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学
前燕、后燕、北燕政权诞生在中国北方社会大动荡、各民族政权更替频繁的大背景下，虽然其政权存在时间不长，统治者的文化修养亦多有限，但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对治史却多未曾懈殆。前燕、后燕、北燕不仅因袭传承了魏晋以来的史官制度，也出现了一些史学家和史学成果，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不可忽略的一页。
一、前燕后燕北燕的史官制度
（一）著作官
著作之官最早见于东汉，东汉自章帝以后，集天下硕儒于皇家藏书之处东观撰修国史，称著作东观，但只有其名而无其官。著作之职的最早设置是在曹魏明帝太和中，称著作郎兼起居注之职，后世因之，其职主要为撰修国史①。前燕设著作郎一职。据《魏书·崔逞传》载，崔逞在慕容暐时曾“补著作郎，撰《燕记》。”

（二）它官兼领史职
除了专设史官修史之外，见诸史料的还有它官兼领史职修史的情况。
据《晋书》卷九五《黄泓传》记载，前燕的黄泓，在慕容皝时“迁左常侍”曾“领史官”之职①。后燕的封懿，“仕慕容宝，位至中书令、民部尚书。②”封懿在慕容宝时曾以中书令、民部尚书，兼作为史官撰写了“《燕书》”③。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霸史类》载，兼任史官的“伪燕太傅长史” 田融撰“《赵书》十卷，一曰《二石集》，记石勒事。①”。朱希祖先生考证认为其为后燕人，②所以田融应该是以后燕太傅长史兼史官。《史通·古今正史篇》载，后燕建兴元年 (384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③可见，董统曾兼任后燕史官，但是以何职兼任已难以详考。
《史通·古今正史篇》载，王景晖在南燕慕容超亡后，仕于冯氏(北燕冯跋)，“官至中书令”，并且兼任追撰“《南燕录》六卷”的北燕史官①。《十六国春秋辑补·北燕录二》载:“(冯)跋寝疾，召侍中、中书监申秀、杨哲于内寝。②”可见，申秀在北燕太平二十二年(430年)八月，曾以中书监受到冯跋召见，并且兼任过撰《燕书》二十卷的北燕史官。

由此看来，前燕、后燕、北燕政权既设置专门史官修史，也有很多兼职史官修史，这充分显示了前燕、后燕、北燕统治阶级大多能认识到修史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三燕史家积极参与修史的自觉性。
二、前燕后燕北燕史官及史学著述
前燕史官有盖泓、杜辅、崔逞等。杜、崔各撰《燕记》。前燕时期的史学著述有《珠崖传》一卷，盖泓撰。《隋书》卷三三《经籍二·地理类》著录有:“《珠崖传》一卷，伪燕聘使盖泓撰。①”。盖泓概为前燕时人，因为前燕与西晋、东晋关系都较好，聘使往来应属情理中事。
《燕纪》(卷轶不详)，杜辅撰。《史通·古今正史篇》有:“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纪》。②”作者概为前燕时人，尚有待后考。《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均未著录，概当时己佚。
《燕记》(卷轶不详)，崔逞撰。《魏书·崔逞传》载:“崔逞，字叔祖，清河东武城人也……慕容暐时郡举上计掾，补著作郎，撰《燕一记》。③”《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均未著录此书，概当时己佚，卷轶不详。

