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考古材料所见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
（夏代前后期之交）的社会大崩溃
（夏代前后期之交）的社会大崩溃文献所记载的大禹治水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世纪，属于考古学年代框架中的“龙山时代”。虽然传世文献对水患之巨、治水之艰着墨颇多，这场大规模自然灾害最终还是被人力所驯服，“告成功于天下”（《史记·夏本纪》）。但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未见只言片语，考古学物质材料却清晰记录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在早期中国空前绝后的大范围社会崩溃。这一崩溃事件发生的时间落在文献所载夏代纪年的范围之内，其相关灾难的破坏程度远超文字所载大禹所面对的水患。本文以其为分水岭将文献记载的夏代分为两段：崩溃事件之前为夏代前期，崩溃之后为夏代后期。
（一）夏代前后期之交的社会大崩溃及其原因
这一大范围社会崩溃发生于考古学体系中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转折，即公元前1900年左右。其考古材料的证据主要来自于两方面：聚落数据和陶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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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数据
基于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换言之，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虽然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聚落材料并非全覆盖式系统调查所得，相关数据势必有不够精准的地方；然而，考虑到以上大数据研究样本量之巨以及前后两个时代差异之显著，即使是存在误差的前提下，也可明确指示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的节点上发生了大范围的聚落总数量和面积的锐减。聚落是人类生活的直接空间载体，而人类生活方式（如建筑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活动方式）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并不曾出现太大变化。有鉴于此，以上两阶段聚落考古数据显示的鸿沟揭示出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定居点的大幅度下降以及社会总人口的锐减，是夏代前后期之际社会断裂在空间物化载体的直接反映。

偃师商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张弛先生基于各个地理单元聚落材料的分析亦表明龙山时代之后早期中国出现了大范围聚落锐减。鉴于山东域内大部分地区都开展过全覆盖式系统聚落调查，其相关数据可以认为是龙山到二里头时代聚落变化较为精准的反映；因此，此处以山东地区分析为例：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龙山之后锐减幅度高达先前聚落的93.50%；另一方面，在龙山时代之后，山东地区多处龙山时期的超大型聚落也消失殆尽，如两城镇（面积256万平方米）、尧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桐林（面积200万平方米）等，取而代之的二里头时代面积最大的聚落仅在10万平方米上下。彼时人口数量及社会组织方式在龙山时代之后的崩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黄河中下游在龙山时代之后大范围崩溃的社会图景中，还有一处区域的衰落程度异常显著，那就是以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为主的晋南地区。近年来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分别开展了全覆盖式系统调查，对其聚落考古数据的统计亦可较明确地反映大时代的社会变化。龙山时期的晋南地区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分布着陶寺（面积280万平方米）、周家庄（495.4万平方米）、方城（200万平方米）、县底（110万平方米）、南柴（110万平方米）等一系列大型聚落；龙山时代结束后，这一地区的最大聚落骤减至30万平方米左右。另一方面，这一区域二里头时代早期的聚落大致集中于运城盆地，计算整个晋南地区的聚落总面积，可知其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不足300万平方米，收缩幅度高达85%左右，是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人口急剧衰落和社会崩溃的又一力证。
2
陶器传统
聚落材料所见龙山时代后的社会断裂同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大规模突变相辅相成，共同见证了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大崩溃现象。
陶器是古代社会烹饪、饮食和储藏等生活的直接载体，陶器传统的稳定性同制造陶器的陶工以及陶器使用人群的稳定性紧密相关。在社会变化相对较为平缓的情况下，不同阶段的陶器传统以“渐变式”演进，即在陶器风格、功能和技术的主脉络得以传承延续的基础上有所改变。然而，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变化模式却落在了常见的“渐变式”框架之外。
刘绪先生早年即基于对东下冯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陶器的观察指出，东下冯二里头时代早期的陶器较之于前一时段，出现了制作技术骤然下滑以及陶器风格、组合截然不同的剧烈变革；并将记录于东下冯陶器传统的这一现象置于整个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长序列考古学材料中进行对比，指出龙山时代之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普遍出现与之前迥然相异的新陶器传统，前后两个时代之间的陶器传统发生了考古学突变，而并不存在传统的“过渡期”模式来完成中间的传承和渐变。
近年来，伴随着考古材料的进一步丰富，更是证明了“突变式”陶器传统变化模式的存在。通过对洛阳盆地、郑州周边等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陶器传统的对比分析，可以明显观察到后者虽然可见部分龙山陶器器类的传承，但整体而言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等各个方面出现了突变，前后两个阶段的陶器传统差别巨大。此外，嵩山南北地区之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可普遍观察到龙山时代之后陶器传统骤变，较之于嵩山南北地区呈现出的时代差异甚至更为显著，如：关中东部以及陕西南部商洛地区，龙山时代的客省庄二期陶器传统于二里头时代突变为老牛坡传统（或称东龙山传统）和以南沙村为代表的二里头传统；山东地区龙山时代以技术高超、造型优美、器类丰富的山东龙山陶器传统著称，其中不乏蛋壳黑陶这种工艺和审美登峰造极的陶器，但在龙山时代之后则突变为岳石陶器传统，不仅制陶技术低下而且器物形制简单粗砺，同先前同一区域陶器传统相比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太行山两麓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也可看到一致的陶器传统突变现象。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断裂性“突变模式”的普遍存在，是彼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时代共性，与上文聚落材料反映的人口断崖式衰减彼此印证，都是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亦即文献体系中的夏代前后期之交）社会大崩溃的考古学记录。


