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至高无上的“天”，凡天空之中各种物体均以其为舞台，它最值得崇拜。因此，在万物有灵观念产生后，人们将“天”也视为有灵之物，对其进行神化，并将之奉为人间至上神加以崇拜。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天”遂开始拥有支配万物及人间百事的强大力量。《墨子·明鬼下》认为夏征伐各部落是“行天之罚”，可见“天”是有权威的，可以成为征伐的理由。夏启征伐有扈氏，在甘地誓师时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禹征三苗时也称其用天之罚，将讨伐战争视为上天的意志，可见天在时人心中地位之高。
随着社会等级性的加强，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被破坏，人们对诸神地位平等的信仰也产生了变化。人有等级之分，天上诸神也一样，促使“天”“帝”的诞生。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有关于“帝”的卜辞多至好几百片，如:“今二月帝不令雨”、“庚戌卜，帝其降堇(馑)”、“口口卜贞，王口(封)邑帝若。”“贞帝弗其口王。” 从这些卜辞看，此时的“天”，即“上帝”的权威是极大的，风、云、雷、雨诸神皆要听其指挥，上帝可以降灾祸，也可授人福佑。郭沫若对甲骨卜辞分析研究指出，“凡风雨祸福，年岁之丰啬，征战之成败，城邑之建筑，均为帝所主宰。” 陈梦家在对殷墟卜辞研究后认为“卜辞中上帝有很大的权威，是管理自然与下国的主宰”，上帝常“发号施令，与王一样”，“不但施令于人间，并且他自有朝廷，有使、臣之类供奔走者。”甚至殷王的一切行为也要通过卜筮听从“上帝”的安排。
周代的“天”神信仰在形式上继承了殷商时期的信仰，并有所发展。在称谓上，周代多用“天”这个称呼，有时也将“天”和“帝”“上帝”合在一起，称“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等。《尚书·康浩》日:“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殖戎殷。”《尚书·召浩》:“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多士》:“弗昊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救殷命，终于帝。” 周代的“天”完全受国王控制，王自称天子，代表天的意志而发出其指令，所谓“天命”实则为国王的意旨。周礼中，设有“大宗伯”之官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并规定了祭祀方式:“以湮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沉祭山林、川泽，以藟辜祭四方、百物”，“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珠礼地。”

秦汉时期，对“天”的信仰更是有增无减。秦始皇曾多次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言道:“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一代枭雄项羽在战败之际仍坚信“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汉代统治者基本上都相信天命论，汉高祖刘邦甚至在生病后也严词拒医称:“吾以布衣持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把人的命运完全交于了天帝主宰。董仲舒创造的“天人感应”学说，更是将“天”在人间的作用神化。“天”作为最高权威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得以完全确立。
不同于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祭祀典礼，民间对“天”的信仰更生活化。从资料记载看，天或上帝的神职是很多的，它对人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上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天能施德于人。“万物本乎天”，《周易·序卦》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认为天地为万物之源。至汉代，这种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道: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署;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
在董仲舒看来，天和人不仅是相互感应的，同时进一步认为人是来源于天的，人的形体、血气、德行好恶、喜怒等都是根据天的各种属性化身而来的。

可以说，人就是天在人间的具体化身。因此，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德行也由“天”所授予的，周人宣扬其祖先后稷时称其“克配彼天”，王莽在兵临城下之时仍称“天生德於予，汉兵其如予何。” 汉碑中也常将碑主的美好德行归于天，例如:
《郑固碑》:“于惟郎中，实天生德。”
《苍颉庙碑》:“天生德于大圣。”
《武荣碑》:“天降雄彦，资才卓茂。”
《夏承碑》:“于穆皇祖。天挺应期。”
《郁阁颂》:“上帝绥注，降兹惠君。”
《耿勋碑》:“实谓耿君，天胙显荣。”
《景君碑》:“伏惟明府，受质自天。”
《孔彪碑》:“伊尹之休，格于皇天。”
《史晨碑》:“巍巍荡荡，与乾比崇。”
《衡方碑》:“能哲能惠，克亮天功。”
《郁阁颂》:“精通皓穹。”
《史晨碑》:“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
《校官碑》:“琢质绣章，是天生德。”
《郭泰碑》:“诞应天衷，聪睿明哲。”
《荆州刺史度尚碑》:“君资天地之正气，含太极之纯精。”
《太尉李咸碑》:“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公，应鼎之足。”
《琅邪王傅蔡郎碑》:“天纵明哲，於赫我君。”

