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提醒一个明显的事情:二战的深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一战后所作的各种决议。《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成为德国遭受深重不公的标志。实际上这里指的是削弱德国,德国必须耗尽本国经济,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款。一战协约国军队总司令、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有先见之明地描述凡尔赛:“这不是和平,这是为期20年的休战”。
正是民族屈/辱孕育了德国极端主义情绪和复仇主义情绪滋长的环境。纳粹有能力玩弄人们这些感情、建立自己的宣传、承诺使德国避免“凡尔赛的后果”、恢复昔日荣光,而实际上,却是把德国人民推向了一场新战争。离奇的是,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这一切的发生,首先是英国和美国。西方国家的金融界和工业界相当积极地向生产军用产品的德国轻工业厂和重工业厂投资。而在贵族和政治建制派中,有不少极端、极右翼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在德国和欧洲积蓄力量。
凡尔赛的“世界体系”引发了大量隐藏的矛盾和明显的冲突。其基础是——一战战胜国随意指定欧洲新成立国家的边界。几乎就是在这些国家在地图上出现后不久,领土争端和互相索赔就开始了。
一战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国联)的建立。各国都曾对国联维持长久和平寄予厚望。
但由战胜国英国、法国主导的国联效率低下。在国联内部,甚至整体而言在欧洲大陆,一直忽视苏联关于建立集体安全平等体系的多次呼吁,其中包括签订能够制止侵/略的东欧和太平洋公约。
国联无法预防世界不同部分的冲突,比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日本全面侵/华、1938年德国强迫合并奥地利的行动。而在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外英法两国领导人也参加的《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的情况下,国联理事会完全赞同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有鉴于此,我注意到,与许多时任欧洲领导人不同的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没有因与希/特/勒举行私人会晤而使名声受到玷污,而希特勒当时在西方圈子中被公认为是一个完全可敬的政治家,是欧洲各国首都的座上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