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之亡，亡于不作为。制度僵化不能随时更易，只有火烧屁股了才被迫做一点改变。说明朝皇帝懒固然不错，明朝士大夫阶层的‘懒’相比皇帝也是不遑多让，实际上是明朝整个统治阶级全盘摆烂，不思进取。明朝，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百姓户籍是固定的；选举模式是固定的，几乎一切制度都在明太祖、明成祖以后完全固定下来。时代在前进，外部环境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明朝上下严重的‘偷安’思想。张居正之所以是‘千古一相’，并不完全由于他的改革举措具体为何，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破陈立新的勇气和魄力，明朝暮气沉沉的大环境衬托出了张居正的难能可贵。而明朝永乐以后在边事方面的‘懒政’不作为尤其导致了最后的灭亡。
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二人倾其全力将明朝打造成一个可以比肩汉、唐的大一统国家，成功标志之一就是明成祖将京师由南方迁到北京。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朝代，必须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经略北方，核心是绥靖或者打击大漠戈壁中的游牧民族，阻遏其南下滋扰掳掠，明清两代的有为之君，洪武、永乐、康熙在经营边事时，无论手段是‘剿’是抚，都将处理与蒙古的关系置于首要位置，康熙皇帝为了怀柔和绥靖蒙古诸部，曾在开平附近举行‘多伦会盟’，以后历代清帝也常在附近围场举行‘木兰秋狝’借以联系和笼络蒙古诸部。清朝能以内蒙古为藩篱有其特定历史原因，而明朝二祖的办法是进攻和筑垒，通过军事行动在漠南形成一道具有极大纵深的缓冲地带。秦汉时期秦始皇和汉武帝先后在面对着秦汉京师的河套地区大规模用兵，将匈奴人逐出后营建朔方，既视为防御支点，又用作前进基地，事实证明收效良好，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明初，明太祖鉴于京师南京距离北方边境过于遥远，而且形势上偏居一隅，不利于长治久安，所以考虑迁都，以多种原因而不果行，但洪武时期的不断北伐和察罕脑尔、开平、全宁等卫所的开设极大改善和保障了华北地区的安全，加之沿边塞王的设立，以及漕运畅通带来的便利，给后来迁都北京、经略北方打下了基础。
明成祖在潜邸时受命‘节制沿边士马’，在国初名将凋零的情况下，以燕藩为核心的代、谷、宁、辽等诸藩形成了华北北部的强大屏障，藩王、卫所、长城、地势等因素的结合使得明太祖觉得中原自此高枕无忧，于是将皇位放心地交给年幼的皇孙。建文年间的削藩和靖难，破坏了明太祖精心编织的北方防御网络，永乐初年的漠南地区几乎空有一道防线，卫所弃置，统帅和主力部队则在江淮地区，北方蒙古势力逐渐恢复元气开始蠢动，明成祖对于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直接有效，迁都北平，天子守国门。永乐年间的天子守国门，与其说守，不如说是以攻为守，对此明成祖本人的说法是："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实际上是着眼于恢复洪武时期的边境态势，将蒙古诸部鞑靼、瓦剌、兀良哈彻底打残，然后尽得漠南要地据险而守，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京师北防线，确保北京的安全。
上图：洪武年间以燕藩为核心的北平周边藩王态势。运河北端的北平是防御依托和行动基地。
上图：明初北平北面的卫所设置态势。屯卫的存在是长期驻军打算的证明。