后燕的史官有封懿、董统、田融、范亨等。后燕时期的史学著述有《燕书》(卷轶不详)，封懿撰。《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均未著录，当时己佚，卷轶不详。
《后燕书》三十卷，董统撰。《史通·古今正史篇》载，后燕建兴元年(386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①”《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均未著录，概当时己佚。
《赵书》十卷(一曰《二石集》)，后燕田融撰。《隋书》卷三三《经籍二·史部霸史类》著录有:“《赵书》十卷(一曰《二石集》)，记石勒事，伪燕太傅长史田融撰。①”《旧唐书》卷四六《经籍上·杂伪国史》作:“《赵石一记》二十卷，田融撰。②”《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编年类》作:“田融《赵石记》二十卷。③”朱希祖先生考证田融为后燕人④”。
北燕时期的史官有申秀等。北燕时期的著述有《燕书》二十卷，申秀撰。《隋书》卷三三《经籍二·史部霸史类》记载:“《燕书》二十卷，记慕容儁事，伪燕尚书范亨撰。①”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上·编年类》作《史通·古今正史篇》载:“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录以为《燕纪》……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②”
另据朱希祖先生考证《太平御览》、《通鉴考异》引此书，其内容涉及前燕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暐诸帝和后燕慕容垂、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慕容云各帝，③也并非《隋书》载仅仅是“记慕容儁事”。慕容云为后燕末帝，因此成书时间当为北燕时期。

《南燕录》六卷，王景晖撰。《史通·古今正史篇》载:“南燕有赵郡王景晖……(慕容)超亡，仕冯跋，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卷。①”《隋书》卷三三《经籍二·史部霸史类》著录有:“《南燕录》六卷。记慕容德事。伪燕王景晖撰。②”《旧唐书》卷四六《经籍上·杂伪国史》著录为:“《南燕录》六卷，王景暄撰。③”《旧唐书》此处应为王景晖之误。
前燕、后燕、北燕继承了华夏王朝置史官修史借古鉴今、继往开来的优良传统，有追述前代史，也有一书叙述多国史的著史形式，为后来王朝设官修史及著述形式提供了模式借鉴，同时体现出前燕、后燕、北燕统治阶级史学著述对王朝统治积极作用的重视，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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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燕、后燕、北燕时期史官所修诸燕史，为北魏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和唐代杜辅所撰《燕纪》提供了部分基础资料。后北齐魏收编写《魏书》，唐朝时编修《晋书》，都将《十六国春秋》作为重要参考资料。虽然《十六国春秋》已佚，但经清人汤球等辑录成《十六国春秋辑补》，仍为了解十六国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唐人编修《晋书》成为后人了解前燕、后燕、北燕慕容鲜卑历史的信史。

第十章 前燕后燕北燕的生活习俗
慕容鲜卑是两千多年前活动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东胡人的后裔，他们有着悠久而独特的习俗。西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在中原建立政权，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受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慕容鲜卑人的习俗亦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本章所叙述的前燕后燕北燕时期的饮食、服饰、居住、行具、婚姻、丧葬等各方面的习俗，既反映了慕容鲜卑早期历史的种种习俗风貌，同时也打上了鲜卑族与汉族融合后在习俗方面的时代烙印。
第一节 衣食住行
一、饮食
慕容鲜卑以狩猎、畜牧为生，猎获的动物和牧养的牲畜，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史书记载，乌桓族早期“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①。鲜卑与乌桓习俗相同，所以这也是鲜卑族早期的饮食生活。在早期鲜卑族生活的地区，“其兽异于中国者，野马、羱羊、端牛。”②这些野马、羱羊、端牛以及山兔、野猪、鹿等野兽，还有牧养的马、牛、羊、驴等家畜，以及鸡、鸭、鹅等家禽，都是慕容鲜卑人肉食的主要来源。

