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是人类社会自始就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样态。从“地球村”整体演进史的宏观视野俯瞰，在农业社会中，一方面，流寓者离开本土到他乡谋生，往往由某种被迫因素促成，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他们与处于乡土社会里稳定型生活的人群相比，属于非主流群体；另一方面，这一非主流社会群体，对“安土重迁”的“乡土型”超稳定社会生活，多少起到了某种“激活剂”的作用，因为外来的“流寓者”到本地后或多或少会产生一种“鲇鱼效应”①。到了“工业化”时代，“流寓”群体随着机器的轰鸣变得越来越庞大，成为工商业生产力的主流。进入“信息化”和贸易全球化的今天，“流寓”已然演化成“自由王国”性质的主动的和主流的生活形态之一，并成为传统“乡土型”、“家族型”“固化”社会生活样态的“消解剂”，流寓正在变成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的生活样态。既然“流寓型”社会生活样态已发展到空前的规模，那么对流寓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就变得越来越有意义。虽然当代的“流寓”生活与古代有极大差异，不可同日而语，但从百变的差异背后，亦有可能找到一些古今类同的现象、经验与启示，这正是研究《诗经》流寓群体的价值所在。
　　 在古代的词汇中，“流寓”与“留寓”、“寄寓”、“寄居”、“流离”、“流落”、“流播”、“流亡”、“流移”、“流徙”、“迁徙”、“迁居”、“迁移”乃至“漂泊”、“羁旅”、“旅居”等词的含义多有相近或交叉之处。细考“流寓”这一概念，其字面核心含义，原本指人离开本土故园而寄居异国他乡。如《后汉书•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②《周书•庾信传》：“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信及褒并留而不遣，寻征为司宗中大夫”③。古代的流寓者，极易将寄居之地与故乡进行比较，进而产生诸多乡关悲愁之思。这些情愫发酵成为诗赋，就形成了一条情调特异的文学风景线。如庾信《哀江南赋》之“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④；再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⑤流寓异乡的人亦常易产生依附别人不能独立之感。如《红楼梦》第九十回：“想起邢岫烟住在贾府园中，终是寄人篱下。”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是现存最早收录表现“流寓者”生活状况、境遇和思想情感的经典诗集。虽然“三百篇”中还没有直接出现“流寓”这个名词，但《邶风•旄丘》中已有“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大雅•召旻》中也有“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及《大雅•公刘》中的“于时庐旅”、“于豳斯馆”、“止旅乃密”这些同义、近义词句。据本文统计，在《诗经》中，至少有13篇诗歌主要表现“流寓者”或涉及流寓内容，从而成为我国流寓题材文学作品的最早范式，同时也成为研究我国流寓文化的元典性文学标本。这些诗作分别是：《周南•葛覃》、《王风•葛藟》、《秦风•黄鸟》、《邶风•旄丘》、《邶风•式微》、《邶风•凯风》、《豳风•七月》、《豳风•东山》、《小雅•绵蛮》、《小雅•我行其野》、《小雅•黄鸟》、《大雅•公刘》和《大雅•绵》。在这13篇诗作中，从流寓主人公的身份上看，上到君主、公卿，下到大夫、士等；从流寓者的性别上看，有男性，亦有女性；从流寓动因上看，有避侵、避难、投亲、仕宦、婚嫁乃至失家等；从流寓规模上看，有个体流寓，亦有群体流寓。从流寓者所抒发的感情色彩上观照，则充满着悲欢离合的七彩情调，从而组成我国诗歌史上一簇色彩斑斓的奇葩。

其中《周南•葛藟》1处；《邶风•凯风》1处；《邶风•旄丘》1处(用“流离”)；《秦风•黄鸟》3处；《豳风•七月》1处(用“仓庚”)；《豳风•东山》1处(用“仓庚”)；《小雅•绵蛮》3处；《小雅•黄鸟》6处。这8首诗中，直接以“黄鸟”为诗歌标题者分别为《秦风•黄鸟》和《小雅•黄鸟》。由此可见，“黄鸟”在《诗经》时代已有固定意象和特指意蕴。另外，《小雅•桑扈》中“有莺其羽”中用“莺”，只是为了说明“桑扈”羽毛虽似莺羽之色，却不是莺；属于非流寓题材而是写出征还归的“劳还率”之《小雅•出车》中又有“仓庚喈喈，采蘩祁祁”。通篇诗使用“引用”手法颇多，其“仓庚喈喈”的整体意境亦有久出而还悲喜交集之意，虽属于“引用”笔法，却并未失去“黄鸟”所固有之“悲哀感伤”的基础性含义。