东下冯遗址龙山文化晚期陶器

二里头遗址2002VM3陶器组合
这场见证于考古学材料的夏代前后期之际的社会大崩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比见于文献所载夏代历史，虽然其中用大量篇幅记录了大禹所治水患波及范围之广、灾害之巨，但终能以大禹“告成功于天下”收尾，并未对夏代肇始之际的社会造成重创。那么，夏代前后期之际社会崩溃背后的罪魁祸首势必较之于文献记载的夏代肇始前的大洪水更为来势汹汹。另一方面，这场早期中国大崩溃事件即使在全球史的范围也是异常引人注目的：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最严重灾害，受影响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在四分之一到一半左右；而龙山时代结束后，考古材料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衰减程度或可高达八成上下，远超世界史文献中最为黑暗的篇章，并再次表明夏代前后期之际灾害非同寻常的毁灭性。
结合同时期其他相关考古发现，可初步对灾害原因进行探讨。在太行山东麓和山东地区，基于当时聚落选址的特点以及城址被冲毁的情况，可知这一区域很可能出现了黄河下游大范围改道或水灾等自然灾害。参照历史时期的相关记载，可知大规模水灾或河流改道之后会出现旱灾、蝗灾、土地盐碱化甚至严重的瘟疫。有鉴于此，太行山东麓及山东地区夏代前后期之际的水害可能引发了一系列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甚至疫疠，并最终造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口锐减及社会突变。此外，晋南地区的考古材料也表明龙山时代之后当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同时，可能还有相当数量的晋南人口因战争等原因被掠夺至其北方的黄土高原。晋南地区在自然和社会灾难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二里头时代早期的人口衰落。
总之，能导致以上在早期中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都异常突出的社会崩溃与突变，其幕后推手应该是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灾难的叠加。

