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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科院生物学部院士余德浚：1986年当选。1939年8月为云大专任讲师，住黑龙潭。1946年聘为副教授，1948年仍在云大任副教授。
18、中科院化学部院士、学部委员曾昭抡：1948、1955年当选。1943-1944年为云大兼任讲师，后被聘为教授。
19、中科院数学物理部院士、学部委员赵忠尧：1948、1955年当选。1937年6月－1938年8月聘为云大理化系教授。
20、中科院生物学学部委员（院士）郑万钧：1955年当选。1939年12月被聘为云大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1940年9月－1941年6月再次被聘为森林系兼任教授，1942年8月－1943年7月聘为森林系教授，1942年下学期在农学院讲授“森林地理”课，1943年8月－1946年7月再次聘为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
21、中科院生物学部科学院院士吴中伦：1980年当选。1945年在云大农学院任教，讲授林学。
22、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科学院院士严志达：1993年当选。1941-1946年在云大数学系任教。
23、中科院院士袁见齐：1980年当选。1939年3月-1940年7月任云大矿冶系讲师。
24、中科院地学部科学院院士郭令智：1993年当选。1939-1940年任云大矿冶系专任讲师。
25、中科院地学部科学院院士许 杰：1955年当选。1942年被聘为云大教授，讲授地质学。
26、中科院化学部科学院院士冯兴德：1986年当选。1938年在云大理化系任教。
27、中科院科学院院士孟宪民：1955年当选。1947年任云大工学院教授兼院长。
28、中科院技术科学部科学院院士钱令希：1955年当选。1942-1943年被聘为云大土木系教师。
29、中科院化学部院士殷之文：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1942年毕业于云大矿冶系。
30、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徐祖耀：1995年当选。上海交大材料学院教授，1942年毕业于矿冶系。
31、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永年：1999年当选。昆明理工大学教授，1951年毕业于云大冶金系。
32、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国成：1995年当选。北京有色金属研究员，1952年考入云大，1956年从昆工有色金属专业毕业。
33、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景：1997年当选。1958年毕业于化学系，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34、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永康：1997年当选。1961年毕业于化学系，抚顺石油研究院研究员。
35、中科院院士孙汉董：2003年当选。1962年毕业于化学系，昆明植物所研究员。

《两个云南大学》
锥子
有一段日子，我一直思考着如何回到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走在一二·一 大街的街头，我惊叹与商业社会的日新月异。漫步在翠湖，圆通山的周围，得的的是另一番的感慨，刘乃和教授对云大周边街道的解读，使我不得不沿着他的路线重走一遍。沿着先生坡，通过文化巷，徜徉于海棠园，出门踏上青月街，再至大兴坡，转出圆通街，走到青年路，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内涵叫我喘不过气来。诗人于坚有倾向性地感慨，四十年代昆明成了诗人之城，昆明街道上随时可以遇到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之类的人。其实那个时候的昆明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我最希望遇到的人只有两个：刘文典和熊庆来。
　　刘文典是个有趣的家伙，在张文勋先生和其他一些人的笔下，他的大情大性叫人喜爱得发狂。刘先生是安徽人，据说普通话讲得并不怎么样。他讲文章，都是闭着眼睛，像是在沉思，又像是自言自语。由于牵扯的内容太多，讲得又太投入，有一个学期他居然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他讲的课，不仅学生喜欢，老师也喜欢，其中不乏大学者。如吴宓者，常是他的座下佳宾，每次去听课都坐到最后一排。刘文典每有独到之处，总是抬头往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这样的课是叫人神往的，刘先生的课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听到的。他自称世上懂庄子的人只有他自己与庄子本人，其他所有研究者只能算半个。他在一次讲课中，得知所到学生超过30人时，便拔腿出门，拂袖而去。