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清史学者实在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清朝为中国只有汉地十八省的范围才是属于中国。
而在满文、蒙古文等非汉文史料的记载中，恰恰反映出清朝皇帝认知中的中国，不仅包括了中原地区和汉人，还包括广袤的边疆地区和各少数民族。
如清朝与俄国签订的《恰克图界约》，就明确将与俄国接壤的漠北蒙古地区称为中国蒙古。可见中国的概念经过清朝君主的发展，已经近乎等同于清帝国的整个版图，绝非新清史所说的清朝非中国，不论是汉文史料还是非汉文史料，不论是内部公文还是外交条约，都显示出清朝统治者的中国关于此前的宋明王朝完全不同。当乾隆把西域视为内地的那一刻，包含台湾在内的一千三百万的清朝疆域，从此成为自古以来的中华古土。
而新清史理解不了清朝正统性的来源，过于拘泥于满洲人的民族身份，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清朝君主维持满洲特性，只不过是清朝治理层面的具体举措之一，只是为了尽可能保留其人的淳朴彪悍的民族风气。为清朝前期频繁的边疆战争提供优质兵源、国号的设定和儒家道统的传承，才决定了清朝从统治层面建立了正统性。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在人类学的族性理论启发下，认为，清朝立国的基础区别于传统汉人王朝，如宋朝的统治。但是，欧立德执着于满人的民族身份，严格按照西方标准，以血缘和地域区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边界。这种观点已经遭到了众多的批评。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族与少数族群在不少地方的聚居，呈现出的是一种马赛克式的交错混居状态。各种族群在东亚大陆上存在着较为深入的民族融合。这种情况并不是以用西方严格区分族群界限的方式去进行解释。
因此，满人身份形成的复杂性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早在皇太极创立满洲这一概念时，里面，就包括了女真、蒙古、汉人、朝鲜人等各种族群。即使对西汉匈奴身份的确认，也很难纯粹从血缘和文化入手。因为在匈奴这个国家共同体内，包含了多种多样的族群与文化。那种探求什么是匈奴语，什么是匈奴人的传统观点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