（二）大崩溃图景中的异数及其原因
虽然夏代前后期之际的严重灾害波及区域颇为广泛，然而最新考古材料亦表明黄河流域有两个区劫后余生，得以将各自原有的龙山时代传统延续至公元前1900年以后，是社会大崩溃和断裂图景中的异数。这两处就是：以现在甘青地区为主的额济纳河交流区，和贺兰山以东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
这两处区域的陶器传统虽然在公元前1900年后都可见到部分非本地固有因素，但整体呈现出连续发展的态势，并未见到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突变的现象，如：额济纳河交流区的齐家陶器传统，不仅未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中断，反而或可延续至公元前1400年前后；区域陶器传统跨越公元前1900年节点的传承与延续，同样见于以石峁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另一方面，这两处区域的聚落也都没有在公元前1900年之后断崖式下降，未见到人口大规模缩减的情况，如：额济纳河沿岸及其附近始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冶金聚落，其生产活动不仅未终止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反而蓬勃发展并延续了数百年；以石峁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不但没有在公元前1900年衰落，反而势力一度南下扩张至洛阳盆地，在伊洛河入黄河处举行了高规格的祭祀和宴飨仪式，而石峁超大型中心聚落直至大崩溃事件百年后才因为公元前1800年左右环境干冷恶化最终难以为继。
额济纳河交流区及贺兰山以东的高地社会能够成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社会大崩溃现象中的异数，是其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这两个区域较之于黄河流域其他区域的生业模式都更为丰富，比如其家养动物中羊和牛等外来驯化家畜所占比例都更高，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蛋白质来源；而额济纳河交流区的农作物在粟类作物之外，还存在较高比例的麦类作物，提高了抗灾害能力。另一方面，额济纳河交流区的经济模式多样化，有着较为发达的、以本区域出产的铜矿、玉料、铜制品和玉器制品等高价值物品对外交换的活动，尤其是其龙山时代从欧亚草原引入的冶金技术极大提高了当地的对外贸易程度；因此，即使在遭遇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额济纳河交流区也可以通过输出当地盛产的贵重原料和手工业制品从其他区域（包括欧亚大草原）换取生活必需品，显著增强了该区域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再者，这两个区域都处在中国第二阶梯，额济纳河交流区更是有一部分进入了第一阶梯；其相对较高的海拔——尤其是较之于位于第三阶梯的山东等地区——极大降低了遭受大规模水灾的风险，并完全规避了黄河下游改道可能带来的重创。总之，这两处分别位于黄河流域北部边缘和西部边缘的地区能够成为彼时社会崩溃和断裂大图景中延续各自龙山传统的异数，也进一步表明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社会灾难应该主要根源于黄河流域的东部地区。
综上，考古材料表明，公元前1900年左右（考古学年代体系中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折的节点），一场大规模的灾害肆虐多地，造成了相当大范围的社会崩溃与突变，整个黄河流域仅有两处区域得以延续原有的龙山时代传统。然而，虽然其背后灾难程度远超被文字记录的、与夏代肇始密切相关的大洪水，这场时间落在文献体系里夏代范围之内的大崩溃事件在文献中却完全不见记载。若非考古材料，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夏代前后期之交曾经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灾害和社会崩溃。

二
二里头时代（夏代后期）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的崛起
如上文所述，龙山时代之后，黄河流域的人口减少幅度甚至远超黑死病后的欧洲，而后者是世界史文字记载中最为黑暗的篇章。黑死病造成的人口衰退及社会创伤对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加速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还促使了民族国家在西欧的出现。那么，公元前1900年左右远超出黑死病冲击的社会崩溃对于早期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考古材料表明，在这次社会崩溃之后，早期中国进入了二里头时代，在政治结构、经济网络等诸多方面出现了彻底而深刻的社会重组。其中，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转移是这一系列变化的集中体现，也就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的崛起。
嵩山位于豫西平原中部山地，东西绵延一百余公里。嵩山南北地区主要位于现今河南省的中西部，其北与太行山脉相连，东括郑州地区，西过洛阳盆地，南至颍、汝河流域，是多个自然地理单元的集合体。基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嵩山南北地区在大时代突变的宏观背景下，存在自身独特的轨迹。
（一）夏代前期的嵩山南北地区
聚落考古材料和陶器传统表明，在二里头时代之前，嵩山南北地区互相潜在角力关系的政治集团林立，虽然这些政治集团之上存在松散的联盟式关系，但缺乏高度统一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龙山时代，嵩山南北地区在政治实力和经济财富方面或是黄河流域的洼地。
就聚落考古材料而言，嵩山南北地区在龙山时代有着数个互相独立、规模不等的聚落群，这些聚落群的结构表明它们不属于统一的聚落系统。刘莉先生早年即洞见仅在嵩山东南部的范围内就存在八个中心聚落，其中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以古城寨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和以瓦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这三者最为显著，其分布呈鼎足之势、彼此之间似有边界，表明各自对应的政治实体互相设防且存在竞争关系。近年来，张海先生基于最新的聚落材料，亦指出嵩山南北地区各自然地理单元广泛分布着不同的聚落群，如伊河上游分别有以马迴营和桥北为中心的两大聚落群，而洛阳盆地中心区则可能存在着三个或者更多的聚落群等。这些聚落群各自自成体系，反映了龙山时代嵩山南北地区不同政治集团林立的社会景观。
同时，嵩山南北龙山时代的陶器传统也映射出同样的非整合状态。王立新先生早年即指出嵩山南北地区在龙山时代不存在统一的陶器传统，德留大辅先生亦观察到彼时嵩山南北地区不同自然地理单元的陶器组合并不一致，共存着多个彼此相异的陶器传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嵩山南北龙山阶段各地理单元的陶器组合不尽相同，即使是核心的炊器类组合也都存在差异；位于不同地区的陶器组合还可见到相异的外来因素，而外来因素的情况取决于遗址所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和遗址等级；另一方面，各地理单元的陶器组合也存在一定共性，而这种共性同遗址间的自然地理关联情况大体一致。总体来讲，嵩山南北龙山时代陶器传统的相似和差异与自然地理单元基本吻合，彼此间通过交流松散相连，但仍保持了各自的地域特点，未见到跨地理单元的高度统一的陶器传统。嵩山南北陶器传统的特征与其聚落情况彼此吻合，共同记录了彼时多集团林立的政治景观。
另一方面，如果将龙山时代早期中国的考古材料进行区域性分析，则可观察到嵩山南北较之于其他地区不甚突出。龙山时代是早期中国的大繁荣时期，多个区域都可见到面积达到20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聚落，如：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周家庄（4954万平方米）、方城（200万平方米），山东地区的两城镇（256万平方米）、尧王城（300万平方米）、桐林（200万平方米），陕西北部的石峁遗址（410万平方米），四川盆地的宝墩遗址（276万平方米）等。而瓦店遗址作为龙山时期整个嵩山南北地区面积最大的遗址，其分属两个区域的聚落总面积相加也仅为110万平方米，规模远逊于同时期其他区域的一级甚至二级聚落。超大型遗址反映的不仅是吸引大规模人口聚集的政治号召力，还有维系其秩序的政治威望以及保障日常给养的社会调动能力等。嵩山南北较之于其他区域大型聚落规模的悬殊，是其政治实力差异巨大的反映。此外，这些龙山时代超大型聚落所在区域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器等高规格奢侈品，是社会财富大量聚集的物化证据。而同时期的嵩山南北地区类似的高价值奢侈品却较为罕见，仅在瓦店等个别遗址发现了少量玉器等。财富与政治威望相辅相成，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奢侈品的相对稀少，也恰是其政治实力不显著的见证。综上，正如刘莉先生曾指出：较之于同时期存在超大型聚落的区域，嵩山南北地区（原文中的豫中和伊洛地区）在龙山时代政治整合程度低，社会复杂化程度也相对落后。

