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傲视万邦，尤其是对偶之妙。歌德、但丁虽系伟大，比之杜甫相形见绌。旧约圣书同杜甫相比，如同婴孩之作。”——日本汉学权威、研究中国文学第一人吉川幸次郎《杜甫的诗论和诗》

划时代的人物：杜甫｜吉川幸次郎
2017-09-14 09:46

∞《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岁以前几无作品传世，暂且不论）。三十岁到四十四、五岁，作为没落士族的后裔，是骑着驴马，经历坎坷，彷徨徘徊于长安街头的时期，是长年做官的愿望一直未能如愿的时期。这是他一生的第一个时期。
公元七五五年，安禄山叛乱勃发，当时杜甫曾被叛军扣于营中，不久逃脱，奔赴新帝的行在。由此功劳，得遂其长年欲当官的夙愿。但荣耀即刻便失。或由于畿内一带饥荒不断，为了购粮度日，便偕家族，奔赴西面的甘肃省。于甘肃转辗移居，最后到了四川成都。在国家命运的动荡中，杜甫的命运也激烈地动荡着。这像小说般变幻离奇的四年，即杜甫四十四岁到四十九岁的四年，是他的第二个时期。
在成都的三年间，是幸福的。物资富足，气候温暖。幼时好友严武当时为四川的节度使。由于严武之情，得以在成都近郊经营草堂，在那里定居。这是他的第三个时期。
但严武一死，四川内乱，幸福破灭。杜甫偕同家族，乘舟沿长江东下。先是在四川、湖北交界处的夔州这个峡谷的小城里逗留了二年多，那里亦无定居之地。便又乘舟，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上漂泊。公元七七二年，五十九岁时，在今湖南省境内，卒于舟上。这是第四个时期。据说是食牛肉过多而亡。这与他的朋友李白，为了追求水中的月亮而死的传说相比，确实可谓是杜甫的死法。
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
根据以上对杜甫生平的简略划分，其后半生多是在旅途中度过。这一点，与芭蕉相同，不仅生活状况相似，诗的境界也相似。
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
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
落日在簾钩，溪边春事幽。
这样的句子，似与芭蕉的俳句相去不远。
【未完】

下面再举一首完整的诗来看一下吧。诗名为《移居公安山馆途次所作》:
南国昼雾多，北风天正寒。
路危行木抄，身远宿云端。
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
鸡鸣问前馆，世乱敢求安?
这是杜甫的一首五言律诗。
此乃旅人稀少之所，经关守盘问，出了关。登上大山，日色已暮。见有封人之家，前往求宿。三日连续暴风雨，只得逗留山中：
浑身蚤虱咬，枕边闻马尿。
这是芭蕉所作《奥州小路》中的一节（《奥州小路》二十九节，尿前关）。
读了以后，有何感想呢？据说是深得杜甫三昧，在背负的书笈中，总放着一部《杜工部集》的芭蕉，由于同为羁旅诗人，对这位中国的先辈就更感亲切，或许，自己的羁旅生涯，也就是受杜甫影响的结果。