永乐以后，明仁宗鉴于京师防御负担仍然过重，是多驻兵则军需费用浩大；少驻兵则安全没有充分保障，自己又显然不具备高超的军事才能，于是一度想把京师南迁回南京，这个想头虽然败家，但还算是基于客观条件的考虑，历史经验证明在燕山、太行山沿线不能完全确保的情况下，黄河流域洛阳、开封等地都不是建都善地，尚不如有江、淮阻隔的南京来得安全。南迁事体刚刚提上日程，太子也回南京进行准备，明仁宗驾崩，其事又不果行。明宣宗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年轻气盛，完全忽视乃父深沉练达的思虑，一方面继续定都北京，一方面继续收缩边地防御，是为‘仁宣缩边’（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于是乎北京北面的防御态势开始急剧恶化，开平、全宁等地的撤守使得防线后退到贴邻京师的宣、大、蓟、辽一带，一隅有失，大明危矣！诚如王阳明所言：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缩边之举，固然是皇帝的主观乾断，但明朝文官集团的附和与助推也是显而易见，三杨为首的文臣本着‘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心态，对仁、宣二宗歌功颂德，又对北边显而易见的致命边患置若罔闻，将大明边事下成了一盘死局，荣膺‘文宗罪人’、‘一夫跳梁’的历史评价。
‘仁宣缩边’的直接后果很快在‘土木之变’中体现出来。正统十四年明军主力在宣大地区被瓦剌军队套入口袋逐步歼灭，看似强固的防御地带成为明军的坟场。是役，瓦剌部数路出击，在大同、宣府、辽东、甘肃接连与驻军交战使其自顾不暇，边镇告警之声不绝于耳，七月十五日大同明军会战失利，阳和失守，宣大门户洞开，居庸、紫荆告警，明朝在内外长城之间已无可战之兵，于是明英宗决定亲率京军主力与也先决战，但永乐北征大军出入无阻的宣大地区，此时已是‘浮尸蔽野’的人间地狱，明军上下风声鹤唳，尚未接敌已然丧气。此战过程记载比较清楚，明军回师途中后卫战不断失利，最终在靠近居庸关的土木堡被瓦剌军队前堵后截束手就擒，在遍布据点、要塞的狭长地带内，内线作战的明朝君臣居然无法掌握数万瓦剌骑兵的位置、动向，整道防线形同虚设，明军置身此处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试想开平等卫如不遭弃守，瓦剌军队不得长驱直入，英宗又何至于在接到阳和败报后（战败后二日）仓促开拔（全过程二日），那么明军将获得相对充分的集结与准备时间，行动时回旋余地也更大。
上图：土木之变时明军主力的窘迫形势。瓦剌军先后突破阳和、独石口，明军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外长城内线，撤军时遭平行追击，侧翼完全暴露，行进路线上遍布的卫所原本应确保行军安全却几乎完全未起作用。
上图：永乐北征时明军的行动路线。大军经京师→居庸关→宣府→独石口或万全卫（野狐岭）畅然无阻地直线行军，到达开平附近后展开部队寻敌前进，左右出入，自西向东分别打击瓦剌、鞑靼、兀良哈。这种横跨东西又纵贯南北的壮举止步于‘仁宣缩边’。
土木变后，大明对外进取的锐气基本丧失殆尽，加之北方草原形势发生变化貌似一时无虞，原本依靠精锐军队和边墙、要塞体系结合以拱卫京师安全的明朝，开始更加‘积极’地在京师接近地筑垒防御，然而其效果是：
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突破紫荆关兵临京师（北京保卫战）；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土默特部俺答汗突破古北口‘兵薄京师’，大略而去（庚戌之变）；
崇祯二年，满洲破龙井关、大安口，攻京师不利，陷数城后退兵（乙巳之变，次年袁崇焕死）；
崇祯九年，满洲破独石口，攻昌平，蹂躏京畿历四月（丙子之变）；
崇祯十一年，清军破墙子岭、青山口，沿运河至济南，卢象升战死（戊寅之变）；
崇祯十五年，清军经黄崖关入蓟镇，兵锋抵达南直隶北端；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入居庸关，京师失陷，明朝灭亡（甲申之变）。
其余小规模入侵则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自正统至崇祯，满蒙军队（及李自成部）进入京畿地区的主要突破口恰是宣府与蓟镇之间的居庸关、古北口、龙井关、喜峰口等隘口，而几处地点均位于原开平卫、全宁卫正南面。明初的开平与全宁二卫前出漠南互为犄角，掩护着自渤海岸（山海关）到野狐岭的漫长地带，且将蓟镇和辽东之间的广大地区（大宁）连为一片（永乐以后辽东孤悬），战略价值极为显著，却早在洪熙、宣德年间便遭弃置。
