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1.Jeferry Kinkley，Chinese Justice,The Fi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 Press, 2000), Chap.3, "Shadows"
2.孔 慧怡 : 《 还 以 背 景 , 还 以 公 道 一一 论 清末 民初 英 语侦探 小 说 中译》 , 收 于 王 宏 志 编《 翻 译 与创作 : 中国 近 代 翻译 小 说 论 》 , 8 8 一 1 1 7 页 , 北 京 : 北 京 大学 出版社 , 20 0 0
3.范伯群 : 《 中国 近 现 代通 俗 文 学 史 》 , 南 京 , 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 20 0 0 。
4.关 于柯南 · 道 尔 著作 的 英 文 研 究 甚 多 , 可 参 照
Harold Oreled, Critical Essays on Sir Arther Conan Doyle, New York : A , K . H a ll , 1992

空格难受……

握草咋又吞了啊

去他lailai的，不贴了！给你们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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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你把这篇文章转来了

可以贴截屏。防螃蟹。

我们从霍桑的一篇探案《血手印》（名字似乎在模仿道尔的“A Study in Scarlet”）中可以看出：霍桑身高五尺九寸（福尔摩斯则身高六尺），体重一百六十磅，他住在上海爱文路七十七号（今北京西路），而他的朋友包朗则已结婚，是个作家，偶尔也拉小提琴，但不吸马非。二人共通的特色是都十分爱国，甚至连抽烟都用国货（黄金龙牌）。二人的正义感极强，反对迷信，但霍桑更揭橥一种道德和人情更高于法律的中国传统。学者谭景辉更认为霍桑富有墨子的精神③。金介甫却认为程小青新创的侦探小说反映的是一种五四式的新文化价值系统。这两种说法，我都不全然同意。
从一个模仿福尔摩斯的层次而言，我认为霍桑这个角色更近似“后殖民”理论家Homi Bhabba所谓的“模拟”（Mimiety），即被殖民者学他的主子，外表惟妙惟肖，但独缺肤色，而且也有“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问题。霍桑故作爱国，可能是矫枉过正，或者说作者故意把霍桑的“中国性”加强，以说服读者，然而他的洋化和西化的一面，则显然是福尔摩斯的翻版。正因为霍桑在造型上的混淆，所以我觉得整个效果远远比不上程小青的“伪作”《龙虎斗》。既然是假造，他可以尽量放手造得几乎以假乱真，而真正创出一个中国侦探的时候，却反而有点虚假。而且，程小青为了研究侦探学和犯罪学，上了美国函授学校，所以在小说中拼命提倡这两门新学问，反而使得情节松散，不能一气呵成。
霍桑探案的致命伤，我以为是它的背景——上海的都市文化——描绘得不够深入，更没有爱伦坡或波特莱尔的反思。换言之，上海这个大都市——或其中的一部分，应该是罪恶的渊源或颓废的所在地，是霍桑应该深入探讨的“虎穴”。然而情形适得其反，霍桑探案中的犯罪案件不少发生在其他小城或乡下，即使发生在上海，譬如《舞会魔影》，对上海的阴暗面描写反而不足。诚然，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探案，对颓废和社会阴暗面的描述也不深，但用的是一种间接手法：福尔摩斯化装成各种人物出去侦察回来后，才对华生约略叙述真相，虽然言简意赅，但读者的心目中却可呈现出一股阴影，正像其他故事回溯到非洲、印度或美国一样。我想程小青所欠缺的恰是这种间接手法，一切平铺直叙，有时故意把包朗是否在场的考虑放进去，试图解释情节的可信性。然而，明眼的读者不难发现，这都是浮面的假造。

