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韩国人。我原本患有儿童期自闭症（Kanner 综合症）。童年时期，我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因此，在幼儿园时期，我遭受了无数的虐待。我记得，在我四五岁时，幼儿园没有考虑我的感官过敏，强迫我吃偏食的食物，导致我呕吐。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被诬陷为小偷，却无法为自己辩护。此外，在小学和中学时期，我几乎每天都遭受身体和语言上的校园暴力。由于学习困难，除社会、历史、道德、国语等语言类科目外，我的理科成绩一直处于最低水平。高中时，我辍学后通过了高考（类似韩国的 GED），但后来两次退学于大学。
从幼儿园时期开始，我接受了各种心理咨询。然而，尽管接受了心理咨询，我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当前西方心理学是一种将个人与社会隔离的心理学。西方心理学在自我和认知发展两个方面对我进行了歧视。
首先，从自我的角度来看，西方心理学强调个人与他人的严格区分。例如，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都强调自我是独立于他人的。尤其是弗洛伊德，他将人的欲望简化为性欲，并认为人类无法避免战争，将人类与倭黑猩猩类比。在这样的心理学体系下，由于自闭症，我被认为是无法与他人互动的“缺陷”个体，必须强行融入非自闭症人的社会。如果我无法融入这个社会，那么我的自我就被视为不完整的存在。
其次，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皮亚杰是一位受康德等哲学家影响的生物学家，他将人类适应世界的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他甚至对自言自语持负面评价。在这种认知发展理论下，我的语言理解智力高达 124 分，而平均智力仅为 77 分，因此，我因自闭症的生理极限而被归类为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孤立对象”。我自言自语并不是为了内化社会中的知识，而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特征。
在心理咨询过程中，我始终听到负面评价。甚至有心理咨询师说，我的自闭症并非真正的自闭症，而是由于依恋问题引发的。这让我深陷痛苦之中。然而，在成年后，我接受了自闭症观察访谈评估，结果在沟通方面得 10 分，社交互动 5 分，总分 15 分（对照评分 9 分），最终被确诊为自闭症（Kanner 综合症）。
我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Romanovich Luria）的文化历史心理学，克服了西方心理学的负面评价。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类的自我是在人际关系、社会环境以及既有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精神局限于友情和爱，并忽视历史，强调人类通过批判和实践来变革世界，是实践性的存在。
卢里亚进一步具体化了马克思的观点。他通过对偏远村庄的实验，证明自我意识首先是通过他人和社会的评价而形成的，并最终在社会互动中确立。他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文盲被消除，人们通过集体劳动和教育丰富了自我意识。他甚至断言，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实验。
我加入了 ASD（自闭症谱系障碍）当事人网络，并在行政师考试中通过了第一阶段的民法、行政法和行政学概论。尽管我在第二阶段考试中失败了两次，但我的法律知识得到了提升。这一成就得益于 ASD 当事人网络的支持。在那里，人们鼓励我，在我困难时与我一起学习和交流日常生活，使我第一次建立了深入的人际关系。
此外，自 2023 年起，我开始与一位非自闭症朋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共同阅读了《反杜林论》。通过学习，我理解了道德并非永恒不变，人类的道德不是先验的，而是历史的产物；时间和空间是物质世界的属性，只要物质存在，它们就永远存在。从 2009 年到 2024 年，我的语言智力从 99 分提升至 124 分。
在 ASD 当事人网络的互动和行政师考试的成功，以及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我的成长是对西方心理学的批判-实践的胜利。与此同时，我还通过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推翻了新康德主义关于人类先验学习能力的理论。
2024 年 5 月 7 日，我依据法律申请了残疾登记。但 2024 年 6 月 3 日，我被判定为“不符合自闭症残疾标准”。之后，我认识了一位功能稍强的自闭症朋友（阿斯伯格综合症），与她结为义兄妹，并搬到她家一起生活。
一些人可能会质疑，自闭症患者共同生活是否会因情绪调节困难而产生问题。我想从哲学角度论证我们共同生活的正当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感性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我和我的义姐通过共同生活，相互关心和支持。例如，当她感官过敏严重时，我知道现代医学无法治愈她，所以主动买了她认为有效的药物；当她病情严重时，我带她去急诊室接受治疗。虽然我在社会成熟度方面未达到物质援助他人的标准，但我确实通过行动帮助了她。
此外，在面对挑战性行为时，我们相互支持和安慰。例如，当我在培训中崩溃时，她买蛋糕安慰我，使我能够继续学习。我们共同经历了困难，并在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
根据马克思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概念，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与共享相同本质的人息息相关。我和义姐通过共同生活，相互补足，彼此成长，证明了自闭症患者也是社会性存在。
科学研究也支持这一点。例如，研究表明，自闭症患者之间的神经同步性比非自闭症患者更高，反驳了 ToM（心智理论）关于自闭症缺乏共情能力的假设。此外，研究还发现，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神经元在 30 岁后才开始活跃，而非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神经元在 30 岁后开始退化。这表明，自闭症患者的共情能力并非缺失，而是发展较晚。因此，我与义姐共同生活、相互成长的事实，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我与义姐的共同生活不仅是社会实践的体现，也是对西方心理学观点的有力反驳。我们的成长过程充分证明了自闭症患者是社会性存在，而非孤立的个体。