原来他讲课教室里不允许超过30人。名士风度，心而往之。有关他的文字，我是从一些资料里零碎收集的。在一本叫《东陆春秋》的小册子里，我读到了与这所大学有关的许多人物和趣事，着实叫我兴奋了好一阵子。我一直抱怨这所学校为什么没有人编一本《云大往事》或《云大旧事》，更不用说《云大情事》了。沿着那些街走的时候，我开始担心云大的未来。历史被当作标签贴在了青云街的广告牌上，咄咄逼人的商业气息吞噬着人文地理的每一寸肌肉，精明的商人虎视耽耽地盯着云大着块“肥肉”，云大遭到了市场经济的空前席卷。一出云大的东门，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叫我目眩，我耳边的不同声音在这个时候也响起了，越来越多的同学谈论着如何挣到钱买一套房子，另一些人则构想着如何在云大周围重新圈到一块土地，建一幢大楼赚别人的钱。《庄子》很少有人去听了，去了的也是混学分。现在上课的人越来越多，刘文典当然不会来给学生上课了，即使来了，也不见得就会跑，那样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
　　从几张发黄的旧照片上，我得知很久很久的以前站在会泽院门口看风景，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左有碧鸡似动，右有金马欲腾，前有翠湖如玉，西山、滇池、城郭、街道，历历在目，雍容大气油然而生。现在真的只能遥想熊公当年，于炎炎6月来到这里，野心勃勃，力图办出另一个清华，或许正是他从九五台阶上的会泽院窗口往外看时，深有所触吧！“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淼淼，石山为襟。卓哉吾校，其于同高深。”1938年（熊庆来到云大的第2年），云大由省立改为国立。满怀激情的熊庆来写下了这首《云大校歌》，经赵元任谱曲后，成为东陆园傍晚和清晨的主旋律。然而现在的许多云大学子不知道这首校歌，那句“节候宜物复宜人，四时读书好”演变为“四时睡觉好”，熊先生的求“真”、求“新”沦丧为求“享受”，九泉之下的先生得知后，不知有何感想。
　　文云天开，风云龙际会；贤关地培，碧鸡金马光辉，斯时斯地，这是一种何等雍容壮大的气象。熊庆来的辉煌是整个云大人的辉煌，他把云大从一个建立在西南边陲不起眼的地方大学办带蜚声国内外的国立大学，在中国，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像他那样为一个地方做出这样的贡献。他的办学思想是蔡元培的继续，他视学术生命和学术精神为大学存在之根本，始终为这所大学建成有健全学术生命和精神而惨淡经营，苦苦挣扎。熊庆来在他离去之后，云大已不再是原来的云大，甚至云南也不是原来的云南。为桑梓服务和学术生命，从他走进这座大学开始，这所大学便不再仅仅为官僚机器输送零件，而是变为求“新”求“真”而努力。然而熊庆来的遗憾却成了全中国人的遗憾。熊庆来以后的云大经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十年“文革”，元气大伤，可以说至今仍在恢复之中。从熊庆来的世界走出来，我感到无比的酸痛、焦虑与烦躁。斯时斯地，满座英豪，高谈阔论，时间相隔令人低头徘徊。
　　重返四十年代，不是幻想，而是一种情绪和真实的愿望。当我在这块林子里找不到生命的乐趣和激情时，我便会穿越时空而去。

一个拥有优良传统的大学正在尽量地避免流为平庸
　　春城昆明把最好的一块地方给了大学，作为云南的最高学府，位于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的云南大学，坐落在城市黄金位置，校门前一溜“高尚社区”，这应该是很多大学所未见 之景观。
　　翠湖北路乃单行道，云大和云大正门向来清静，进门便是标志着该校悠久历史的“会泽院”以及“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校训。云大原名东陆大学堂，创建自北伐名将唐继尧之手，唐曾任民国云南省第一任总督，酷爱法兰西时尚，因此云南大学的许多建筑也不免染上法兰西小资色彩，古朴而且优雅，加上涵盖了原云南贡院的古建筑，在整个春天，这里都可作为观赏樱花的景点。
　　在抗战时期，这里曾经辉煌一时，由多所名校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大，让云大一时拥有了全国最好的教授和最好的学生，成为全国文化的发散地。1937—1949年，著名教育家、数学家熊庆来担任云大校长，以“清华模式”办学，一时费孝通、楚图南、陈省身、华罗庚、严济慈、吴晗、冯友兰、吕叔湘、彭桓武、钱穆、吴文藻、顾颉刚、汤用彤、曾昭抡、赵忠尧、刘文典、尚钺、华岗、白寿彝等大批知名学者云集，为学校赢得“小清华”之美誉。1946年，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大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今天，在云大周围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小巷子里，还不时能撞见“某某故居”的小牌子。