　 (2)流寓遇阻型。对于疲困无助的流浪者来讲，在流落路上被善良的当地强者收留，应是很幸运的人了。但并非所有的流寓者都有这样的幸运，相反，他们往往受到当地人的冷遇甚或排斥，难以久存。如《王风•葛藟》里的描述，就与《小雅•绵蛮》中的情况大相异趣。这首诗的主人公属于投亲流寓：
　　 緜緜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关于这首诗，朱熹《诗集传》谓：“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20)《葛藟》中的流寓者应属于流落他乡的破落贵族。因为《左传》中有多处关于“葛藟犹能护本根”(21)的阐述，由此“葛藟”就成了贵族疏远支脉、下级士阶层的代名词。“作诗自叹”者认人作亲属的“寄子”或“寄女”身份比较明显：为求在新居之地受到接纳与帮助，似乎向本地强者认了干亲——有干爹、干娘及干兄干弟。但尽管如此，他遇到的依旧是冷漠，因“其穷也甚矣”而“作此诗以自叹”。当然，在此诗中，作者虽身处异乡自叹其穷，但尚未遇到在异乡被排斥而难以自存之境地。《小雅•黄鸟》中的情况，则进一步恶化：
　　 “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毂。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细考全诗用辞，这是一首甲国贵族中人在乙国仕宦遇阻者的感伤之歌。古代作官食俸以“粟”、“帛”为主要俸禄形式之一。集“桑”啄“粟”，含义为做言食俸。从“复我邦族”、“复我诸兄”、“复我诸父”反观，作诗者原初的阶级地位很高。所谓“邦族”特指建邦统邦之族，“诸兄”、“诸父”亦指建邦统邦宗族中的长者。诗中的流寓者有“邦族”和“诸兄”、“诸父”，则其“公子”、“公孙”的原初身份当确切无疑。细绎诗意，他流寓异国后原初得到了当地国君信任，获得了官职，但却遭到国君同族的强烈排斥，认为他占了自己的位子，抢了自己的饭碗，必欲赶走而后快。流寓者难以立足，于是“言旋言归”成了他的主体情绪。像此类流寓异地为官遭到本土豪强排斥的历史人物，《史记》、《左传》记载得很多，如商鞅、吴起、伍子胥等都是典型例子。《小雅•黄鸟》中的主人公，堪称他们的先驱。

　 (4)由流寓而渐入没落型。以《邶风》之《旄丘》、《式微》，《小雅》之《绵蛮》、《黄鸟》、《我行其野》为代表。
　　 关于《邶风》之《旄丘》和《式微》这两首诗的可靠史实背景，《毛诗序》和郑《笺》均有较具体记载。《毛诗序》谓：“《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流)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26)；“《式微》，黎侯(流)寓于卫，卫处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归而不归，故其臣劝之”(27)。与《邶风》之《旄丘》与《式微》相关联的史实，《左传》和《史记》均无详细记载，考卫国君称“伯”，在卫康叔之子“康伯”至“贞伯”时期，其间经过了五代称“伯”的强盛阶段；而此时期的“黎国”，为周时期大规模分封异姓诸侯之时所选尧后裔耆氏封于黎地的侯爵国，地处卫国东北部边邻。(28)黎国国君本是周王朝封的侯爵国君，其国被外敌“狄人”侵略，侯爵黎氏举族流亡到卫国救助，希望身为“州伯”的“卫伯”能出兵击退入侵的“狄人”而还其旧国。卫伯虽然客气地答应了，并将黎侯礼貌地安置在卫国的两座“邑”即小镇子里作为暂时寄身之地，但是后来就若无其事地不管了。“黎侯”身为黎国族邦领袖，其阶级身份贵为“侯爵”，原本属于国家统治者，但由于无能力抵御外敌入侵，被迫“流寓”异国，渐受异国冷遇，自然转入没落。所以《旄丘》焦急地发出牢骚：
　　 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裦如充耳！
　　 由此种境遇引发了黎侯的随行臣子大夫们作《式微》一诗对黎侯讽劝：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堂堂黎侯啊，你这个流离之子，长期留居异地，被人家看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了！难道你就安心一辈子老死在卫国的两个小镇子里么？为何不谋划归国的大事啊？还不赶快想办法回国啊？所以《毛诗•式微》言：“《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郑玄《笺》：“寓，寄也。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国而寄于卫。卫处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归而不归，故其臣劝之。”(29)文士大夫与近卫武士随君主左右出行，这是那个时代的制度性习惯，所以作诗者为黎国“国老”级别的大夫无疑。