1. 《霍桑探案》的袖珍本有三十多种, 近已难得一见。近年重版的《霍桑探案集》三册, 北 京, 群众出版社 , 19 8 6 。
2. 参阅范伯群编《侠盗文怪孙了红》,《民初都市通俗小说》第7种 , 台北 , 业强 , 1993
3. King—fai Tarn（谭景辉）：The Traditional Hero as Modern Detective: Huo Sang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in Ed Christian ed. , The Post—Colonial Detective·Palgrave publishers, 2001, 140—158.
程小青（1893——1976）出身贫寒，曾在上海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十六岁就为《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写稿，自学英语，二十二岁开始翻译福尔摩斯探案，后在东吴大学附中任教，并替世界书局编辑《侦探世界》等杂志。后来开始写霍桑探案，先在《红杂志》和《红玫瑰》等通俗杂志发表，后结集出书三十余种，可见当时所受欢迎的程度①。程小青虽是“中国侦探小说的宗匠”或“侦探泰斗”，但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海派作家”。他有一部分时间住在苏州，是一个苏州文人，和其他“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背景相似。所以我认为，他对于上海都市文化的看法和“新感觉派”的刘呐鸥和穆时英很不同，更没有施蛰存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学养。这又牵涉到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俗文学中的上海文化到底是什么？和“新感觉派”笔下的上海有何不同？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所写的大多是城隍庙和四马路、福州路附近的旅馆、妓院和餐馆的世界，而“新感觉派”和其他新派作家则洋化得多，以租界里的咖啡馆、大饭店和舞厅为背景。相形之下，程小青笔下的世界似乎在两者之间，霍桑住的爱文路应在英租界，他破案的地方则到处都有，而以里弄房子或较偏僻的小洋房居多，而且罪犯完全是华人，这就和施蛰存的小说《凶宅》大异其趣（内中人物全是英国人）。在霍桑故事中，有时还有一些旧式的江湖侠客——如江南燕——出现，和霍桑惺惺相惜。加上霍桑和包朗的中国习惯（抽中国香烟，不喜欢西餐）和明显爱国思想，使我们感到这两位人物的“中国味”甚浓。甚至故事中洋场恶少或假洋鬼子式的人物都不多。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的女人鲜有“尤物”（femme fatale）的造型，不像刘呐鸥和穆时英小说中的玩弄男人于股掌之中的“洋味女人”，所以“色情”的成分也绝无仅有。即使描写舞女——如《舞后的归宿》和《舞宫魔影》——也不够泼辣性感，而且用笔显得很笨拙，有点不知所措。譬如在《舞后的归宿》开头包朗撞见一个舞女的一段②，处处泄露着一种鄙视，和穆时英的小说如《白金的女那个体塑像》大异其趣。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来，即使包朗故作严肃，或作者必须照他的性格来写，这个舞女的形象也实在不够诱人。而一篇侦探小说缺少一个吸引人的尤物，其效果毕竟打了个折扣。这种尤物角色，在美国侦探小说（如Raymond Chandler和Dashiell Hammett的作品）中必不可少，她令永远单身的侦探着迷，引他入歧途或错误的判断，她也因此成了城市文化诱。惑力的代表，这是所有根据侦探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所谓film noir（幽暗电影）——最津津乐道的主题。程小青也译过其他侦探小说，所以他对这一个传统可能也很熟悉，否则他大可和柯南·道尔一样，对女性尤物一概不写（甚至那篇早期的“A Scandal in Bohemia”也是点到为止，女主角是戏剧演员，不是舞女）。
1. 以上资料皆根据《程小青和世界书局》 (收于《郑逸梅笔下的艺坛逸事》)和《我的中学老师程小青》(王火著, 《万象》2003年) 二文、特此感谢提供资料的上海友人陆顺先生。
2. 程小青: 《舞后的归宿》, 《霍桑探案集》第三册，3一4页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认为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故事并不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对于都市文化——特别是它的“现代性”那一面——缺乏了解和敏感。也许，程小青想要向当时的新文学读者讨好，因为当他写霍桑故事的时候，五四运动已经成功了。我觉得五四新文学代表了一整套的意识形态，它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大叙述”模式。程小青似乎故意想把他的侦探小说放在这个模式里面，反而吃力不讨好，因为五四作家群并没有把他视为新文学的一分子。霍桑对于当时的国民党正府也不敢冒犯，他与正府体那个制内的敬察颇为友好，不像福尔摩斯处处调侃苏格兰场。总而言之，程小青把霍桑塑造成一个改良型的爱国分子，不但使得他的个性缺少怪诞或阴暗的一面，而且总体上更不够突出，而包朗作为陪衬人物——又是一个作家——却一点思想也发挥不出来。程小青似乎继承了五四“启蒙”的传统，要把“新知”介绍给读者，于是在小说中也大讲指纹、脚印等侦探学中的科学方法，近乎说教，往往因此拖长了故事，失去了悬念。前面提及，程小青创出霍桑之后，另一个作家孙了红也创造了一个近似亚森罗苹的中国人物鲁平。我反而觉得孙了红的鲁平故事比较“好玩”，孙了红喜欢看电影，也译了不少侦探小说，从中吸收了不少电影技巧，所以写得较程小青更灵活。此处不能详论。
到了三十年代末，抗战开始以后，都市侦探这个角色，在国产电影中也逐渐被间谍或情报员所取代，甚至情报员（如日本的川岛芳子）也成了传奇人物。虽然当时的小报或小型杂志上不乏福尔摩斯式的人物，甚至赵苕狂还创出一个“角弄里的福尔摩斯”胡闲，一个失败的侦探——“由于崇拜福尔摩斯，就整日穿着一件西装，手持一根文明棍，虽不抽烟，口里却总衔着一支雪茄”①——福尔摩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出现，和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萌芽和发展有关，战乱和革命以后，都市文化被乡村所取代，中国也只剩下公那个安，已经没有私家侦探了。
1. 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 231页 ,重庆出版社, 1999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