　　昆明适宜人居，让云大也成为一个舒适的大学，学校的餐饮费用便宜，花色丰富，校外还有两条街的小摊儿与之竞争。遗憾的是，随着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原先的校园日渐显得拥挤，学生不能完全住在校区，只好住在校外学生公寓，或者干脆到校园后面的几个城中村去租房住。沿着云大的一道偏门出去，顺着昆明的“电子一条街”园西路走下去，便能看见发生“马家爵事件”的学生公寓。旁边的莲花池正街是云大学生在校外租房的集中区域，出租房是城中村的农民见缝插针地修建加盖的，构造不甚合理，但价格非常合理，仅80—150元一个月，比学生公寓贵了约1倍，比昆明出租房价格低了1/3。在这里租房的学生太多，为了安全，云大和相邻的云南省民族学院都在这条路上组织了通宵巡逻队。同时，这条街还集中了便宜的饭店和夜市摊儿，晚上经常看见热爱烧烤的日韩留学生占据了几个主要的摊点。而在正门外的几条

“中国第一”的国立云南大学航空工程系
李晓明供稿
我们都知道，云南在中国航空史上曾有过无数创举，例如中国最早的航空学校、中国第一架直升机……其实，被誉为“中国第一”的航空工程系也是在云南昆明创办的，而提出这一创举的正是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中国数学界先驱熊庆来先生。
**战争爆发后，大量军工厂、企业内迁昆明，美军“飞虎队”也进驻云南各地机场，云南一时成了中国军事航空教育中心和飞机修造中心，民用航空中心及空战的主要基地之一。1942年5月，“驼峰航线”开辟后，随着空运和空战日趋繁忙，损伤的飞机日渐增多，急需大批航空专业技术人才进行修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熊庆来提出了创办般空工程系的请求。
1944年，当举世闻名的滇西大反攻开始之际，熊庆来的要求得到批准。云南大学正式创建了航空工程系（以下简称云大航空系），由此成为在**战争中开办的一个面向全国招生的正规大学航空工程系。
昆明之最候选档案50
“三杰”奠基 云大航空系获中国第一美誉
云大航空系开办后，成了中国近代航空教育的发端之地。当时被称为云大航空系“三杰”的3位教师——张有谷、郭佩珊、王绍曾，都在中国航空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贵州人张有谷，是“国产”第一代飞行教官。他也是唐继尧创办的云南航空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云大航空系成立后他被聘为兼职专业教授，讲授航测、机械故障排除和气象学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郭佩珊祖籍河北，1948年成为云大航空系教授。他是当时唯一敢给美国飞机“动手术”的中国人，被誉为“传奇人物”。
在维修B-25战略轰炸机时，郭佩珊发现这种飞机配备了12挺12.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机身中部还有上、下两个枪塔，太笨重；弹仓内只可挂1枚1吨重的炸**弹，在以暴露目标为轰炸对象时，效果不如多枚小炸**弹同时投放。于是，他大胆地对B-25轰炸机进行了3次“大手术”：设置了“蜂窝式炸**弹架”，把50枚各重约20公斤的小炸**弹像蜜蜂幼虫似的排放在一个圆桶里，根据需要一次投放1枚、5枚、25枚至50枚不等，大大提高了杀伤力；卸去机身上的枪塔，改之为简易活动机枪架，减轻了飞机自重，使飞行速度每小时提高了20英里；改装了机身尾部的机枪架，拓展了射击高度，进一步减轻了射手的操作强度。经过这些改装，一架B-25轰炸机可以发挥出以往三四倍的威力。
同是河北人的王绍曾曾留学法国，并获航空工程师职称，后来进入法国席格玛航空发动机厂工作，并在“双流式”喷气发动机研究中获得专利。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王绍曾回国并受聘成为云大航空系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云大获得了驻滇美军、国民党空军、清华大学等留下的大批航空器材和飞机，还有一座直径5英尺、风速30英尺/秒的风洞，对学生实习和检测航空器材大有益处。王绍曾又建议学校建盖了一座停放飞机的大棚，后来被称为“云大航空馆“，成了中国最早供教学之用的飞机棚之一。
王绍曾广揽人才，至1947年云大航空系已有教授、副教授7人；到1951年，云大航空系已培养了四届毕业生，师资阵容整齐，教学设备先进，成了全国最优秀的航空工程教育机构，有“中国第一航空工程系”的美誉。
为新中国航空航天教育事业再造辉煌
1949年12月9日，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将军通电全国，宣布昆明起义。张有谷、郭佩珊被任命为起义空军正、副司令。
在他们二人的领导下，昆明起义空军驾机飞往围攻昆明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阵地，散发促降传单。两人还将一架C-46运输机改装为简易轰炸机，一炸沾益机场，再炸蒙自机场，三炸西昌机场，断绝了国民党军队的空中运输通道，同时首先将解放军进入云南的消息报告给卢汉，随即公之于众。又派飞机前往滇南等地侦察，配合边纵和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军，为昆明保卫战，及云南和大西南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0年2月20日，昆明各界群众在拓东运动场召开大会欢迎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张有谷、郭佩珊命令两架小型教练机飞临会场上空，撒下写有“欢迎解放大军入城”、“庆祝昆明解放”等字样的彩色传单，为大会平添了喜气洋洋的氛围。
