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转贴：管窥《围城》

《围城》是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创作并发表，迟至八十年代初期才经海外学者夏志清等的介绍和述评，被人们重新关注和读解，一经传播开来，便造成极大影响，文化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围城》热”，阅读和研究《围城》成为重要的文化热点之一。钱钟书认为艺术可以让转瞬即逝的美凝结成永恒——艺美凝真（《管锥编》），那么，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终于抚去有意无意地覆盖在《围城》上面的种种误解、浅薄和粗鄙，让真金绽放出本色。打开城门走进《围城》，《围城》成为一个讲不完的故事，时至21世纪，人们读《围城》依然热情不减，流连《围城》内外，感受钱钟书的人生智慧和文化品格，几乎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程。本文拟从七个方面谈谈《围城》，只能是一种粗浅的管窥。

一． 《围城》的创作背景

1935年至1937年，钱钟书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关于钱钟书是否获得博士学位，请参见李洪岩、范旭仑著《为钱钟书声辩》，其中有对杨绛说法的反拨，此处用李、范说），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一年后，于1938年9、10月间回国，在清华大学（当时已并入西南联大）任教授。当时，钱钟书的父亲（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在湖南蓝田帮助友人创建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秋，钱钟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照顾父亲。1941年回上海探亲，因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杨绛《将饮茶》第122页）。钱钟书和妻子杨绛在上海艰苦度日。1944年，有一次钱钟书看杨绛编写的剧本上演，回家后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非常高兴，鼓励他写，并且兼起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的家务，钱钟书每写完一章，杨绛就急切地阅读。到1946年几近完成并在由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从1946年2月25日1卷2期到1947年1月1日2卷6期全部连载完毕。

在《围城》原序里，钱钟书表露了自己写《围城》时的心情：“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同时，钱钟书写《围城》时正在写学术专著《谈艺录》，据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当时钱钟书有一种惶急和惆怅的情绪，这些情绪在同时创作的一些诗歌里可以找到影子。

二．《围城》的故事情节

关于《围城》，有许多的说法，小说连载时，誉美者称为“新《儒林外史》”，贬抑者目为“俏皮话”；郑朝宗第一个认定为“学人小说”，海外夏志清也有此说。近人胡河清从“文化小说”角度分析《围城》的文化解构意义，社科院李洪岩更力排众议，指出《围城》是一部“智者小说”（详见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第300页）。

本人认为，无论从文人批判角度，从文化解构角度，还是从思想和智慧的角度来看《围城》，都仅仅是一个方面和一种视角的解读，这些方面和视角，都离不开《围城》首先是一部小说这样一个前提，而且是一部用传统写实手法创作的“写实的小说”和“虚构的小说”（杨绛《将饮茶》第121页），虽然这其中不乏现代派小说创作思想诸如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的影响。作为初步的和基本的阅读，我想我们尽可以用轻松和愉悦的心情来欣赏《围城》的生动的故事。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围城》的故事情节。

《围城》的故事情节是明晰而有节奏的。

《围城》全书共九章。以方鸿渐回国求职、工作和恋爱、结婚为线索，从1937年方鸿渐乘坐法国油轮白拉日隆子爵号回国，到两年后上海与孙柔嘉分手。可以划分几个阶段。

第一章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序幕。邮船在苍茫无语的大海上独立成一个欲望的人间世界，方鸿渐与鲍小姐逢场作戏，臭味相投，苏文纨对方鸿渐一厢情愿，争风吃醋，这个三角的关系，一方面演绎着卑俗和粗鄙，无心的无爱的欲望成就出“短平快”的苟且之乐；一方面勾勒出首先是女博士然后是老姑娘待字闺中所可能激发出的人的全部庸俗和浅薄。这是一个生动而实在的画面。同时，作者用回顾的方法，插叙方鸿渐的身世，特别是他怎样“智斗”外国文化贩子买博士文凭的过程，这是留学西方的所谓“精英”们从西方文化里邯郸学步所承受到的一种走到极端之后的虚伪和荒谬。这一实一虚，相映成趣，为整个情节发展提供了一个人物活动的文化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