍地，空无一人。
“可我们还是有烤火费呢，你知道吧。”她用手指指那一边，嘴一努，“从棉一到棉四，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呢。”
棉纺业曾是制药以外这座城市能顶半边天的支柱产业。如今，从棉一到棉七的厂区，悉数成为商品房或待价而沽的房企“必争之地”。
“好多好多年前就不行了，九几年可能就不行了，挺早开始就走下坡，最早下岗的开始。”中午，站在不远处的街口，姬赓说。
他说母亲以前就在纺织工业学校工作——那会儿还有这种专门的学校去为这个产业输送人。等到1990年代，就被别的学校合并了。从纺织工业到连带的行业全都没落。
第二天一早，我和董亚千道别，骑车从他家到棉三、棉四生活区，也不到10分钟。
不像药厂宿舍区的沉寂，棉纺厂宿舍的冬日早市一片热气腾腾。路口，运货车刚卸下当季菜，成捆的大葱和胡萝卜哧溜一地，等待着买家摘走。从南头走到北头，葱花饼、豆腐、烧饼、糯米蛋糕、拔丝蛋糕，一溜溜地沿街摆着，诱人馋虫。“现包的茴香鸡蛋馅儿”，“糖炒栗子啦”，“小米会说话，馒头五元11个”……一片带着笑意和挑衅的叫卖声里，婆婆爷爷们推着自行车，提着菜筐，慢慢挪着步子。隔不多久就得欠个身，踩在他人的光影里，继续赶各自的集。
姬赓所叹息的局面，不在他们的焦虑清单上。“暖气管道裂了，没人管，你帮我们反映反映？”好几位老人家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期待。
“对头，就是这个样子。”在重庆长大的张蓓，看到我手机上的华药车间照片时说，她从小生活在军工厂一带，所见无差。
回过头看昔日的万青踩点之旅，阿爽笑笑，“那时候年少轻狂，现在大概再不会单为乐队去一个城市一日游了。可是有灵魂的人，会把这些发生的历史留下来。做成专辑也好，写成书也好，这是值得尊敬和感谢的。”
对于长于斯的姬赓、董亚千和史立，还有在此成家的秦皇岛人杨友耕，待在石家庄的理由没多高尚，没多复杂。

生活
四五年前，姬赓当了父亲，写歌中断了一两年。
“那几年真是生活变化太大了，压力一下子来了。时间特别碎，还需要挺强的自律，才能有点效率，否则就是一塌糊涂，每天不知道在干嘛。”
调整是必须的：早起、排练形成制度。
而今，写歌、排练演出、教书、开画廊，还带孩子、会会朋友，喝酒品茶，生活完全称得上丰富了。
“是很丰富呵，太丰富了。”这么一罗列，姬赓笑了。“但我哪样也不是陷得特别深，乐队这边算投入精力最大的了。主要还是积累。审美没有进步，低水平的重复没什么意义。这几年主要忙着生活，干干这些事。”
2016年底，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在广州草莓音乐节上演出（麦启烜）
说到中年危机这样的词儿，他有点愕然。
“我不明白中年危机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一直在危机里，从青春期就是在危机里，无忧无虑的时间很短。那个（所谓的万能，年轻的无限可能性），很早在我们心里面就幻灭了。就是自己想做的事儿，和条件、和才华之间的距离，挺早就没那么自信了。全面的悲观。”
2017年11月11日晚，万青在上海摩登天空live house的渤海冼雷音专场演出。在首专发布近8年后，他们首唱了新专辑三首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曲目。新专的其他曲目尚未制作完成 图沈煜
在陈郁看来，姬赓敏感而聪明。他不会沉溺在这种情绪里头，更不会把这个当成一种优越性，自我标榜的东西。
采访了这么久，姬赓说得最多的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一星期前我们见面，他告诉我，棉二排练厅的房子产权好像有变动，又得折腾新地儿。
首专的录音备受好评，但他们一直对录音的空间感不满意。“数码时代就会有电子感，塑料味儿。我们一直想要的是很暖、结实的那种声音。所以我就想要是能找到一个大的地方，自然声场就很好，后期不再过多地修饰。”看来，这计划还得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动。
各种裂变、消逝，如锚兀自扔出，扎在不同的角落。
2015年，他们钟爱并翻弹过的Stone Temple Pilots的主创去世，乐队难过了好一阵子。聊起这，董亚千叹了口气，“那个年代的人都快死绝了。**。”
他在秦皇岛住过的房子，从前无比荒凉，现在大楼都塞满了。树林子也没了。
对于《银翼杀手》和AI，笃信外星人的董亚千都很好奇。“你说将来会不会全都AI写文章了？”他问我，又像问自己。“要有艺术性的，暂时还得靠人哈。”
“演出市场这两年还是挺好的，但是我不知道别的行业怎么样。”董亚千起身，挠挠头。
姬赓听到我的转述，嘴上咧开一道轻微的褶子。“行业？！这家伙现在都会说这词儿了。真是正常了。那些年（他心情比现在差多了）……”
（感谢赵亮、赵磊、陈郁、小河、吴淼、张雄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王婧、高佳、吴炫、戚展宁、朱圆、小堇、艾霖、梁婷、魏晓涵对本文亦有贡献）

接下来是文章配图，试着发一下，我也不知道能否成功。

2015年，小河（右）与董亚千合作《音乐肖像》项目的歌曲《张洲》时在工作室（「音乐肖像」提供）

井陉的太行山景，照片里几乎干涸的河，也是万青新歌歌词里的意象（供图 赵亮）

2017年11月，万青乐队在工作室排练（姜晓明）

2016年万青河北墨麒麟主题巡演的海报，图片拍摄自太行山上。冀西南的太行山现状，也是乐队创作新专辑部分曲目的灵感来源

夜晚，石家庄人民广场，跳舞的市民（姜晓明）

石家庄河北博物院，广场上看鸽子的人群（姜晓明）

姬赓 （左） 和小耕在董亚千老房子的楼道 图 「音乐肖像」 提供

乐队在民心河边董亚千住的房子里排练了近20年，这里也成了“万能青年旅店”名字的由来之一（刘正薇）

石家庄棉三宿舍生活区，路边打牌的男人（姜晓明）

河北师大附中附近，放学路上看报的少年（姜晓明）

石家庄华北制药（姜晓明）

2016年底，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在广州草莓音乐节上演出（麦启烜）

2017年11月11日晚，万青在上海摩登天空live house的渤海冼雷音专场演出。在首专发布近8年后，他们首唱了新专辑三首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曲目。新专的其他曲目尚未制作完成 图沈煜

全文终于搬运完毕，手机抓取文章，电脑手动编辑到半夜，又经历了部分文字和文章配图传不上去的麻烦，导致最终图文分离，虽不影响阅读，但作为强迫症心里很是不爽，也不想重新编辑碰运气了，“一半怪自己，一半怪度娘”吧。这篇文章是近几年来为数不多的有关万青的深度采写，江湖上对于万青身世的传说，歌词的解读都在其中有着清晰的阐释，可以的话推荐买一本实体刊读一读，搬运到此结束，共同期待新专辑吧，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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