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回复其它篇吧友的疑问
其中提到人自利而不相害是矛盾的情形.
以个人之见,人自利而不相害,这恰巧就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原则.
许多人或许不了解从中世纪的城市自治权和公会制度(其实追朔到西元前的希腊罗马,就有普遍成形的民法),就已发展出市民自治和行业公会自决的体系,这与传统课本教导的封建欧洲是很不一样的(庄园和城镇是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前者是贵族的私产,后者多属自由人),而它的基点为何?就是在大公(基督教的律法,一切世俗皆不能过度超出教会的架构)下的契约和誓约(骑士对领主,领主对国王等封臣与主君之效忠),这种体系有很浓厚的神律性质,到了日后随著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基督教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是唯一的准则,但神律的神圣性被转入对科学的严谨和对法律的态度,公的概念更是在千年来的信仰,地方性和契约生活下,被培养出来,这使得他们尽管在商业和战争上依旧打得厉害,但无论如何都有底线,不至於沦落到无下限,完无道德概念的情形.
而就个人之见,草清的作者之所以要弄出天道,其原因就是要让汉人跳脱出唯有血食和民间信仰,却无至高天的信仰迷障,中国历来是以人为天,而神子即是皇帝,基本上是变相的神权政治,但问题在於它的神是人,是故整个信仰体系是系命於人,这就没有一个形上的思维来抑止人,欧洲的任何君王,哪怕再厉害,都无人会惧怕他胜过上帝,他也不可能凌驾於上帝之上,是故臣民不是国王的奴仆,也很清楚的知道,尘世的君王,只是暂时的王,而真正的主是永恒且超越的,这就带给在基督教体系下的人,拥有反抗世俗权力的精神力,也让统治者不敢单凭喜好就任意处死臣民和徵税(中古欧洲一直处在政教冲突的世界下,等君主国兴起时,城市市民阶级更成为君王仰赖的对象,故不可能是乱动他们).反观中国,皇权是无人能制衡的,且是至高的力量,这直接造成的后果是没有一个思维是足以凌驾於皇权之上,加上儒家体系在董仲舒后成为既依附皇权又狭制皇权的附生体,就更助长了皇权将无可避免的走向集中与专横.而在这样的架构下,会出现的问题是社会要出现思潮变革会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一切都被儒家和皇权的螺旋所涵盖,从根本处就扼杀了新火的生成.
弄出资本主义之因,则是注意到中国儒家思维是不利於产业革命和现代国家的因子,产业革命的先决条件是工商业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传统虽经商造样繁盛,但商为较卑下的职业,匠更是贱级,所以就算有再璀璨的发明,都很容易因战乱而流失,毕竟中国根本就没有保障工商知识传承的场域和组织,恍若保障工商乃至民人的律法了,一个只仰赖治述和道德经典为皇权核心的文明,绝无成为现代工业法治国家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的用意就是打破旧有只以空泛道德为核心的儒家体系,让百家得以重生,工商的体系出现活力,这时亦引入宽容版的中华式基督教(非一神教,所有的先贤圣者如同使徒,而上帝则是一个神爱世人,主持公正天理的概念),让法律有了依存的基点,再主动削弱皇权,同时定出任官者不再只以四书考试,而是开放全民皆可,并视公职不同而学习也不同,这就是初步的大宪章和议会制的开始.
整体而言,这套途径是依照西方英国的进程和威尼斯贸易邦国为参照的发展模式,为何选这种途径,历史已经说明一切了,尽管当前有这麼多说中国早有资本主义萌芽之概念,但萌芽跟成熟是两码子事,要我说鄂图曼帝国的资本萌芽同样繁盛,但依旧没生出啥来,以经说明那样的体制是成不了事的了.近代西方强国的概念,先决是有足以维系国族保持一定程度公平的法律,公共道德,工商发达,重视器械和强盛的尚武心态(有趣的是,撇除最末三项,儒家一直推崇的盛世,不就是如此的情景?),而这是中国长不出来的东西,也就无所谓的只靠中国自身就能走到这一步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