朝代的积贫积弱固然源头多样，但产生直接致命后果的则往往在于边备不修，由宋至清，由边事和武备疲弱引发的朝代兴替有愈演愈烈之势，明朝‘隆万改革’前后各项事业一度出现复苏迹象，在对外作战和平叛战争中取得了显赫战绩，京师防御状况也有所改善，虽然张居正等人主导的改革是达成以上成果的重要助力，但由‘南倭北虏’和‘庚戌之变’严峻形势而带来的庙堂内外对‘边事’、‘武备’的重新审视和引起重视才是其原动力。论者往往认为明亡于民变和关外满洲崛起，或执于二者其中之一，再加上灾荒饥馑、党争倾轧、宦官乱政等等天灾人祸，实际上类似情况有明一代乃至整个封建时代经常同时发生，尚不至于一举击垮一个强大王朝，因此似乎可以认为明朝之亡是一个由不作为到乱作为的发展过程，旧政策不能适应新形势，新形势下拿不出新办法，没有理想主义者也缺乏实干者（明太祖、明成祖、张居正），最后崇祯皇帝在版图尚且完整之时囿于孤城进退不得，看起来这才是洪、永之后明朝大厦二百余年间真实面貌的写照。
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二人倾其全力将明朝打造成一个可以比肩汉、唐的大一统国家，成功标志之一就是明成祖将京师由南方迁到北京。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朝代，必须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经略北方，核心是绥靖或者打击大漠戈壁中的游牧民族，阻遏其南下滋扰掳掠，明清两代的有为之君，洪武、永乐、康熙在经营边事时，无论手段是‘剿’是抚，都将处理与蒙古的关系置于首要位置，康熙皇帝为了怀柔和绥靖蒙古诸部，曾在开平附近举行‘多伦会盟’，以后历代清帝也常在附近围场举行‘木兰秋狝’借以联系和笼络蒙古诸部。清朝能以内蒙古为藩篱有其特定历史原因，而明朝二祖的办法是进攻和筑垒，通过军事行动在漠南形成一道具有极大纵深的缓冲地带。秦汉时期秦始皇和汉武帝先后在面对着秦汉京师的河套地区大规模用兵，将匈奴人逐出后营建朔方，既视为防御支点，又用作前进基地，事实证明收效良好，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明初，明太祖鉴于京师南京距离北方边境过于遥远，而且形势上偏居一隅，不利于长治久安，所以考虑迁都，以多种原因而不果行，但洪武时期的不断北伐和察罕脑尔、开平、全宁等卫所的开设极大改善和保障了华北地区的安全，加之沿边塞王的设立，以及漕运畅通带来的便利，给后来迁都北京、经略北方打下了基础。
明成祖在潜邸时受命‘节制沿边士马’，在国初名将凋零的情况下，以燕藩为核心的代、谷、宁、辽等诸藩形成了华北北部的强大屏障，藩王、卫所、长城、地势等因素的结合使得明太祖觉得中原自此高枕无忧，于是将皇位放心地交给年幼的皇孙。建文年间的削藩和靖难，破坏了明太祖精心编织的北方防御网络，永乐初年的漠南地区几乎空有一道防线，卫所弃置，统帅和主力部队则在江淮地区，北方蒙古势力逐渐恢复元气开始蠢动，明成祖对于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直接有效，迁都北平，天子守国门。永乐年间的天子守国门，与其说守，不如说是以攻为守，对此明成祖本人的说法是："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实际上是着眼于恢复洪武时期的边境态势，将蒙古诸部鞑靼、瓦剌、兀良哈彻底打残，然后尽得漠南要地据险而守，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京师北防线，确保北京的安全。
上图：洪武年间以燕藩为核心的北平周边藩王态势。运河北端的北平是防御依托和行动基地。
上图：明初北平北面的卫所设置态势。屯卫的存在是长期驻军打算的证明。
永乐以后，明仁宗鉴于京师防御负担仍然过重，是多驻兵则军需费用浩大；少驻兵则安全没有充分保障，自己又显然不具备高超的军事才能，于是一度想把京师南迁回南京，这个想头虽然败家，但还算是基于客观条件的考虑，历史经验证明在燕山、太行山沿线不能完全确保的情况下，黄河流域洛阳、开封等地都不是建都善地，尚不如有江、淮阻隔的南京来得安全。南迁事体刚刚提上日程，太子也回南京进行准备，明仁宗驾崩，其事又不果行。明宣宗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年轻气盛，完全忽视乃父深沉练达的思虑，一方面继续定都北京，一方面继续收缩边地防御，是为‘仁宣缩边’（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于是乎北京北面的防御态势开始急剧恶化，开平、全宁等地的撤守使得防线后退到贴邻京师的宣、大、蓟、辽一带，一隅有失，大明危矣！诚如王阳明所言：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缩边之举，固然是皇帝的主观乾断，但明朝文官集团的附和与助推也是显而易见，三杨为首的文臣本着‘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心态，对仁、宣二宗歌功颂德，又对北边显而易见的致命边患置若罔闻，将大明边事下成了一盘死局，荣膺‘文宗罪人’、‘一夫跳梁’的历史评价。