上世纪50年代初，张有谷奉命调任人民解放军东北老航校副校长，成为解放后该校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参与了培训新中国第一代空军飞行员的领导工作。郭佩珊于解放后任解放军驻云南航务部门军代表，后兼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部长，后来还担任过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1951年，全国高校航空专业进行调整迁并，云大航空系迁到北京，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专门成立了一所大学，就是今天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云大航空系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为云大航空系开拓者的王绍曾，1952年调任北京，接受了创办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大学的任务。

云大徽志之演变
凤 翥
东陆大学（云大前身）筹备期间，就有校徽设计之考虑。1922年10月1日，东陆大学筹备处开会，其中一项议题就是确立校徽，会上议决：东陆大学校徽为“以金黄地绘碧绿圆形，中绘指南针，针之东西绘绿色‘东陆’两字，取‘金碧交辉，东陆指南’之义”。
由东陆而云大，经省立而国立，盖校名已改，原校徽已不能用，遂有再设计校徽之举，此徽系三角形，中书“云大”两字。因笔者所见乃一黑白稿，故不知其底色和字色如何。三角形校徽恐怕是当时之时尚，这可从“云大”徽记与“联大”徽记相比较便可得知。
云大新徽记的设计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可谓集体创作，由姜汉侨副校长主持，广泛征稿，集多人智慧，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由郑滋在大家创作的基础上修改并经校领导敲定。此徽为圆形，环形带书以“云南大学”的中英文字样和建校时间，中间为会泽院线描图案——因会泽院乃云大标志性建筑不，几与云大同龄（东陆大学开学之日即会泽院奠基之时），故最可象征云大。整个徽记是几种单色，以便在多种场合使用。
20世纪末，云大成立形象工程设计与塑造小组，经过讨论，对郑稿作一些改动：一、圆形为盾形，不封口，以示“开放”；二、会泽院线描图案中之梯级，长条为“十”，短条为“一”，以九长条为“九十”，五短条为“五”，点明“九五”之数；三、整个图案为海蓝色，寄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意。未几，该构想得到校方认可，盾形徽记便成了今日云大之校徽。

云南大学第一任校长董泽
云南大学第一任校长董泽，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他的儿子董坤维，高级工艺美术师，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总校。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云南从事美术工作，云南省第六届政协委员，现住昆明，85岁。此文是他回忆父亲的文章。
1923年4月20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云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的创办，使封闭落后的云南教育揭开了崭新的篇章。为以后云南教育的振兴和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奠基人正是大学的筹建人、第一任校长董泽。
董泽是卓越的爱国者，到日本留学时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同文书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两度辍学回国投身辛亥**的武装斗争和云南发起的护国运动，并荣获护国军政府颁发的护国共和勋章。他的一生丰富多彩，除创建东陆大学，还创建过许多促进社会进步、有利国家建设的重要事业。他是云南教育、交通、航空、金融的先驱。无论从事何种事业，总是认真负责，全身心投入，在各个领域里取得足以载入史册的辉煌成就。1925年，董泽荣膺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称号。
MZ自(hexie)由的办学理念
东陆大学取创办人唐继尧别名“东大陆主人”定名为“东陆大学”，学校定性为私立。1922年10月大学筹备处以最高得票选举董泽为校长。
董泽在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说：“国与国之了解，全在学术，欧战以后，国际间之互相了解，互相扶助者”。他胸怀壮志，高瞻远瞩，一定要把东陆大学办成跻身世界名校之列的大学。他说：“是东陆大学非一人之所有，更非云南的，中国的，实世界的也”。
董泽筹建大学时，在订立的《组织大纲》中写道：“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并传播正谊真理为宗旨”。以后又略加修改：“本大学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融会贯通，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两种提法都突出了以学术研究为办学核心思想。
