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往往在文化构成各个层面的交汇处得以体现。作者治北宋文化史，而以「宋学」为纲领，深入探讨了传统儒学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及其对同时代其他文化层面的渗透和影响。
本书比较全面地剖析了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发展的各个阶段，揭示了宋学若干重大主题和以议论精神为主的宋学基本精神，论述了宋学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北宋文化各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现了北宋社会文化中无所不在的宋学及其时代精神。

序引
邓广铭
一
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它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历史不能割断，论述宋代的文化自然也须如此。单以隋唐为上限，宋代文化发展的基因之从这两代传承而来者就难以枚举。姑举几件重要性较大的来说：
1.士族地主势力之消逝，庶族地主之繁兴，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日益完备，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等等。
2.刻版印书事业之由创始而渐盛行，造纸技术不但日益普及而且日益提高，这都使得书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广扩大。到宋初，大部头的儒书和佛道典籍都能结集刊行，则一般乡塾所用的启蒙通俗读物的大量印行流传自可想见。（唐政府禁止私人印制历书，可以为证。）
3.开始于隋唐之际的科举制度，允许一般读书人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这不仅使“天下英雄”都入此“彀中”，使政府得以从中选拔大量行政官员，而其影响所及，在那些中选的“英雄”之外，还育成了大量著名诗人，产生了大量的传世诗篇，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一种极特殊、极丰富的瑰宝。
4.唐朝还通行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举子在应试之前，先须向主司投献所业以求得赞扬，叫做“行卷”，或者也叫做“温卷”。所进献的文章，大都是举子们的“力作”，可以表见其“史才”、“诗笔”和“议论”的，例如《幽怪录传奇》之类的作品（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举子们既多从事于此，便又不期然而然地对古文的复兴起了催化的作用。
以上举述的种种条件（当然还有未被列入的其它许多条件），到北宋期内，交错杂糅，相互影响，经常地产生着一些综合性的良性循环作用，这种综合性的良性循环作用随处可见，而宋代的科举制度更是集中体现这种作用的部门之一。

四
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始，就在试行文化专制主义，所以有焚书坑儒之举。到汉武帝，则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并未真正做到）。北魏、北周、晚唐、五代期内所发生的“三武一宗”的毁灭佛法的事件，不论其各次的历史背景如何，总之都是要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但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就把最大的注意力分别集中在：如何消除存在于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敌国契丹王朝的侵袭；如何禁制百官间或士大夫间凭借种种因缘而结为朋党，构成专制政权的一种分割力量等等。这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事业的各方面去实行其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宽松态度。
在科场考试方面，不但在考官们命题时并不以儒书为限，多杂出于老庄之书，致使“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的情况，早在王安石成名成家之前便已开其端倪；对于应考人士的答卷，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也都不做任何规定和限制。司马光在宋神宗初年所上的《论风俗札子》（《温公文集》卷四六）中就已说道：
今之举人，发口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

