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楚人”“楚军”的称谓是沿用原有词汇,而“汉人”“汉军”的称谓则是刘邦被封为汉王后所形成的全新词汇。但无论“楚”“汉”,还是“楚人”“汉人”,在那个时候都并非民族称谓,而是诸侯国、地区或人群的名称。从这个方面来说,吕思勉认为“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也确有一些道理。
西汉建立后,“汉朝”“汉军”“汉人”“汉民”等称谓流传更广。尽管由于交通阻隔,“秦人”的称谓在边疆或域外地区仍然流传,但在中原和内地却由于政权快速更迭,指代华夏族的“秦人”称谓被“汉人”“汉民”所取代。而“秦人”则重新成为关中等地“秦地人”的称谓,其中还包括从关东迁往关中的移民,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又《史记·货殖列传》:“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当然,“汉人”作为汉朝人的称谓在汉王朝内部还不宜自称或互称。一般来说,人们只能按地区自称或相互称呼“齐人”“鲁人”“越人”“楚人”“秦人”“宋人”“巴人”“蜀人”“赵人”“燕人”等,甚至更小区域的“咸阳人”“洛阳人”“邯郸人”“兰陵人”“淮阴人”“彭城人”等。唯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相提并论时,所谓“汉人”“汉民”“汉俗”“汉吏”“汉军”“汉兵”才具有标识国家或民族的作用。以平城之战为例,《史记》《汉书》中便有大量“汉兵”的记录。例如: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