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思想方法是“观象”。老子善于从大自然的生命现象中发现普遍的物理和事理，并提炼为哲理以用于人世。老子的思想取向是“无为”，意在去除人为的知识欲望对于自然的遮蔽。“无为”的一个表现是“知止”。
“知止”所针对的是人世间的各种欲望。这些欲望包括人们对于财富符号、权力符号的无休止的贪婪，也包括对于事功的过于热切的追求，还包括对于知识、语言的过分依赖。

哲学诞生的标志，就是把世界观念纳入到一个高度抽象统一的思想体系当中。《老子》首章即把“道”与“名”并提，以“名”作为天地万物的始基。有了“名”，浑莽一片的物质才彰显出各自的意义。也就是说，世界因为命名的过程而具有了意义，被人的心灵“照亮”了。

“小国寡民”的特点是：社会生活极其质朴，几乎无需任何工具的介入而能够良好地运行。这所谓工具，既包括物质的交通工具、战争工具，也包括语言、符号、制度等意义工具。老子理想的社会并不是没有能力制造和使用工具，而是有足够的办法让那些工具没有用武之地。
“小国寡民”式的群体生活把存在的意义收束于人与人的真淳的互动，对于工具也就能自觉地“有而不用”。“不用”不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是精神境界的原因，体现了人对于文化的“知足”、“知止”的意识，对于工具、技术的审慎态度。

老子理想的社会境界的特征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80章）。君王使民众“甘其食，美其服”，就是要保证民众享有充裕的物质条件，不至于因为饥寒而贫病和怨恨，而民众自己的“甘其食，美其服”则是在质朴的生活当中发现甘美的意味，知足常乐。

君王应该自觉地摒弃震耳炫目的“五音”、“五色”和“服文采，带利剑”的奢靡，以避免上行下效造成不良后果。同时，君王应该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民众自己追求生活之美，不干涉其自然自发的审美活动。自然自发的社会美必定由普通人的恬静安详的日常饮食起居开始，推广到淳良和乐的风俗。

在近代西方，“孤独”来自个人与社会的有意疏离，以获取“自我”的认同感。这是个人意识觉醒、个人主义思潮兴起之后的产物。在古代中国，文人也常有一种孤芳自赏的风气，希望寻找一个与污浊的俗世脱离干系的清净园地。“独”意味着精神的自足。他独自承担着存在的虚无感，无需在熙熙攘攘的热闹宴饮当中寻求生命意义的依靠。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面貌可以概括为“乱”。社会的日趋复杂和交往规模的持续扩大，令质朴而整全的道德变得支离而僵化，并由此趋向瓦解和冲突，导致了“乱”。诸子思想“百家争鸣”的一个题目即是分析“乱”的现象，讨论“乱”的原因以及摆脱“乱”的道路。
在老子看来，社会、思想当中的“乱”来自人的争强好名之心。这在社会秩序上表现为追求奢靡、崇尚智巧。如果社会上下都以奢靡、名利为荣，大多数人的需要就必然不能得到满足，因为奢靡的成立条件即在于其稀缺性。“难得之货”是稀缺的奢侈品，它一旦被突显出来，即成为上行下效的目标，民心必定躁动难安。

肉身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受制于时间的条件，一个人只能占据历史长河当中十分短暂的时光；受制于空间的条件，人只能活动于有限的范围，接触到有限的事物。

“锐”意味着个体的强化突出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通常还会复杂化，转入多方的缠绕和纠葛，则是“纷”。“锐”与“纷”都是能“多”而不能返归“一”的现象。老子所谓的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则是在“无”的层面上和解万物的冲突。“一”意味着最大范围的包容、最高程度的整合。

中国美学重虚灵而轻实体，尚“通”而避“塞”、“壅”、“滞”，都是为了给活泼泼的“气”寻求流动的通路。
声色刺激取消了审美活动所必需的心理距离和精神空间，让意义生成的过程变得狭隘，并由于狭隘而趋于极端。

人的一大特点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在诸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当中，最精妙、最有力量的是由概念、判断构建起来的知识和观念体系。知识让人的经验可以累积和传递，让人具有了归纳和推理的思考能力。

知足、知止的人不以追求过度的刺激和享乐为生活意义的来源，而是以内心的富庶为乐趣的源泉，所以“知足者富”（《道德经》第33章）。“余食”意味着暴殄天物，“赘形”则是过度聚敛而导致的腐烂臃肿。“余食赘形”源于妄图占有一切可能有利于自己生养的事物，而不考虑自己的实际需要，也不考虑天地生态系统的整体状况。

命名行为使得人成为了这个草木葱茏、气象万千的世界的主人。中国古人评鉴一件工艺作品、一首诗、一个比喻，最高的赞语往往是一个“妙”字。“无”并不等于没有，而是指事物处于未成形、未显化的状态。这个意义的“无”意味着最大的可能性，能随时化现为任何可以被视作“有”的颜色、形态和功能。

老子指出，不为人知、不恃己功的“德”是最高的道德。他把这种“生而弗有”的德行称作“玄德”。万物在依“道”的流转并转化为有形之“物”并具备了相应的机能以前，各方面的条件即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得不如此”的局面。这个局面通常就是造就该事物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