董泽以民主自由的理念办大学，坚持“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的办学方针。在《东陆大学创办纪略》中这样说：“关于教职方面，采取分工主义，校董有会，校行政有会，评议有会，会又各有所附隶，事无巨细，悉以会议出之，籍付共营之精神”。
东陆大学最具管理特色的是教授治校，成立由校长主持，教授组成的校务会议，集体讨论学校的各项重大事务并作出决策。学术研究和教学都不受行政干扰，避免了“官本位”的办学模式，使教学质量和学术研究保持较高的水平。
董泽认为要办好大学，培养高素质的建国人才，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优秀教师队伍。东陆大学的教师资格有严格的明文规定，教师的聘任及课程的安排都要受教授会议的制约，不学无术的人根本混不进去。东大教师主要是毕业于欧美、日本、香港大学的云南留学生，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经验宏富，愿意为家乡教育事业献身的热血青年，在大学经费紧缺的情况下，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很低的报酬为大学效力。董泽主校8年，从不领薪金。为了增强师资力量，不吝高薪聘请省外学者、专家来校执教，又礼聘前清状元袁嘉谷为国学教授。
为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董泽经常聘请名流学者、专家来校讲学，内容涉及***、经济、历史、哲学、治学等诸多领域，丰富了学生多方面的知识。学校师生每周有一次演讲会，由教职员轮流选择有益于学术思想的问题演讲。学生自己成立了英文协进会、中文演说会、体育会、音乐会以及工科学生学行砥励会等。在学术繁荣的基础上，大学出版了《东陆校刊》、《改造》等期刊，并由国学教授袁嘉谷主持发表具有较高水平的《疑义举例》、《东陆诗词选》等国学刊物。文科学生习作《读老子》、《读庄子》等书，学术研究成果卓著。东陆大学确定培养5类人才，即***人才、经济人才、教育人才、文学人才、专门实业人才，均为当时开发和建设云南所必需的人才。


董泽以兼容并蓄的精神办大学，他认为办学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教育理念。东陆大学教师大多毕业于不同国家的大学，学术体系和观点都有所歧异，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各种学术观点都能共同存在和自由发挥。董泽不要求每个教师上课都有完整的教案，他认为学识渊博的教师上课时不受教案的束缚，能即兴发挥，旁征博引，更受学生的欢迎。学生能在生动活泼的上课气氛中学到更多的知识。教师也能在宽松自由的教学环境中发挥想象力，创造新的教学方式。
董泽认为求知是青年的天性，没有外力的阻挠，让学生自己选择感兴趣的方面去发展，同时需要有学习环境的保证，并且学习要有诚信和爱护的氛围。他说：“我一贯对学生的教育方针是尊重学生人格，使每个学生在学术、科学等方面有所造诣，故对学生的各项活动，并不予以限制，学生有其充分的自由。”
董泽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应培育学生的高尚品德，因此素质教育至关重要，人的素质只能从人格品质中得以体现。素质教育的内在精神，是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以及人性、人道、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信念传达给学生。在这样的培育下，东大学生多具有良好的学识、端正的品德。
董泽非常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学业。教师若有病有事，凡属自己专业的课程，董泽必亲自代课。他每天很早来到学校。上课之前，学生们在校园朗读英语，董泽必到校园巡视，听到学生发音不准时，立即给以辅正，师生之间感情融洽，亲密无间，达到了“寓教于学于情，寓情于学于教”的境界。
董泽认为办大学为的是培育建设国家的人才、研究高深的学术，决不容许任何人、任何政府机关把学校作为教育、学术以外的工具。他主校８年最大的成就在于抵制了内外环境对学校的各种不良干扰，捍卫了教育独立，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成果日愈丰硕。
在他辛勤耕耘下，东陆大学仅仅4年即已名列中国名牌大学之上。1927年6月中华教育基金会在视察东陆大学后，写出了报告：“就同类机关如上海南洋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比较之，该大学以往成绩与效率居优胜地位。以其时间之短，进行之速与办事之认真，致有今日所知之效果，可谓难能可贵矣”。1946年云南大学（东陆大学后改之名）被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世界著名的15所中国高校之列，能享此荣誉，是与董泽主校8年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
疲困之余毅然辞职