‘仁宣缩边’的直接后果很快在‘土木之变’中体现出来。正统十四年明军主力在宣大地区被瓦剌军队套入口袋逐步歼灭，看似强固的防御地带成为明军的坟场。是役，瓦剌部数路出击，在大同、宣府、辽东、甘肃接连与驻军交战使其自顾不暇，边镇告警之声不绝于耳，七月十五日大同明军会战失利，阳和失守，宣大门户洞开，居庸、紫荆告警，明朝在内外长城之间已无可战之兵，于是明英宗决定亲率京军主力与也先决战，但永乐北征大军出入无阻的宣大地区，此时已是‘浮尸蔽野’的人间地狱，明军上下风声鹤唳，尚未接敌已然丧气。此战过程记载比较清楚，明军回师途中后卫战不断失利，最终在靠近居庸关的土木堡被瓦剌军队前堵后截束手就擒，在遍布据点、要塞的狭长地带内，内线作战的明朝君臣居然无法掌握数万瓦剌骑兵的位置、动向，整道防线形同虚设，明军置身此处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试想开平等卫如不遭弃守，瓦剌军队不得长驱直入，英宗又何至于在接到阳和败报后（战败后二日）仓促开拔（全过程二日），那么明军将获得相对充分的集结与准备时间，行动时回旋余地也更大。
上图：土木之变时明军主力的窘迫形势。瓦剌军先后突破阳和、独石口，明军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外长城内线，撤军时遭平行追击，侧翼完全暴露，行进路线上遍布的卫所原本应确保行军安全却几乎完全未起作用。
上图：永乐北征时明军的行动路线。大军经京师→居庸关→宣府→独石口或万全卫（野狐岭）畅然无阻地直线行军，到达开平附近后展开部队寻敌前进，左右出入，自西向东分别打击瓦剌、鞑靼、兀良哈。这种横跨东西又纵贯南北的壮举止步于‘仁宣缩边’。
土木变后，大明对外进取的锐气基本丧失殆尽，加之北方草原形势发生变化貌似一时无虞，原本依靠精锐军队和边墙、要塞体系结合以拱卫京师安全的明朝，开始更加‘积极’地在京师接近地筑垒防御，然而其效果是：
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突破紫荆关兵临京师（北京保卫战）；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土默特部俺答汗突破古北口‘兵薄京师’，大略而去（庚戌之变）；
崇祯二年，满洲破龙井关、大安口，攻京师不利，陷数城后退兵（乙巳之变，次年袁崇焕死）；
崇祯九年，满洲破独石口，攻昌平，蹂躏京畿历四月（丙子之变）；
崇祯十一年，清军破墙子岭、青山口，沿运河至济南，卢象升战死（戊寅之变）；
崇祯十五年，清军经黄崖关入蓟镇，兵锋抵达南直隶北端；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入居庸关，京师失陷，明朝灭亡（甲申之变）。
其余小规模入侵则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自正统至崇祯，满蒙军队（及李自成部）进入京畿地区的主要突破口恰是宣府与蓟镇之间的居庸关、古北口、龙井关、喜峰口等隘口，而几处地点均位于原开平卫、全宁卫正南面。明初的开平与全宁二卫前出漠南互为犄角，掩护着自渤海岸（山海关）到野狐岭的漫长地带，且将蓟镇和辽东之间的广大地区（大宁）连为一片（永乐以后辽东孤悬），战略价值极为显著，却早在洪熙、宣德年间便遭弃置。
朝代的积贫积弱固然源头多样，但产生直接致命后果的则往往在于边备不修，由宋至清，由边事和武备疲弱引发的朝代兴替有愈演愈烈之势，明朝‘隆万改革’前后各项事业一度出现复苏迹象，在对外作战和平叛战争中取得了显赫战绩，京师防御状况也有所改善，虽然张居正等人主导的改革是达成以上成果的重要助力，但由‘南倭北虏’和‘庚戌之变’严峻形势而带来的庙堂内外对‘边事’、‘武备’的重新审视和引起重视才是其原动力。论者往往认为明亡于民变和关外满洲崛起，或执于二者其中之一，再加上灾荒饥馑、党争倾轧、宦官乱政等等天灾人祸，实际上类似情况有明一代乃至整个封建时代经常同时发生，尚不至于一举击垮一个强大王朝，因此似乎可以认为明朝之亡是一个由不作为到乱作为的发展过程，旧政策不能适应新形势，新形势下拿不出新办法，没有理想主义者也缺乏实干者（明太祖、明成祖、张居正），最后崇祯皇帝在版图尚且完整之时囿于孤城进退不得，看起来这才是洪、永之后明朝大厦二百余年间真实面貌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