好东西。

既然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禁遏”的趋向，可见已经是“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其所由来者渐矣”了。
司马光本人虽未入于老庄，然而他和稍早于他的江西李觏却都有怀疑和非难《孟子》的著作，欧阳修则公然倡言《周易》中的《系辞》非孔子所作。这样一些言论，并不曾被北宋王朝或当时的学者目为非圣无法。
至于宋神宗曾一度试图用《三经新义》统一举子们的论点，那也仍然不成其为文化专制，因为《三经义》的本身，就已把释道和先秦诸子书中的“合乎义理”的言论采摭于其中了。元祐党争也只限于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派系斗争，整个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却并未为所阻遏。
上述种种，既表明了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们没有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也确实证明了这一宽松政策（尽管不是他们有意识地制定的）对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的相对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宋学之所以昌盛，不能不推此为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五
自来的论史者大都认为，宋代文化之兴盛，主要应归功于宋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还有人更具体地落实到宋初几个皇帝的“右文”政策上。我则以为，“重文轻武”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北宋建都于四战之区的开封，建国之初则为了削平十国割据的残局，其后则北方的劲敌契丹和继起于西北地区的西夏，无一不需要用武力去对付。所以，从北宋政权一开始就注定了“国倚兵而立”（宋人语）的局势，如何能够制定轻武的政策呢？既不能轻武，而宋太祖本人就是以掌握军权而夺取了政权的，深知高级将帅的篡夺之祸必须加以防范，因而一方面实行“将从中御”的办法，使得“将在外”也必须严遵君命；另一方面则又把文臣的地位摆在同等级的武臣之上，借使其能够发生牵制的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于所谓的“右文”，无非指扩大科举名额以及大量刻印书籍等类事体，我以为这也都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所已经具备的条件，因势利便而做出来的，并非真有什么右文政策。即使北宋王朝的上述种种举措对其时文化的发展也不无某些好处，但与当时全然由客观环境关系而被动施行的在文化上的宽松政策所起的作用相较，则是显然微小的。
与明朝的统治稍作比对，就可知文化专制主义之施行与否，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衰落的密切关系。

朱元璋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在他取得政权之后，采行了极其横暴的极权专制主义。他在文化事业方面所推行的专制主义则集中体现在各级科场的“制艺”，亦即所谓的八股文上。自从元朝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恢复科举制度以来，所定《考试程式》虽然已规定了必须从《四书》中出题，答卷则必须用朱熹的《章句》和《集注》，且还规定了字数，其后并有人作出《书义矜式》（即以其本人所作经义之文作为举子的范本），遂而成为八股文的滥觞。朱元璋对这种考试规定极为赞赏（他与朱熹同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专力推行，八股文的体式遂被固定下来（而且一直推行到清王朝的末期）。这样一来，科举制度在唐宋两代所能起的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便一概消失，转变为禁锢和僵化读书应试生员思想的桎梏和紧箍咒。近今还常常有土八股、洋八股和党八股的出现，可见其毒害至今尚未消除净尽。因而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所培育出来的真正有贡献的学者，为数实在不多。只有那些不肯入此牢笼的，如李时珍、徐霞客等等，才真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作出度越前人的成绩来。在两宋期内居于全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硬是被明朝的文化专制主义给断送了。明末清初的顾亭林曾说八股文的祸害甚于秦之焚书，这确实是一句切中要害的至理名言。

六
尽管如前所论述，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然而近年以来，不论是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或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于宋代的文化，大都只是作一般性的概述，而没有人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此，我们在此就且不妨说，有之，自陈植锷同志的这篇《北宋文化史述论》始。虽然他所论述的，在时间上还只限于北宋而未及南宋，而在这一时限之内，又还只论述了属于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而未涉及于科学技术方面的诸多发现、进展、创造和发明。