　　 (6)被迫流寓后又成功回归故园型。此当以《豳风•东山》和《邶风•凯风》为代表作。《东山》一诗共4章48行193字，为《诗经》中赋体长诗之一。诗中所描写的核心人物是周公。周公的阶级身份，《史记》等信史中记载得很清楚：其爵位为“公”，又因曾“摄政”、“践祚”，实际上代理过“王”职七年。关于这首诗的详细史事背景，历来诗经学家争议不已，迄无定论。《毛诗序》曰：“《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而方玉润却说：“《小序》但谓‘东征’，则与诗情不符；《大序》又谓士大夫美周公而作，尤谬。诗中所述，皆归士与其室家互相思念，及归而遂得其生还之词。无所谓美也。”(33)应当讲，方玉润的疑辩是尖锐的，但他并未作出更准确的诠解。本文认为，《东山》一诗被列入《豳风》与“周公归政，三年之后老于丰”有直接关系。说明这是周公“老于丰”之后即成王十年至二十一年之间的作品。《东山》一诗，虽有“徂”有“征”，却不是在成王主持下的“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之“东征”。因为，若如此，则此诗必被列入《大雅》而不可能被列入《豳风》，而诗中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描写后方家园因无人照料而荒芜的描写。说到底，若君臣上下一致，虽举全国主力东征，后方没有外患，后勤管理当有一定条理，断不至于家园荒芜。唯一正确的解释应是：周公之“徂东山”，实属于避难流寓性质。《东山》诗当作于“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34)，周公赧颜回归之后。结合《史记》的记载，可知历史真相：此时周公受到已“还政”的成王之再次怀疑，“奔楚”流寓退隐是实，所谓“我徂东山”之“徂”也许仅是外在形式而已，实应作“远行”解。《东山》一诗，自始至终没有“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这种征伐的肃杀勇武严穆之气，却只能听到仓庚的哀鸣声。周公一行虽被从“东山”召回，悲喜交集，但其感伤哀思之情自始至终流溢不尽：既然我辈“东征”去了，为何后方的田园却荒芜了？为何有这般“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的光景？但无论如何，总归是回来了，而且不少将士还被赐了婚，真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千！此诗当属周公创作无疑，千载之下，读起来仍能产生催人泪涔之感。关于这一点，曹操《苦寒行》中的“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诗句，可谓得周公《东山》之神髓。曹操那时，也是一边为汉献帝东征西讨，一边受着献帝的怀疑，一直潜伏着随时被谋杀之危机。曹操将自己的处境与周公相比，发出的哀叹可谓如出一辙。至于《邶风•凯风》，历来诠解者颇多，对此诗的历史背景也有一定交代。唯一没有注意到的是，所谓的“有子七人”应属于国难流寓的下层“归士”。因为在那个时代，“苍头”、“奴儿”是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的，更无法写出被收录入国家级史馆中流传千古的诗作。“有子七人”应属于有文化的“士”阶层。他们虽从流寓地回归故乡，但年深日久，连亲生母亲也因生活所迫改嫁他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长期都不在母亲身边啊！今天回乡，母亲已不在故园。时至今日咀嚼此诗，仍能令人痛入肺腑，肝肠寸断。

从原初的“豳地允荒”到后来的“止旅迺密，芮鞫之即”和“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这些诗句看，公刘族和古公亶父族的流寓和移居异乡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流寓群体最终成为移居地的主导阶层并不再思念故土旧居，还以辉煌的发展历程进入历史乐章。与此相对照的是，当地的土著“他旁国”如虞、芮等小国却因为人数太少且文化落后，在流寓者群体到来之后逐渐变为弱势群体，进而融入移居者的族群之中。周民族的两次离开故园移居异乡的成功经验，在《公刘》和《绵》中有较充分的反映。首先是“迺裹餱粮，于橐于囊”，即流徙过程中生活补给物资准备充足；其次是“思辑用光”，即在群体流寓的过程中高度彰显智慧，对重大行动计划筹划周密，且团结一致；其三是“干戈威扬，爰方启行”，即在流徙过程中有强大武力作保障；最后，到了新迁徙地后，实施了系统而切合本地实际的生产、生活与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发展规划，等等。这些体现出超强应变能力、适应智慧的成功经验，对后世的流寓者具有永不过时的参照价值。
　　 综上所述，《诗经》中以流寓为题材的经典诗作，为我们展示了人类上古时期在流寓过程中的可贵实践。这些实践既有被迫流寓者所必然产生的痛苦与感伤，也有在流寓过程中获得圆满成功的喜悦与自豪；既有曲折痛苦的艰辛经历和教训，也有艰苦奋斗、扎根异域的成功经验和启示。作为元经典，《诗经》中的这部分以流寓为题材的诗歌所展示的七彩人生，对我国春秋以降的诗歌创作乃至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促进和示范作用。《左传》中各国政治家在内政、外交中大量赋《诗》言志，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诗经》对当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深刻影响。从秦汉以后直至今天的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实践看，说《诗经》是我国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一点儿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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