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的性少数（或者说所有不符合主流性别范式的人群）被迫承担了太多解释性劳动，甚至连“出柜”本身都在这个语境下成为劳动。这个语境和几十年前性是禁忌、谈性色变不同，一方面是对性少数身份和性/别表达的污名化，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各层级对个体身份的审查和掌控加强。在一个试图强制恢复nazi粉红三角来“公开处刑”性少数身份的语境下（如高校公示更改性别的学生身份证号），出柜已经超出个人意愿自主表达，变成了外界对性少数身份“必须可知”的要求。性少数身份被污名后与欺骗（如骗婚）和损害主流人利益挂钩（如DEI挤占主流人就业机会），除了要公示身份还必须自证没有对主流的伤害性，争当主流眼中的“三好”才能勉强在怀疑下获得二等公民身份。但是主流顺直人的存在却是被默认的、被社会合理化的（甚至整个社会机制本身就是为cis-heteronormativity服务的），没有人去问为什么异性恋是异性恋，顺性别为什么是顺性别，这些才被默认为“正常”。于是不是这种认同或性别表达不符合这种范式的人就要不断地解释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表达的正当性。当性少数自己的语言已经被主流降等不具备自证的“权威”，面对越来越高的解释性劳动门槛只有选择不断追求高学历，除了学历本身在社会的功利作用，还需要借助被产业化的教育体系和功利的学术生产系统所赋予权威的学术语言来更好地进行解释性劳动。就像流氓罪年代跨性别者面对法庭审判需要有“专家证人”来代替本人承担解释存在和表达合理性的工作，要借助医学权威来将跨性别和变装解释成“精神疾病”而非“流氓行为”来避免定罪。
而现在解释性劳动已经超出了自证个人身份和日常表达实践的范畴，性少数乃至ally在解释为什么misgender是歧视、为什么不能歧视性少数、性少数的权益是否受法律保护等等等等，这意味着主流社会对性少数的压迫更为沉重，而性少数可以生存的“合理”空间又在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