还有杜甫在舟中所吟咏的： “青惜峰峦过，黄知橘袖来”对芭蕉“漫山皆密柑，山色成橙黄”句的影响。此外，特殊文法的句子：“红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对“林萤火吾身，青楼宿夜灯”句的影响。当然，据诸家研究，类似的例子，决非仅有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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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杜甫之旅与芭蕉之旅，确有许多不同之处。起码的一个不同点是，芭蕉之旅，乃一蓑一笠，要说带着谁的话，那只有弟子曾良。一人而行。但杜甫之旅，则是携带一家眷属的大迁徙。从四十八岁到五十九岁的十二年间，由陕西入甘肃，由甘肃进四川，由四川到湖北，由湖北下湖南，这与近代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江西瑞金出发，迂回过四川的深山，到达陕西延安被称为长征的路线正相反。在中国西半部，描绘出了一条大圆弧。而在这期间，杜甫一直和妻、子在一起。杜甫的妻，与杜甫一样，是士族出身，系弘农杨氏之女。杜甫被叛军扣留在军中时，与妻子分离，他思念远方妻子所作的《月夜》诗，甚为有名。诗中云：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这里吟咏的，就是他的妻。除此之外纳妾的形迹，则丝毫也没有。他有子二人，女若干。长子宗文，次子宗武。他最喜爱的是宗武。此儿从小聪敏伶俐，凡有客人，常能记住姓氏。“李伯伯好”、“高伯您来啦”地行礼招呼。还能很好地记住父亲写的诗，咿咿呀呀地背诵给客人们听。那个小家伙，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但现在又怎么祥了？这也是在监狱中作的诗里在思念着的。如上所述，妻、二个男孩，二个以上的女儿，至少是五个人以上的家属，便是杜甫漂泊的伴侣。此外，如同今日在中国旅行那样，加上不能算排场的一些仆人、女佣之类，一行的人数，也许要超过十人。就这样的人数，单单行李也就很够呛了。铺盖，盥洗用具，餐具，以及其他的日常用具，必须带上这一切，徒步而行，与今日在中国内地的旅行是一样的吧！不是像芭蕉那样，仅是一蓑一笠。

这种携带家族跋涉的苦劳，杜甫屡屡见于言辞。特别是刚刚开始漂泊，从甘肃进入四川，越过有名的栈道的长途跋涉。当时所作的纪行诗，在冈崎义惠氏的《日本文艺学》中，由于将其与人麿的诗歌进行了对比而引用，故多为人所知。这中间有一首题为《飞仙阁》的诗。那似是一个特别险峻之处，杜甫一行平安地越过后，在谷底歇马。此时，回首仰望着刚越过的山岭上飘浮的白云，杜甫长叹着，吟出了如下的诗句：
叹息谓妻子，汝曹何随我。
“何随我”这是杜甫的自问，但决不仅是自问。对爱妻孺子的爱，作为更广泛的人类之爱的出发点，在中国比什么都更为贵重。妻、子，还有双亲一起，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容置之不顾，如弃置不顾，在中国，是视为非人道的。
妻和子，不仅分担了杜甫漂泊的苦辛，也分享了他的幸福，幸福的日子，是间于漂泊生涯之中的成都生活。那时，妻子们也都很幸福。请看下面的诗。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手制的棋盘，即席而成的钓钩，使草堂的生涯，更添欢快。还有，就在草堂前，有一条小河：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在老夫妻乘坐小艇边戏水的，也许是次子宗武吧！

但是，由于四川兵乱，这幸福很快破灭了。不得不又叹息：
偶携老妻去，惨淡凌风烟。
在草堂昏暗的灯光下，妻子正在频频写信。今年难以回家乡，那也许是写给故里的吧？杜甫亲切地吟唱道：
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
呵，我没有什么过错，而是这世道的过错，是这充满战乱的世道的过错！杜甫不断地抱怨，这在下面的诗句中表现了出来：
何口兵戈尽，飘飘愧老妻。
由于终年不绝的漂泊生涯，他坦率地对妻子表示了内心的歉意。正是在这种“处处逢正月，迢迢滞远方”的生涯中，孩子们渐渐长大成人。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杜甫越发感到了自身的衰老、漂泊岁月的绵绵不尽：
汝曹催我老，回首泪纵横。
这是他五十六岁那年春天，寒食节时给二个儿子的述怀诗，说的是，你们不断地长高，父亲我则迈入了老境。此外还有：
汝涕吾手战，吾笑汝身长。
这是次年正月元日，示次子宗武的诗。如前所述，次子最为杜甫喜爱。漂泊生涯的开端，在刚进入甘肃时，他还只有小学生的年纪。在成都草堂前的河中游泳时，当是中学生的年纪，而这时，已有大学生的年纪了。杜甫还有诗云：
泛舟惭小妇，飘泊损红颜。
这里的小妇，如解作儿媳妇的话，那儿子们也都己有妻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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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为何不得不带着如此累赘的家属不断漂泊，要“愧老妻”，“惭小妇”呢？理由很简单，那是为了生活。如更坦率地说，那是为了使家属得到粮食。与“风轻白云诱，飘泊不思止，喜逢道祖神，手边无累赘”的芭蕉之旅，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同的。
最初，弃畿内之官职而赴甘肃，乃因畿内饥荒而不得已。为了寻求粮食，先到了甘肃的秦州，即今天的天水县。但那里的粮食状况，也决非如意。而且，这国境城市异样的风土人情，不断地折磨着杜甫：
水落鱼龟夜，山空鸟鼠秋。
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
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
此时所写都是这种凄寒的诗。于是，杜甫和家族的车马，又指向更南面的同谷县。同谷，肥美的田地在山脚下延伸。栗里，那是一个只闻其名也令孩子们感到高兴的地方。充饥的食物，那怕是山芋，也可以吃个饱。山崖上，甚至还有蜂蜜可采——这是杜甫对那个新去之处的期待。然而，到了那里一看，只是一个雾霭弥漫、荒凉的山间小城。夜幕降临，谷底猿猴成群，拾掇着带花蕾的橡枝。于是大失所望，只得继续漂泊。

