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元璋因各种“文字忌讳”的故事，有好几个，如：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音，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道”与“盗”同音，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音，斩。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删节《孟子》，书中被认为言论荒谬的共85章，一律删去，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

然而，即便朱元璋如此“敏感”，还是比不上清朝。清朝的确是一个大兴此狱的朝代，甚至，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
清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巩固其地位，对于言论的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甚至可以说，有时就是“妄加猜测”。那时都是纸媒，所以，对于文字的监控就是满清的主要工作之一。
可以说，在清朝三百年间，大家都唯恐因一个字搭上身家性命。

尤其是康熙、乾隆、雍正这三个时期。有统计，乾隆年间“制造”的文字狱达到了140起之多。他在位60年，太上皇3年，实际执政63年。也就是说，在他任上每年平均2起到3起。其实，光看这些数字还好，但文字狱给文人及整个社会带来的创伤，却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修复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说说其中的一些冤案。
一、孙嘉淦伪奏稿案
当事人是被吓死的。孙嘉淦说话比较耿直，敢于在朝廷发表一些不同意见。结果，反倒被人利用，用其名义到处散布乾隆执政以来的过错，连满朝的权贵都没有放过。之后，皇帝一查，原来是伪造的，但当事人却害怕极了，事发的第三年就死了。其实，皇帝也没有怪罪他。
可见，这种恐惧比刀还要人命。

二、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此案是货真价实的党争结果。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乾隆帝最讨厌官员拉帮结派。于是，找茬成了必须，他的一句诗就给皇帝抓住了把柄。“一把心肠论浊清”，“浊清”本是一个“词”，皇帝硬生生给拆了，很是生气。
为什么要将“浊”放在“清”前，有何居心？
二月案发，同年三月结案，不但族人遭殃，还连累了师友。对此，笔者很想知道，如果，这个“浊”在“清”后，乾隆又会是什么样的解读？
这是乾隆二十年发生的事，这时的乾隆，权力已经开始“溢价”了。

三、王锡候《字贯》案
其实，这个案子，王锡候本人也有责任。好好的日子不过，偏偏用皇帝来举例子，真是找事。当时，在他编撰《字贯》中，在“凡例”中例举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本意是想教育大家，如何做才能避免忌讳，哪曾想自己却犯了“逆天之罪”。

不过再想想，他如何举例才是最恰当的呢？这还得问皇帝本人。后人也有评述，这是专制的典型。其实，古时的各种讲究，文人心里都是很有数的。后来，他本人也意识到了，只是太晚了，皇帝容不得大臣有如此“失误”，忌讳有时比做错事更让他们难以容忍。

既然，乾隆皇帝如此“重视”文字，就不乏“有心人”借题发挥。
徐述夔就因其《一柱楼诗集》，被仇家告发。本人都下葬15年了，还被开棺割首示众。石卓槐亦是被仇家告发，《芥圃诗抄》有两句“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对于这句诗皇帝非得理解为，人家在咒自家王朝的完蛋，将其凌迟处死了。

写诗能惹祸上身，写个评注也逃不了该厄运。
程明湮就因为写了“古今同慨”，被乾隆皇帝认为“以古讽今”，斩立决。魏塾也是因这个评注惹得祸，他看《徙戎论》，感慨当时的官员眼界太短视，才带来了以后的战乱。可是，乾隆老人家理解得更深刻，居然将提及的“五胡、戎狄”，看成暗指清朝，将其判了斩立决。

除此，这样的案子不胜枚举。
祝庭诤案、戴世道案、卓长龄案，都是因得罪了人，落得个下场凄惨。甚至，连说实话，都被皇帝认为“侮圣非法，实乃莠民”。
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朱思藻看官府不作为，便凑集《四书》成文，名曰《吊时语》，骂那些贪官。可能，皇帝这么认为：骂我的官员就是骂我，便一个“斩”字解决了问题。

传统学术界认为，这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一种极端手段。其实，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他们对自己的“不自信”。所以，但凡只言片语，都能挑起那根敏感的神经。
起先，可能还能找到“痕迹”，后来真正是自己的“臆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