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树增的新作《天著春秋》，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在此之前，他的《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等作品，均因扎实严谨的史料、深入广泛的采访、独特深刻的写作受到肯定。
王树增的作品，广涉现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而这一次的《天著春秋》，他将目光沉潜至遥远的古代，通过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噩之战、繻葛之战、长勺之战、邲之战、麻隧之战、鸡父之战、灭吴之战、晋阳之战，展现夏商之际至春秋末期的历史图景。相较于之前著作，《天著春秋》所涉的时段更长、社会面更为宽泛。
与以往写作需将材料“删繁就简”不同，王树增这一次的任务，是“由简至繁”。尽管书中所述十次战争，在漫长的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关乎一朝一国存亡的关键战事，但它们在现存史书中的记载，又莫不非常简单，多不过几行，少则数字。为此，作者不得不以史书中的记载为基本依据，延伸至多种典籍，寻找相关材料将它们衍伸、铺展开来，最终形成文学创作所需的细节。比如在第二章“牧野之战”之“青铜方阵”一节，对商纣战败的描述。关于商纣之亡，史书记载都十分简洁，短则如《墨子·三辩》“武王胜殷杀纣”，区区六字；稍长的《史记·殷本纪第三》，也只有“纣走，人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十余字。在《天著春秋》中，这一场景则衍生成为“武王跳下战车，把那个号称具有神授权柄的万王之王踩在了脚下”等文学细节。这大概是“文学”与“史”的区别，是文学的想象力与感染力所在。
《天著春秋》从以书写史实为主体，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探究。此前的《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等作品，固然会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国际背景，但主体则是历史事件自身的历程、结果及影响等。在《天著春秋》中，由于所述主体时间跨越千年，其中就必然蕴含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和文明兴盛的思考，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治国方略、文化心理和传统礼俗等亦穿插其间，共同决定历史的进程。这一特征决定，《天著春秋》既是一部关于历史的书写，也是一次古代中国文化底蕴的回溯——“卧薪尝胆”“一鸣惊人”“退避三舍”“一鼓作气”“秦晋之好”“唇亡齿寒”等成语背后，有着真实的历史事件、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先民古老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天著春秋》便有了文明梳理的特征。
《天著春秋》所探讨的战争与和平、文明与愚昧、人文与科技，这些长存于人类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母题，至今仍是我们需要思考和面对的课题，这或许是这部著作的另一重价值。
王树增的作品，广涉现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而这一次的《天著春秋》，他将目光沉潜至遥远的古代，通过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噩之战、繻葛之战、长勺之战、邲之战、麻隧之战、鸡父之战、灭吴之战、晋阳之战，展现夏商之际至春秋末期的历史图景。相较于之前著作，《天著春秋》所涉的时段更长、社会面更为宽泛。
与以往写作需将材料“删繁就简”不同，王树增这一次的任务，是“由简至繁”。尽管书中所述十次战争，在漫长的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关乎一朝一国存亡的关键战事，但它们在现存史书中的记载，又莫不非常简单，多不过几行，少则数字。为此，作者不得不以史书中的记载为基本依据，延伸至多种典籍，寻找相关材料将它们衍伸、铺展开来，最终形成文学创作所需的细节。比如在第二章“牧野之战”之“青铜方阵”一节，对商纣战败的描述。关于商纣之亡，史书记载都十分简洁，短则如《墨子·三辩》“武王胜殷杀纣”，区区六字；稍长的《史记·殷本纪第三》，也只有“纣走，人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十余字。在《天著春秋》中，这一场景则衍生成为“武王跳下战车，把那个号称具有神授权柄的万王之王踩在了脚下”等文学细节。这大概是“文学”与“史”的区别，是文学的想象力与感染力所在。
《天著春秋》从以书写史实为主体，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探究。此前的《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等作品，固然会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国际背景，但主体则是历史事件自身的历程、结果及影响等。在《天著春秋》中，由于所述主体时间跨越千年，其中就必然蕴含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和文明兴盛的思考，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治国方略、文化心理和传统礼俗等亦穿插其间，共同决定历史的进程。这一特征决定，《天著春秋》既是一部关于历史的书写，也是一次古代中国文化底蕴的回溯——“卧薪尝胆”“一鸣惊人”“退避三舍”“一鼓作气”“秦晋之好”“唇亡齿寒”等成语背后，有着真实的历史事件、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先民古老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天著春秋》便有了文明梳理的特征。
《天著春秋》所探讨的战争与和平、文明与愚昧、人文与科技，这些长存于人类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母题，至今仍是我们需要思考和面对的课题，这或许是这部著作的另一重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