其次，人生在世时，无论统治者，抑或百姓都应顺从天意，“天”或“上帝”是整个社会命运的决定者。“惟天为大”，“天命不移”，人人都必须按天命行事。若君王不顺天意，“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商汤在攻夏桀作汤誓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周攻打商时也称纣王无道，“黄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注曰“言天怒纣王之恶，命文王敬行天罚。” 《淮南子·泰族训》云:“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见，万物有以相连，精浸有以相荡也。” 《淮南子·天文训》云:“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 这就是说，君主的性情和作为是和上天相通的，如过于严刑峻法就会出现大风，如不依法行事就会出现虫灾，如乱杀无辜就会导致土地歉收，如用刑不当会导致暴雨灾害。这种顺从天意行事的观念在汉碑中也有体现:
《刘雄碑》:“天临保汉。”即如果顺天行事，上天也会保佑汉朝兴盛;
《孔彪碑》:“发号施宪，每合天心。”言碑主的言行都是按照上天旨意的，符合“天心”;
《太傅胡广碑》:“人悦其化，天乐其和。”极言碑主之德行使得“天”也“乐”;
《史晨碑》称孔子“删定六艺，象与天谈”，即孔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代表上天的意愿实施的;
《石门颂》:“宁静蒸庶，政与乾通。”即言政绩与上天是想通的，代表了天意;
《武斑碑》:“受天休命。”注曰“受，承服也”，与“顺”义同，即碑主的所做都是顺承天意而为;
《礼器碑》:“制不空作，承天之语。”言孔子奉天命而制作;"
《封龙山碑》:“常山相汝南富波蔡……长史甘陵广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明祀。”休，美善也，即二人顺承上天之美德，虔诚的祭祀山神。”

最后，“天”还能影响社会人间祸福。一方面，天可以统治万民，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对人间施福，使得“万物皆盛，草木畅茂，禽兽硕大”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礼器碑》有“天与厥福，永享牟寿”之语，《张迁碑》“乾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共享天祚，亿载万年”，极言上天“不谬”，是英明之主，会降下福祉，传之子子孙孙共享。另一方面，天“作善降之百祥”的同时还会“作不善降之百殃”，对人间社会降下种种灾难，甚至致人死亡。“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战国策·魏策》“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吴天不佣，降此鞠凶。吴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吴天不平，我王不宁。” “上帝弗顺，祝降时丧。” “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汉碑中也常将人之死归于天，如:
《景君碑》:“于何穹仓，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蹇为之。”“大命所期，蹇惟天。”
《武荣碑》:“天何不吊，降此口咎。”
《夏承碑》:“皓天不吊，歼此良人。”
《张寿碑》:“旻天不吊。” 《鲁峻碑》:“痛昊天之靡嘉。”
《孔彪碑》:“上帝□谌，天秩未究。将据师辅，之纪□纲，□疾弥流。”
《琅邪王傅蔡郎碑》“如何昊天，丧我师则。”
《童幼胡根碑》:“如何昊天，降此短龄。”
《陈留太守胡硕碑》:“昊天不吊，景命颠坠。”
总之，汉代社会对“天”的信仰较前代有所发展，“天”是有人格、有思想意志的万物的主宰，天对人间的影响和在百姓心中的地位是极高的。人们一方面
对其敬仰，一方面又有所畏惧，遂将自身的一切状况，美好抑或不美好的都归咎于上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其笃信不疑。

@慕沧枭寐 @摩尔迦娜 @烛影不知期 @1圣朱雀 @墨城风雨

牢昊天，在老周的那里估计就是一个驾驭太阳运行的神，然后住在天室山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