最初，弃畿内之官职而赴甘肃，乃因畿内饥荒而不得已。为了寻求粮食，先到了甘肃的秦州，即今天的天水县。但那里的粮食状况，也决非如意。而且，这国境城市异样的风土人情，不断地折磨着杜甫：
水落鱼龟夜，山空鸟鼠秋。
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
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
此时所写都是这种凄寒的诗。于是，杜甫和家族的车马，又指向更南面的同谷县。同谷，肥美的田地在山脚下延伸。栗里，那是一个只闻其名也令孩子们感到高兴的地方。充饥的食物，那怕是山芋，也可以吃个饱。山崖上，甚至还有蜂蜜可采——这是杜甫对那个新去之处的期待。然而，到了那里一看，只是一个雾霭弥漫、荒凉的山间小城。夜幕降临，谷底猿猴成群，拾掇着带花蕾的橡枝。于是大失所望，只得继续漂泊。

因此，终于决意入蜀赴成都。在社会动乱之际，冒着风险越过栈道，其险恶不用说仙台的荒郊不能比，就是青森的荒郊也不在话下，那就像冒着随时可能遭鱼雷袭击的风险，乘着青函连络船，渡海前往北海道一般。然而，成都生活，有着杜甫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幸福，至少是食粮不再成问题。
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虽这样说，然而招待客人，也并不费事。但是，离开了成都后，便又要为口粮而操劳。成都以后的逗留地是夔州，那里似也有人资助。杜甫雇用帮工经营庄园，而庄园的收成，也就成了此时杜甫诗中所关心的事情之一。比如，有这样的一首诗：
复作归田去，犹残获稻功。
筑场怜蚁穴，拾穗许村童。
落柞辉光白，除芒子粒红。
加餐可扶老，仓廪慰飘蓬。
其大意是：各种各样的事都干完，只剩下收割了。再到四周看一下，众人已把麦场收拾好，呀！把土夯紧时，可别把过冬的蚁穴都搞坏了！那边散落的谷穗，让村里的孩子们去拾吧！脱谷的杵在石臼中一次次地舂动，秋天的太阳照射着，发出了闪闪光辉。从稻谷中舂出米粒，多么晶莹呵，明年的口粮，不成问题，可以安心了。