三
结语
考古材料记录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以大范围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灾难与崩溃；但同考古记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这次大崩溃事件落在夏代纪年范畴，且其灾害程度远超文献记载的、与夏代肇始密切相关的大洪水，却在文字所载夏史中全然不见踪迹。另一方面，考古材料也反映出，公元前1900年之后，整个黄河流域仅额济纳河交流区以及黄土高原两处得以延续原龙山传统；嵩山南北地区则以社会崩溃为契机，通过移民等一系列方式大规模重组灾难后的幸存者，在二里头时代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政治景观，并在多个领域缔造了早期中国的基本理念。但是，考古材料记录的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以“断裂”为主旋律的社会嬗替，在文献中对应的却是夏代后期少康“复禹之绩……不失旧物”（《左传》哀公元年）以延续夏代前期传统为核心的叙事。此外，考古材料也显示出以石峁为中心的高地社会在夏代纪年范畴中曾是极其显著的政治实体，并且是二里头多重社会上层理念的来源；然而，石峁所在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在后期文献中却被以“林胡”（《史记·匈奴列传》）等蛮夷身份矮化，并被驱逐于华夏正统身份认同的体系之外。若非考古材料，无论是夏代前后期之际的空前灾难与崩溃，还是夏代后期社会大规模重组和变革，亦或是黄土高原曾经的显赫及其之于中原地区的重要意义，都会因不见于典籍而完全不为后世所知。另一方面，文献记录缘何会出现较之于考古发现所载夏时期重大史事的缺失和差异？是否在于后者不符合早期中国文献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强调一脉相承的叙事惯例？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总之，考古学研究有着独立于文字记录的自身推演逻辑，是在文献之外探讨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以上基于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考古材料的分析，不仅揭示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举足轻重的夏代史事，更为反思相关文献的成文背景提供了关键参照物。