1927年春节，拥有云南大部兵力的四镇守使发动兵变，唐继尧忧愤病逝，四镇守使为争夺云南统治权又互相火拼。在极端混乱的政局中，东陆大学处境日愈困难，董泽独撑校务，为解决学校经费短缺的困境，董泽远涉南洋各地向侨胞募集办学经费。他向各地华侨社团发表演说，阐述东陆大学的办学宗旨，呼吁侨胞捐资兴学，各地新闻媒体普遍予以报导，引起了很大反响。众多爱国侨胞踊跃捐款，使大学经费得到一定缓解。在董泽苦苦撑持、教职员工同心协力、学生的理解和支持下，东陆大学度过了3年的艰难岁月。
1930年昆明镇守使龙云彻底击溃敌对势力。受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委任为云南省主席，加强对云南的统治。东陆大学是云南省唯一的最高学府，龙云势必要掌握到自己手中进行管理。当时国民党势力己渗透云南，云南当局即以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名义命令东陆大学改组，由私立改为省立。鉴于董泽的学识能力，办学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在大学的威望，云南当局邀请他参与他们的改组计划继续留任校长。董泽看到东陆大学改组后，难以避免政府的干预，使教育行政化，改变了8年来行之有效的办学方针。不能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拒绝了龙云的多次挽留，毅然向政府提出辞职。
董泽的辞职，在大学引起了极大震动。全体学生联合写了情真意切、充满爱戴崇敬之情的挽留呈文：“……生等或肄业年久，或属新进，每聆校长训词，莫不受校长精神人格之感化，而时时以修德治学，蔚为社会之建设人才，庶不负校长培植之苦心。……方冀排除困难，继续主持校务。孰料因学校性质改变而忽萌退志，是生等暂时乏指导之领袖所受损失尚小，独惜今后大学教育失主持之导师，不能不令人太息长叹者也……当此校长坚持不负校务责任之秋，生等受良心之驱使，本正义之主张，自动联合各班学生坚决挽留校长暨各位教职员继续主持校务。校长素以培植青年，宣力国家为训示，必将俯如所请，排除艰难，决心留任，不唯生等所感激，亦未来云南青年之幸福也”。董泽看了呈文后，感动得怆然泪下，但迫于当时的形势，忍痛在呈文上批示：“疲困之余，万难再言校务，该生等知余苦心可也”。毅然离开了他呕心沥血，为之奋斗了8年的东陆大学。
随着岁月的流逝，***风云的变幻以及人为的蓄意抹杀，董泽生平的业绩逐渐被遗忘。但是历史的真实是抹杀不了的，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下，董泽对云南社会进步与发展所作出的卓荦贡献再次受到社会的关注，多种报刊对董泽生平的业绩予以如实的报道，使他的教育理念得以肯定。创建的业绩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在2003年云南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编纂的《云南大学》、《云大流金》等纪念文集中，对唐继尧创办大学的历史功绩，董泽筚路蓝缕，创业惟艰的办学历程都作了公正的评价，并雕塑了董泽、熊庆来、李广田等3位校长的纪念铜像。以后大学又出版了董泽纪念文集《东陆瑰宝》，对董泽在各个领域里的光辉成就，作了详细的述评，起到了“激扬历史，启发当代”的积极作用。(董坤维 陈秀峰)

熊庆来与云南大学
出处：云南大学档案馆
熊庆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他最早把近代数学引进我国，是我国近代数学教学开创人之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熊庆来，字迪之。1893年10月出生于云南弥勒县朋普镇息宰村。他7岁入本村私塾，13岁随父赴赵州（今大理）学习，14岁考入昆明云南方言学堂；1912年春考入英法文专修科法文班学习，1913年考取公费赴比利时学习矿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辗转到法国后，高等矿校关门，他改学物理、数学。他在法国求学期间，先后就读过格洛诺布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大学、马赛大学等四所大学，并于1919年获蒙柏里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1921年初熊庆来学成回国，任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云南路政学校数理教员。因云南政乱，他应聘到南京东南大学筹建算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授。1925年应聘西北大学筹建算学系，到职不久，西北地方军阀混战，经叶企荪推荐受聘清华大学，参加筹建算学系，任教授、系主任。1930年兼该校理学院院长。同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所。1931年，熊庆来作为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会议的代表，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国际数学会。会后赴法国，利用清华的学术休假期，在庞加烈研究所研究函数论，荣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无穷级的整函数及亚函数》受到国际重视。