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中国人“相当聪明，不过一旦涉及他们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时，就如同筑造沙丘城堡的孩童一样天真，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是他们一方也可能是我们一方，对其所面对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基本的误解。不过倘若我们考虑到中国人生活在道德力量支配的世界，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通物质世界对于他们所谓的误解了，但误解仍不可避免会发生，因为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的甚至可以互相妥协的部分，一个世界注定不可能理解另一个”。
为了寻找二者间的妥协模式，李鸿章白白浪费了不少时间。倘若他如今还在世，那么他会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在如今让人心生恐惧的欧洲物质文明的结果中，中国坚持自己的古代信仰，正因为坚持自己的家族式统治体系，才有了新的且正当理由的自信。在同欧洲人长时间的耗费心神的打交道过程中，李鸿章经常扪心自问，也经常询问这些欧洲人：倘若一个国家获得的世界充满了杀人的制度，同时它也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么这个国家会为此捞到怎样的好处呢？

尽管中国在物质上远远不如“蛮夷”并且因此而遭到羞辱，但是中国文明构建的生活科学比任何“蛮夷”的社会都要更加合理化，都要更加人性化。

1896年，李鸿章在对欧洲和美国进行巡游时，面对那些令人惊讶的辉煌成就，他凭借着自己那成熟的判断力，甚至得出了一个无比诚挚的最终观点，那就是尽管中国在物质上远远不如“蛮夷”并且因此而遭到羞辱，但是中国文明构建的生活科学比任何“蛮夷”的社会都要更加合理化，都要更加人性化。正是通过比较性的观察，他才形成了这个判断，这一判断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那本能的、坚定不移的信仰相一致。
我们会受到无论何种关于李鸿章生活的记载的误导，并错误地认为他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解释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对道德哲学的无比忠诚，一直隐藏在他坦言对西方机械科学的热情的背后，隐瞒在他所承认的这个热情推动着他所接受的这些科学的最强动力的背后。这个道德哲学体系比希腊和罗马的哲学体系更稳固，不是建立在军事化手段下的文明，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从来不曾被征服，也不可能被征服。在为了寻找不可能出现的妥协的道路中，他也曾勤勤恳恳地购置过轮船和枪炮；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仍然让自己的信仰最终坚定地根植于中国的故土上，而且坚定地毫不动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那更详尽的著作里找到证据。

作为19世纪中国开创者，李鸿章终其一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奏折编写者，也是一位现实运动的评说者。

毕德格先生是李鸿章的美国秘书，他曾经保存过李鸿章的一本日记，据说这本日记竟然是得自李鸿章去世前所睡的床上，而且是偷着拿走的，一直被小心地收藏着，从不示于外人；德璀琳先生是李鸿章的心腹顾问，他和赫德爵士曾经在北京和天津分别保存了他们与李鸿章往来的大量信件和记录，不过这些信件和记录均毁于后来的义和团动乱；所以，从1870年到1900年，对于李鸿章在此期间众多对外事务上的秘密外交，后人只能靠着无尽的猜测和遐想来填充，并且现存的证据里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

李鸿章自己所写的大量著作，也是探究这位19世纪中国开创者的品性和终生事业的一个源头。毋庸置疑，李鸿章终其一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奏折编写者，也是一位现实运动的评说者，不过，其影响只要存在于现存的人士中间，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到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以增加我们进行研究的资料。因此，我们有时候要对这些资料的占有者进行分析，有时候也要对这位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领导者和代言人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

但是，平心而论，它们的主要价值有两点，其一是在偶然中表明了这位儒学家用淡然处之的姿态对待现实世界，其二就是表明了他之所以具有这种高姿态，总体上是出于他对中国出神入化的治国思想的信仰。
当我们以一个客观的态度分析他的成就和他的错误及失败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些非同寻常的不断增加的困难：对内来说，在“神圣的遗产”中，清政府的权力逐渐衰落；对外来说，欧洲人不但将危险信号发出，而且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中国的国门，但是这个时候，李鸿章冷静从容地应对当前的局面，而且差不多是孤军奋战。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晋封一等肃毅侯，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末重臣，同时是将领兼外交官，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
李鸿章曾总结自我作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用错了一个人，毁了不少名声。丁汝昌：北洋舰队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