东汉后期檀石槐统治时期，“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①这说明，鲜卑族过着以肉类为主要食物的狩猎生活，但野生动物资源已经显示了匮乏的迹象，狩猎所获已不敷食用。于是，“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停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汗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汗国，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②他们以渔补猎，缓解了食物的紧张程度。事实上，古代许多原始民族也常常是渔猎兼营互补的。
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慕容鲜卑有食用肉类的习俗，并且还用动物来作祭品。朝阳八宝村一号墓的祭台上放有牛腿骨，①朝阳县十二台砖厂墓地②和安阳孝民屯154号晋墓③也有牛骨，北燕冯素弗夫妇墓中有牛腿骨和鱼鳍、猪骨、羊骨、鸡骨等。
酪是用牛、羊等动物的乳汁做成的半凝固食品，营养价值较高，有流质的奶酪和晒干而成的干酪等多种，是慕容鲜卑人天天饮用的食品。此外，还有醍醐。前燕慕容皝致东晋《顾和书》中就有“今致餬十斤”①句。“餬”即醍醐，是从牛乳奶酪中提炼出来的精品，作酪时,上一重凝者为酥,酥上如油者即是醍醐，其营养价值很高。当时前燕与东晋交好，来往频繁，所以慕容皝用本民族特产的高档食品醍醐作为礼品，馈赠给东晋大臣顾和。

慕容鲜卑迁至辽东、辽西乃至入主中原之后，逐渐由畜牧转入农耕生活，开始发展农业，他们的食物也由以肉食为主转为以粮食为主，但畜牧业仍有一定程度保存，食肉饮酪的传统饮食生活也还有所存留。
在慕容鲜卑的饮食结构中，除了食肉饮酪，还有农耕生产的粮食、果蔬之类的农产品。但这些作物产量不高，加上天灾等原因，鲜卑人粮食经常不足，所以慕容氏建立燕国以后，把粮食作为重要战略物资和克敌制胜的根本，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利用一切战争机会掠夺对方的粮食。
乌桓人很早就掌握了造酒技术，鲜卑与乌桓风俗相同，地域相接，肯定也会酿制白酒。慕容氏入居辽西以后，学习中原地区的酿酒成果，酿酒技术会更加成熟。

鲜卑族早期的饮食器具也和乌桓等民族一样，比较简单，以陶制品为主，器形较小，如碗、盆、钵、罐等，也有铜、铁器，如魁、鐎斗、勺等。后来与中原汉文化接触之后，食器种类和材质才逐渐丰富起来，除了陶器、铁器、铜器以外，又增加了瓷器和漆器，并出现了鎏金制品，以及数量极少的金银器、玻璃器等。当然，最传统的木质
器具，无论何时都在使用着，只不过因其容易腐烂而未保存下来。考古发现的该时期壁画墓中的“奉食图”、“庖厨图”、“饮宴图”等，对我们了解当时的饮食习俗有直观的认识。根据遗址和墓葬中所发现的遗物，该时期的食器大体可分为炊具、盛器、酒器等数种。
炊具以铁或铜铸制的双耳镂孔圈足釜最常见，另有鍑、釜甑、罐形鼎、提粱盖锅及温器铜魁、铜鐎斗等。炊器腹部常饰有简单的弦纹，柄端或作成螭首形，使器物带有一定的艺术性。辽宁朝阳县大平房村北燕壁画墓出土了一套陶灶，灶上置一釜一甑，形象地反映了三燕时期人们炊事生活情况。①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铁釜，双耳，深腹，圜底，高圈足，足部有镂孔，是釜中的代表性器物。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双耳鼓腹铜鍑，器表布满烧煮食物时留下的烟炱痕。铜釜甑的上部为圆形深腹甑，甑底有箅子，下部为釜，作蒸食之用。铜魁腹部较浅，凸底，矮圈足，口缘有一曲柄。铜鐎斗形制与铜魁相似，只是腹底有三足。北票仓粮窖出土的铜鐎斗，浅腹，圜底，底置三兽蹄形足，口部置一螭首形曲柄，腹部饰四道凸弦纹，有一定的工艺水平。

盛放食物的器皿有碗、钵、罐、盘、壶、盆、盒、勺等，多数为陶器，少数为釉陶器或漆器，也有铜器、玻璃器。其中漆器产于江南，其形制特点与两晋时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碗等数件玻璃器，产地可能是地中海沿岸，通过文化交流进入北燕，如此珍贵的外来礼品不可能用作贵族日常生活器具。
随着制酒业的发达和饮酒的盛行，酒器种类也相当多，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圆筒状三足陶尊。另外，壶、碗、爵、觚等都可用作饮酒器具。