1933年回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1937年，云南省主席龙云特聘请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已是国际数学界知名学者的熊庆来，为了家乡的建设，为了“敬恭桑梓”。放弃了清华大学优越的科研环境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到落后的边疆大学任校长。熊庆来到职后，一再呼吁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要重视高等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认为“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大学教育乃为“建国大业预储人才”，应予大力扶持。他主张把当时尚属云南省立的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以国家力量，促其发展”。经他的努力争取，云大于1938年改为国立。
熊庆来总结在东南、清华大学办系经验，既以清华为蓝本，又从云南实际出发，在办学方向上，他认为：必须尊重学校已奠定的历史基础，并从云南地方的实际条件和需要出发，明确表示云南大学的使命为“培养中学师资，造就地方实际建设人才，并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中心。”同时提出“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整饬校纪”、“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5条改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措施。他强调云大要培养的学生是基础广泛厚实的某一学科领域的普通专门人才。这一办学宗旨与政府提出的“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的宗旨是相符的。
他把“慎选师资”作为提高学校教育水平的首要条件。他受聘云大校长职务后，利用6月离开清华大学到云大视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一带，以聘请、借聘、设讲座等方式，延揽了一批专家教授来云大任教。如数学家何鲁、植物学家严楚江、土木工程专家李炽昌、语言文学家闻在宥、古典文学家施蛰存等共二十四人，使云大的教师队伍面貌一新。
1938年以后，清华、北大、南开相继迁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一些研究机构也纷纷迁来云南，昆明成为**后方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熊庆来抓住这一时机，延揽了大批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如刘文典、顾颉刚、吴文藻、楚图南、陈省身、华罗庚、费孝通、庄圻泰、霍秉哲、华岗、尚钺、彭桓武等。教师队伍的壮大、师资水平之高，在云大历史上达到鼎盛。

熊庆来办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研究风气。他不仅在讲课、行（000000）政繁忙中挤出时间从事函数论的研究，还积极推动数学系教师的科研活动。熊庆来还支持文科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云南民族学研究会”，自己带头并推动理科教师参加“中国科学研究会”在云大组织的学术活动；支持成立了丛书编辑委员会，出版《云南大学学报》第一类文史版一、二号2期，第二类数理版1期。熊庆来、吴晗、张荫麟、冯友兰、方国瑜、姜亮夫、陈省身、庄圻泰、王士魁等都刊登了文章。他认为“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之生命与精神。其生命表现于所有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以及师生之种种高尚活动；其精神，内则表现于教学之成绩，钻研结果，与夫德行之砥砺，外则表现于师生对社会之影响，校友对社会国家服务之努力”。其实质是要求学生成为有用之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这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求新”、“求真”精神的体现。为了云大的发展，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多方奔走，通过各种渠道，求得资助。使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图书、设备购置得到增加和补充。


熊庆来在改（00000000）革云大管理体制时，吸取清华大学经验，建立了三会（校务会、教务会、教授会）、三处（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五院（文法、理、工、医、农）体制，改变了过去集大权于校长一身的做法。形成了校长领导下的教授治校体制，极大地调动了教授办学的积极性。
