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全书又始终回荡着对摆脱“灾民理性”的未来中国的激情,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可以称之为“激情之思”吧。这“激情之思”所关注的核心,与其说是“祖国”、“民族”和“文化”,不如说是“人本身”,是把这些大字眼儿还原为“个体的人”,有一种对“人”的热度。不寐你是以一种基督徒特有的悲悯,从关心苦难中个体生命进入文化探险,基督之“爱”和对这种爱的信仰,才是你运笔的终极动力。
为《灾变论》写书评不容易,因为我对此书的评价有些自相矛盾,这种矛盾也许是“为我所用”的主观取舍所致:我对不寐的预设前提和最终结论,皆持有极大的保留。不寐自许的“发现另一中国”的学术雄心,我并不认为已经化为令我信服的学术论证,我也不认为不寐提供的“神学自由主义”是中国走出前现代的“灾民社会”的救世魔法。然而,“灾民文化”这一概念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力,又确有独特而敏锐的洞见,不寐表现在书中的智慧,有种力透纸背的穿透力,很锋利的理性穿透,从另一个视角揭示出某些被忽略的特质,并对某些已被说滥的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一切,为我提供了难得的阅读快感,尽管这种快感又与我的理性判断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