这时期庄园雇用的帮工中，有一个叫信行的，特别勤快。也许是佛教信徒之故，全不食荤。一个夏天炎热的日子，二十里外的引水筒坏了，出水情况一下子恶化，为了修理，杜甫带着这个帮工分头入山。当精疲力尽地回来时，已是黄昏时分。杜甫这才发觉，还没吃午饭。深感过意不去。相互望着被太阳晒黑的脸，在流水通畅的水道中漂洗了一下瓜，又把带着的饼分作两半，二人分吃。也有这样的诗。
在行程的所到之处，肯定多有亲戚故旧的资助。但总而言之，那是在旅行中，要带上十多人的大家庭，要使大家都糊上口的旅行，这决不是什么风流的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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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旅行对子杜甫来说，决非乐事，而是烦恼。但所到之处的新奇风光，使他赏心悦目的，也并非没有。也不是没有轻快的诗句：
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但这是很少见的。
杜甫如此频频移居，无疑是由于有一种放浪癖之故。关于产生这种放浪癖的心理，如后面所述。但是，放浪并非主观的追求。他主观上，始终是在于长安方面，不知得到怎样的位子才好。于是，在放浪之中，老之将至，自己携妻将子，弟妹分离，遥在一方，这样的怨郁就反复不断地萦绕着杜甫，请看下面的诗句：
万里悲秋常为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风月自清夜，江山故园非。

正因为如此，那些映入目中的异乡自然风光，便都带上了幽郁的色调：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殊方日落玄猿哭，故国霜前白雁来。
孤灯自照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
社会人事也是如此：
去拆可怜子，无衣何处村。
为何我总得如此含辛茹苦地不断漂泊？在整个人生中，为何要有漂泊这样的现象？即使有的话，是否只是如此呢？终老逆旅的，并非只是我，古人也有这样的事，既然如此，我又何必感到烦恼呢？
自古有行旅，我何苦哀伤？
这两句诗，是杜甫对自身逆旅生涯思考的归结。类似的话，芭蕉也有。他说：“古人亦有死旅中”。但是，芭蕉和杜甫的态度，实质上是对立的。尽管他们的结局同是“死旅中”，但芭燕对“死旅中”是肯定和赞美，而杜甫则是嫌弃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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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之所以对逆旅生涯如此伤感，固然是由于携带家属漂泊的辛劳，由于别离弟妹亲友的悲哀，但最根本的重要原因，并非在此。那是由于随着漂泊生涯的持续，离长安的朝廷就越来越远，想作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从事治理社会的热切愿望，就变得越来越渺茫，而产生的悲怨。
诗人在文学上作出贡献的同讨，作为台阁人物在政治上有所为的愿望，对于过去的中国文人来说，是普遍的。在那样的风气中，既搞文学，又从事政治，这也是过去中国社会大体一致的要求。通过考试写诗作文的能力而选拔高等文官的科举制度，就是在此要求的基础上建立的，要使诗人们更进一步关心政治。而杜甫的时代，即公元八世纪，恰是这种科举制度确立的时期。诗人们多持其文学之才，志在高官，或成为显贵。比如李白、王维。李白虽被说成是淡于功名，但并非不想参与政治。至于王维，乃是身为尚书右丞的高官。因此，想要实现作为台阁之臣辅佐天子治世的愿望，凭藉诗文的才能，通过科举及第，乃是最敏捷、最正当的道路。而在杜甫那里，这种愿望，特别强烈。因此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时，便一次次地应试。

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即唐王朝的中兴英主玄宗皇帝即位的那年。玄宗皇帝，也就是阿部仲麻吕作为外国人归化而仕奉的天子，也就是那个当圣武天皇在大海此岸的奈良开创着显赫盛世的同时，在大海彼岸，中国的长安城内，更以数倍的规模，创建同样的繁华的天子。他在位前后长达四十五年，在他即位那年出生的杜甫，渡过了四十五个春秋。杜甫的前半生，恰似明治元年出生的老人的前半生一样。玄宗四十五年的治世中，其前半期（即年号开元的时期，也就是到杜甫三十岁左右的时期），是唐王朝最盛时期。国威远达中亚细亚和安南。中国必须成为一个世界性国家的理想，在当时中国人所知的世界范围内，几乎完全得到了实现，堪与汉武帝时相比。当时，国内治安良好，物价便宜，长安等城市繁荣，农村地区则一派升平。杜甫后来曾回忆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