上述文章是由我这个自闭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哲学文件。 您觉得我写的文章怎么样？
从幼儿园时期开始，我接受了各种心理咨询。然而，尽管接受了心理咨询，我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当前西方心理学是一种将个人与社会隔离的心理学。西方心理学在自我和认知发展两个方面对我进行了歧视。
首先，从自我的角度来看，西方心理学强调个人与他人的严格区分。例如，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都强调自我是独立于他人的。尤其是弗洛伊德，他将人的欲望简化为性欲，并认为人类无法避免战争，将人类与倭黑猩猩类比。在这样的心理学体系下，由于自闭症，我被认为是无法与他人互动的“缺陷”个体，必须强行融入非自闭症人的社会。如果我无法融入这个社会，那么我的自我就被视为不完整的存在。
其次，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皮亚杰是一位受康德等哲学家影响的生物学家，他将人类适应世界的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他甚至对自言自语持负面评价。在这种认知发展理论下，我的语言理解智力高达 124 分，而平均智力仅为 77 分，因此，我因自闭症的生理极限而被归类为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孤立对象”。我自言自语并不是为了内化社会中的知识，而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特征。
在心理咨询过程中，我始终听到负面评价。甚至有心理咨询师说，我的自闭症并非真正的自闭症，而是由于依恋问题引发的。这让我深陷痛苦之中。然而，在成年后，我接受了自闭症观察访谈评估，结果在沟通方面得 10 分，社交互动 5 分，总分 15 分（对照评分 9 分），最终被确诊为自闭症（Kanner 综合症）。
我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Romanovich Luria）的文化历史心理学，克服了西方心理学的负面评价。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类的自我是在人际关系、社会环境以及既有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精神局限于友情和爱，并忽视历史，强调人类通过批判和实践来变革世界，是实践性的存在。
卢里亚进一步具体化了马克思的观点。他通过对偏远村庄的实验，证明自我意识首先是通过他人和社会的评价而形成的，并最终在社会互动中确立。他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文盲被消除，人们通过集体劳动和教育丰富了自我意识。他甚至断言，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实验。
我加入了 ASD（自闭症谱系障碍）当事人网络，并在行政师考试中通过了第一阶段的民法、行政法和行政学概论。尽管我在第二阶段考试中失败了两次，但我的法律知识得到了提升。这一成就得益于 ASD 当事人网络的支持。在那里，人们鼓励我，在我困难时与我一起学习和交流日常生活，使我第一次建立了深入的人际关系。
此外，自 2023 年起，我开始与一位非自闭症朋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共同阅读了《反杜林论》。通过学习，我理解了道德并非永恒不变，人类的道德不是先验的，而是历史的产物；时间和空间是物质世界的属性，只要物质存在，它们就永远存在。从 2009 年到 2024 年，我的语言智力从 99 分提升至 124 分。
在 ASD 当事人网络的互动和行政师考试的成功，以及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我的成长是对西方心理学的批判-实践的胜利。与此同时，我还通过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推翻了新康德主义关于人类先验学习能力的理论。
2024 年 5 月 7 日，我依据法律申请了残疾登记。但 2024 年 6 月 3 日，我被判定为“不符合自闭症残疾标准”。之后，我认识了一位功能稍强的自闭症朋友（阿斯伯格综合症），与她结为义兄妹，并搬到她家一起生活。
一些人可能会质疑，自闭症患者共同生活是否会因情绪调节困难而产生问题。我想从哲学角度论证我们共同生活的正当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感性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我和我的义姐通过共同生活，相互关心和支持。例如，当她感官过敏严重时，我知道现代医学无法治愈她，所以主动买了她认为有效的药物；当她病情严重时，我带她去急诊室接受治疗。虽然我在社会成熟度方面未达到物质援助他人的标准，但我确实通过行动帮助了她。
此外，在面对挑战性行为时，我们相互支持和安慰。例如，当我在培训中崩溃时，她买蛋糕安慰我，使我能够继续学习。我们共同经历了困难，并在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
根据马克思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概念，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与共享相同本质的人息息相关。我和义姐通过共同生活，相互补足，彼此成长，证明了自闭症患者也是社会性存在。
科学研究也支持这一点。例如，研究表明，自闭症患者之间的神经同步性比非自闭症患者更高，反驳了 ToM（心智理论）关于自闭症缺乏共情能力的假设。此外，研究还发现，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神经元在 30 岁后才开始活跃，而非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神经元在 30 岁后开始退化。这表明，自闭症患者的共情能力并非缺失，而是发展较晚。因此，我与义姐共同生活、相互成长的事实，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我与义姐的共同生活不仅是社会实践的体现，也是对西方心理学观点的有力反驳。我们的成长过程充分证明了自闭症患者是社会性存在，而非孤立的个体。
上述文章是由我这个自闭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哲学文件。 您觉得我写的文章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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