二、服饰
慕容鲜卑的服饰经历了原始的以适应狩猎、游牧、骑射为主的服饰到适应农耕文明和封建礼制需要的服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慕容鲜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仰慕和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并逐步融合的历史。
慕容鲜卑早期从事狩猎和畜牧生活，野兽和牲畜的皮、毛成为他们穿衣的主要原料。用毛皮制成的皮衣——裘，是鲜卑族的主要御寒衣服。他们常穿的皮衣还有襦和皮袍，襦是自膝以上的短衣，皮袍是长至足部的长衣。《述异记》云：“干罗者，慕容廆十二世祖也。忽一夕，着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鲜卑神之。”①说明襦衣是慕容鲜卑有悠久历史的服装。辽宁朝阳十二台鲜卑墓葬发现死者外套皮袍，腰部有一铁包银方环形带扣。
东汉以后，鲜卑与汉族的交流过程中，吸收了汉族的纺织品和服式，鲜卑的衣服开始发生变化。慕容廆时期，江南的桑种传入东北，开始桑织布的生产，从而进一步改变了鲜卑人的着装。考古发掘的三燕时期鲜卑墓葬中，发现过死者穿着丝织类衣裤的痕迹。慕容氏建立燕政权以后，布匹不仅进入鲜卑人的日常生活，还成为最高统治者赏赐臣下的重要物品。

慕容鲜卑的发式大致经历过披发、髡发、步摇冠三个阶段。
慕容氏最初的发式是披发，又作“被发”，即让头发自然生长，在头上披散着。这是北方少数民族最古老的发式，显示出游牧民族粗犷、放任的精神风貌。慕容氏的披发习俗保持时间很长，十六国时期仍可见到。前燕王慕容皝在上晋朝表中说，“臣被发殊俗，位为上将，夙夜惟忧” ①。慕容儁称帝前，群臣劝儁称尊号，慕容儁说，“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
髡发，史书又作“髡头”。史载与鲜卑同俗的乌桓“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①。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汉代乌桓鲜卑人壁画墓资料可以窥见到髡发样式。墓主人为护乌桓校尉，在其墓门甬道、前室壁画等处所绘的乌桓与鲜卑人，皆着赭色衣服，头上无巾帻冠帽，而是剃去头部四周毛发，仅保留颅项部分头发，并编成小辫。②这应是乌桓鲜卑男子的髡头式样，而妇女髡头是否也是这样，缺乏考古资料，尚无从得知。髡发仅在特殊场合或婚礼仪式时实行，说明两汉时鲜卑人的髡发习俗尚未流行，直到两晋十六国时期才比较普遍。

髡头发式简单，头上饰物也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魏晋十六国时期，人们在髡头之后作髻，加冠，冠上配有饰物，从而使慕容氏发式与头饰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富有特色的步摇冠式。步摇本是一种首饰，用叶形或圆形金饰片穿缀在头上的金枝或别的金饰片上，行走时金片摇颤作响，给人一种视觉和听觉上的美感，故名“步摇”。
中国最早出现步摇的名称是在战国时期宋玉作的《讽赋》，内有“垂珠步摇，来排臣户”句。汉代以后，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步摇冠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成为贵族男子、妇女常戴的头饰。文献中“步摇”一词，或称“金步摇”、“步摇花”或“步摇钗”。
东晋十六国时期，原先在汉族地区流行的步摇冠成为慕容鲜卑贵族魅力极强的头饰，并且成为鲜卑文化中最具特征的代表性文物之一，在三燕时期的鲜卑墓葬中屡有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08年，在慕容氏活动的辽西朝阳地区，出土步摇冠饰的鲜卑墓共十一座，每座墓出土的步摇冠饰，少则一件，多则四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