南佐遗址遗迹浮出水面，5200-4600，三丛环濠面积600万平方米！

南佐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南6公里的后官寨乡南佐村，考古调查初步判断南佐遗址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5200年至4600年。 [4]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是仰韶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为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和发展提供重要实物资料。202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国家文物局发布南佐遗址，属于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之一。
南佐遗址位于庆阳市西峰区南佐行政村王嘴自然村，遗址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5200年至4600年 [4] 。遗址分布于董志塬西北部两条沟壑之间的塬面上，以一座大型夯筑祭祀性殿堂建筑为主，尚有小型房址。1984年至199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五次发掘，揭露面积1300多平方米。南佐遗址遗址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7米不等。遗址暴露有墓葬、白灰面房址和灰坑等遗迹，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平面圆角长方形或“吕”字形，面积为16平方米左右，居住面和四壁抹白灰面。
祭祀习俗：发掘出的大型夯筑祭祀性殿堂建筑，方向162º，长方形，前堂后室，南北长33.5米，东西宽18.8米，室内面积630平方米，墙体为纯净的黄土平地板夹夯筑，墙体外侧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南部敞开，无墙。室内抹有白灰面，室外三面墙基下有散水，且经烧烤。墙外堆积较杂乱，内有大量红烧土块及动物骨骼、炭化粮食等。
布局结构：遗址核心区由9座大型夯土台围合，面积约30万平方米，紧邻夯土台外侧发现2道环壕，核心区东、南、北三面约1000米处还发现外环壕遗迹。南佐遗址(5张)南佐遗址现存9处大型夯土台基，北部1处大型建筑一号基址已发掘。一号基址为地面建筑基址，长方形，长33．5、宽18．8米。三面有夯筑木骨墙。房址中央有东西向隔墙，将房址分为两部分，墙体开三个宽1．6米的门道，通连前后，形成前堂后室结构。后室近隔墙有大灶，墙上抹草拌泥，并经烧烤。房址地面为白灰面。房外有散水台，台外还有排水沟，台、沟均经烧烤。在一号房基周围分布着若干小型房址。
历史价值编辑：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结构宏伟，与秦安大地湾大型建筑基址相近，表明它是泾、渭地区又一处高等级的中心遗址，对研究中国仰韶文化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主要文物：出土有陶器残片及石斧、石刀、纺轮、骨笄、匕、镞、针等。陶器主要有平沿小口尖底瓶、宽平沿盆、盘、罐、缸、瓮等，通常在宽沿盆内彩绘各种图案。纹饰多为横篮纹和绳纹，有少量为方格纹。陶色以红色为主，其次为灰色和少量黑色。
重要意义：该遗址发现的大型殿堂式建筑，对研究仰韶文化晚期泾、渭地区的社会形态及其性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同时发现的大量炭化粮食（稻、粟、稷等），是我国古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材料，对研究农业起源、农作物的种植与分布交流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南佐遗址是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于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探索早期国家起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基于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换言之，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虽然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聚落材料并非全覆盖式系统调查所得，相关数据势必有不够精准的地方；然而，考虑到以上大数据研究样本量之巨以及前后两个时代差异之显著，即使是存在误差的前提下，也可明确指示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的节点上发生了大范围的聚落总数量和面积的锐减。聚落是人类生活的直接空间载体，而人类生活方式（如建筑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活动方式）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并不曾出现太大变化。有鉴于此，以上两阶段聚落考古数据显示的鸿沟揭示出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定居点的大幅度下降以及社会总人口的锐减，是夏代前后期之际社会断裂在空间物化载体的直接反映。”

中华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都有可能是原始部落分离出来的产物，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也是几千年以来部落分裂融合再分裂……交替演变的产物。黄色人种有可能最初就是一个部落分裂出来的。

我就很奇怪，那个明明是文化移民才产生的二里头遗址，自己的人口、文化、技术的来源都没搞清楚，那些专家为什么不在这上面脚踏实地下功夫，偏偏不顾考实证和考古现象分析，哪怕那些基础工作就是自己以前做的，却不顾自搧耳光，热衷发表一些中原王都气象、最早宫殿的范本，最早的中国，广域王权，华夏第一王都、夏都等等不切实际的虚妄观点，而且还动不动二里头文化就要传播到这里传到那里。这是不是很可笑?这中间有没有潜意识中的文明起源中心论观点作祟呢？
大咖们，请先弄清楚二里头的文化移民，龙山玉文化、青铜文明的来源再发表高论吧。

四千年前左右的大洪水，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也许除了 大洪水造成人畜动物大量死亡外， 洪水过后流行的大瘟疫也夺去了很多生命，所以造成之后的聚落数量 规模剧减！ 直到二里头时代才慢慢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