陈植锷同志写作这篇论文的全过程，我知道得比较详细。从其取材方面来说，他的确是当得起博览群书这句话的。而这里所说的群书，既包括古代人所有与此课题有关的著述，不管其属于经史子集的哪一部类；也包括近代以至现代人的有关著作，不论其为域内或域外的，一概广泛阅读参考。这自然使他的眼界开阔，思路畅达，不至囿于一偏之见，发生片面的毛病。也因此，他在文内所发的议论便比较鲜明、新颖，而无人云亦云的抄说雷同之弊。作者的思考力强，文字表达能力也强，所以，他的这篇论文是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颇有可读性的。既然这篇论文具有开创性，既然就中随处可以发现作者的独到之见，在这些独到见解当中，便难免有不能立即获得公认者。例如，王安石因撰《三经新义》而除左仆射时，他在所进《谢表》中有云：
孔氏以羁臣而与未丧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殁之圣，异端虽作，精义尚存，逮更煨烬之灾，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诐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
作者把这段文字引入到论文当中，但在这段引文之前，他先已引用了程颐论当时学术界有三弊的一段话：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毁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然后他把王、程二人的话加以比并牵合，说道：“传注之博溺心”，即批评训诂之学；“章句之文胜质”，则批评文章之学；“淫辞诐行”指佛老等异端。把传注等同于训诂或无问题，把章句等同于文章似乎就不甚切合；王安石对佛老的态度与二程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把王文中的“淫辞诐行”与程文中的“异端”都直指为佛老，那就更有商榷的余地了。再如作者把北宋的儒学分为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两个阶段，且是论文中的一个着力论述的部分，这在答辩的当场，便已有学者提出了异议。当然，这些不过是属于见仁见智的不同，是值得进行深入商榷，而不能遽断其孰是孰非的问题。或者更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而这对于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是更会发生一些有益的作用的。
曾经有人把清代的学术文化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拟，也曾有人把宋代的学术文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我则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发展趋向，不论与宋代或清代相比，都有其大不相同之处，因而不必牵强加以比附。但实事求是地说来，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之所不能及，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我热切希望，陈植锷同志如能继此论文之后，再把他论述的时限延伸而及于南宋，更把它所论述的课题，由儒学、理学、文学等精神文化而扩及于由两宋人士所创造、发明或发展、改进了的物质文化诸方面，使读者借此都能窥得宋学的全貌，那就将是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桩更大的贡献了。

我所写的这篇序引，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粗看似乎离题稍远，实际上，我是想要就这一课题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一个侧面，作一些鸟瞰式的补充，而且要使它成为与这篇论文有内部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愿作者和读者们读后所得的印象，能与我的这一意愿相符合，因再赘数语于此。
1989年9月4日写于北京大学之朗润园

引言
近年来关于文化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对文化史研究来讲，既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古代社会精神生活的实际存在，首先把当时人关于文化的定义作为讨论问题的起点，我想是比较妥当的。
从语源学上考察，中国古代“文化”一词，当本于《易·贲卦》之彖传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代孔颖达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诗》《书》《礼》《乐》等分别与今之所谓文学、史学、政治学、艺术等相当，“文化”之义盖略同于现代所讲的人文科学。新史学之通史编纂，例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四大块，其中文化一块，即与此类同。《诗》、《书》等再加上《易》（相当于哲学）、《春秋》，是儒家的六部经典性文献，即“六经”。研究这些文献的学问在上古叫“文学”，如《论语·先进》即曰“文学：子游，子夏”。因为它们来自先秦的儒家学派，故又称“儒学”。在《史记》中，“文学”、“儒学”即通用而可以互换，其内涵略等于今天“文化”一词的狭指意义。
儒家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有两次繁荣，一次是汉武帝时期的定儒学为一尊，一次即是11世纪宋学的勃兴。西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把黄老刑名、农杂纵横等百家思想都整合到儒家文化的旗帜之下。从内涵上讲，它已非复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孔一家，从外延上讲，则仍包括文、史、哲等各个文化层面在内。经学兴起之后，关于儒家文献的研究，始成专门之学，并以章句训诂为特定方式。于是“文学”一词也就分析成两层意思，“文”指文章（文艺），“学”则专指经学。两者加在一起，等于先前“儒学”一称的涵义。但在班固《汉书》中，“儒学”一词又与“经学”（“经术”）通用，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儒学”的狭义。后世知识分子学业有专攻，或精训诂，或擅文辞，但均自称儒者。宋学兴起之后，方才重新回到无所不包而又归之于一，泛指儒家文化的“儒学”这一广义的概念上来。程颐说：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所谓训诂之学，即汉代的经学；文章之学，以唐代为最盛。两者分别是汉、唐文化的代表。儒者之学，当宋人用以自指。所谓古之学者一，指的也就是“儒者之学”，即广义的儒学。汉唐训诂注疏之学和文章诗赋之学，再加上“不与焉”的“异端”，程颐又并称“学者之三弊”。他说：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