1949年6月，熊庆来赴广州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接着被教育部指派为中国5人代表团成员之一，飞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文教科学组织大会。在法得知国民党解散云大，而留居巴黎，潜心研究数学。台湾当局曾多次通过陈立夫邀他赴台，他不为所动。1951年，熊庆来先生不幸中风右手偏瘫，但他以惊人的毅力练习左手写字，继续做了大量的数学研究工作，在法国的《数学》杂志等学术刊物发表了数学论文10余篇。
1957年6月，熊庆来先生在周恩(00000)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回国，在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8年被选为全国政（000000000）协委员、常务委员，研究所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政（000000）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2年在北京数学函数讲座会上作的《关于亚纯函数的几个唯一性问题》和《代数体函数论的新发展》，1962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函数论文会上作的《解析函数正规族论中的新圈属》的报告，为我国函数论的研究指出了研究方向。同时，他与北京市部分高等学校教师合作，组织了北京地区函数讨论班，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他在函数论方向造诣很深，特别在无穷级整函数及亚纯函数研究方面获得许多重要成果。他的著名博士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亚纯函数》中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上誉为“熊氏无穷级”。
熊先生于1969年2月3日，含冤去世。终年76岁。

云大精神：会泽百家，至公天下
来源：光明日报
　　虽然已经是冬季，但位于春城翠湖湖畔的云南大学，依然是鲜花盛开，草木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作为云南省唯一进入国家“211工程”的大学，八十多年来，云南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积淀和凝聚了富有特色的大学精神，云大人把这种精神提炼为“会泽百家,至公天下”。“会泽百家”意指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百家争鸣、融合创新；“至公天下”,意在以天下为公,求“公在天下”。这是大学精神在教育观念、办学思路、发展目标、教学理念、治校之道中的体现，现已形成云南大学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集中体现为会泽百家的学术传统、至公天下的爱国传统、艰苦奋斗的创业传统以及与之相呼应的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追求自由的民主精神、负重进取的自强精神。耸立在云南大学校园内的会泽院、至公堂，既是这种传统与精神的历史见证，又是其时代标识。
　　

会泽百家的学术传统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云南大学创建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大师辈出的时代背景之下。私立东陆大学创办之初，即以“培养人才，昌明学术”为宗旨，强调兼容并包、融会贯通。
　　抗战时期，我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出任云南大学校长，提出了“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的生命与精神”，明确将学术作为“本校之生命”。他认为：“盖学术乃国家精神所系”，主张“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兼收古今中外之学术精华，又主张从云南实际出发，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以期为云南学术重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清华、南开迁滇成立西南联大，继而其他高校、科研机构陆续迁滇，群贤毕至，大师云集，熊庆来更是利用这一时机，延聘、会集了大批学者来校任教，其中有顾颉刚、何鲁、楚图南、严济慈、华罗庚、陈省身、冯友兰、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白寿彝、尚钺、吕叔湘、钱端升、施蛰存、郑天挺、刘文典、赵宗尧、范秉哲、姜亮夫、戴世光、王赣愚、秦人昌，等等。前辈大师互相砥砺、求真求实、开拓前行、创新学术，创造了学术史上的一座座丰碑，东陆园内的至公堂逐步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活动中心。
　

那时还没有上海交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