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乎上引用温相公的两篇文章给阉党吹们
第一：东林不是什么好鸟
第二：比起阉党，东林看起来还是稍微干点实事的
第一篇
如何评价魏忠贤？
忠心护主的老奴才啥的就不用说了，我大萌有莫诚，艺术形象比魏公公完美多了。这里从一个问题谈起，就是所谓的阉党加“工商税”、东林不向江南/士绅/工商等等征税问题。简单来说，天启朝的新增军费-辽饷里，当然有依靠商业税的部分，但那和阉党关系不大，反而和东林党关系更大点儿；田赋加征更是朝廷上下处理实务的官员的共同看法。甚至可以说，魏公公敛的财，和辽东前线没啥关系，都用来修三大殿了。这样看来，魏公公作为大萌帝国的执政者，恐怕并不像他的某些现代拥虿想的那样称职。
明末加赋的首要原因就是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简称“辽饷”。辽东战事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筹办辽饷则是天启年间的首要大政，本文就来谈谈在天启朝前后东林、阉党分别得势时的辽饷政策的变动。为了管理辽饷，万历48年起在太仓另设“新库”，收贮从各个渠道征发来的辽饷，专门供应“抗金”前线。并增设户部新饷司专门管理。辽饷中除了原来辽东镇的军饷外，还有田赋加派、杂项、盐课、钞关几大项。以下分别说明这几项在天启年间的征收情况。
这里先提示一下政治史时间轴的问题。万历45年（1617）丁巳京察，三党大破东林；光宗一月天下，起用部分东林人物，东林借移宫案重振旗鼓；天启初年东林得势，天启3年初癸亥京察，东林大胜三党，“党势”达到极盛。之后阉党开始形成。杨涟弹劾魏忠贤、万燝被杖杀是天启4年6月，叶向高致仕于7月，当年11月顾秉谦升任首辅。次年王绍徽、周应秋先后上任，阉党控制吏部和都察院。阉党控制户部则是在天启6年郭允厚任户部尚书后。大致可以说天启初政是在东林和亲东林人士主导下展开的，而天启4年的夏秋之际，是阉党翻转局面的开始。
1、田赋加派
万历46年（1618）9月，户部尚书李汝华（中立）提议全国除贵州外，每亩民田加征银0.0035两（三厘五毫），当时说是只有一年的临时性措施。次年12月，在辽东经略熊廷弼（楚党）、阅视辽东军务给事中姚宗文（浙党）等人建议下，又加征0.0035两。万历48年3月，在户部等衙门建议下又加征0.002两，起初分归兵、工二部管理，天启2年一并划归户部。也就是说，从万历48年起，辽饷中田赋加派总额为每亩0.009两，俗称“九厘银”。全国总额数是520万两。
天启年间，田赋没有再加派，天启2年免去了北直隶的43万两辽饷。同时免去了作为海运基地的山东登、莱、青三府辽饷约10万两。注意，魏公公是北直隶肃宁人，阉党骨干崔呈秀、魏广微、冯铨等人也是北直隶人，要不要说这是阉党给家乡免税呢？然而这时候根本还没有阉党这个政治集团，魏公公也没那么大影响力。恐怕明朝皇亲国戚的庄田多在北直隶的原因更大。实践中，天启6年预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天启7年除了收齐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预征了下年的三成。这样相当于朝廷又临时加收了100多万两。此外天启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辽饷加征改用于镇压奢安之乱了，这样辽饷专款中的田赋加派的收入就减少了82万两，天启3年的额数是348万两。
直到崇祯三年，明廷为了应付己巳之变之后大增兵的新局面，在户部尚书毕自严（中立）建议下，又加派每亩0.003两。
2、杂项
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东林）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据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制表，误作11.6万）。天启2年只收到65万两。天启3年开始规定各省具体份额，其中楚、桂、蜀、滇四省杂项收入同样镇压用于奢安之乱，其它各省共定额181万两。
根据天启3年的份额，简单说明杂项中包含的各项目如下：
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没有参加辽饷田赋加派，现加收23万两。
优免丁粮：明朝官员、有科名者、为政府服务的儒士、吏员等人分别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减免不同数额的田赋的特权，现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万两。这显然就是所谓的“向士绅收税”。以上两条实际上是继续增加田赋收入。
平籴仓谷：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万两。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工资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现将“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
马夫祇候：类似上条，是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万两。
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的督抚和巡按御史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上办差，本无直接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调拨办公经费，且督抚办案有罚金之权，也可充当经费。现将这些经费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万两。以上四条是中央从地方财政中争夺收入。
房产税契：房产交易税，税率2%，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额征19.5万两。以上两条可是向金融、房地产两大暴利行业征的税啊，又不影响“实业”，阉党粉们喜不喜欢？
事例：准许民众捐银130两买生员身份，未见定额。生员可以不纳丁银，这实际是在出卖一种免税特权。
规定税额很详尽，然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年还是只能交上来60多万两。到崇祯二年户部开始做预算（之前没这事，别信电视剧），把杂项重新规定为97万两，显然是现实面前的无奈举动。这次预算把之前征不上来的“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减去了，但崇祯四年预算中重新出现了这项，并开始征收“生员优免”40余万两，向之前仍然赋予免丁役特权的生员下手。
3、盐课
盐课加征是天启元年户部主管辽饷的官员新饷司郎中杨嗣昌（大名人啊）提出来的。当时明廷使行“纲法”，规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认购盐引。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
4、关税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天启元年在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至于什么“魏公公征收工商税“云云，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要说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当然在位官员并不都是东林）时期定下来的。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是不是魏公公体恤民情，不愿加征扰民呢？
当然不是。他这几年增收盐课（注意，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这个还算像话），征收各地方的库银（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他主子修三大殿么。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这件事，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阐明。
=============
补充，刚才忘了，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组织内部搪塞了。
参考文献：
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分载《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1、2期。
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温体仁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896123/answer/5737049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一：东林不是什么好鸟
第二：比起阉党，东林看起来还是稍微干点实事的
第一篇
如何评价魏忠贤？
忠心护主的老奴才啥的就不用说了，我大萌有莫诚，艺术形象比魏公公完美多了。这里从一个问题谈起，就是所谓的阉党加“工商税”、东林不向江南/士绅/工商等等征税问题。简单来说，天启朝的新增军费-辽饷里，当然有依靠商业税的部分，但那和阉党关系不大，反而和东林党关系更大点儿；田赋加征更是朝廷上下处理实务的官员的共同看法。甚至可以说，魏公公敛的财，和辽东前线没啥关系，都用来修三大殿了。这样看来，魏公公作为大萌帝国的执政者，恐怕并不像他的某些现代拥虿想的那样称职。
明末加赋的首要原因就是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简称“辽饷”。辽东战事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筹办辽饷则是天启年间的首要大政，本文就来谈谈在天启朝前后东林、阉党分别得势时的辽饷政策的变动。为了管理辽饷，万历48年起在太仓另设“新库”，收贮从各个渠道征发来的辽饷，专门供应“抗金”前线。并增设户部新饷司专门管理。辽饷中除了原来辽东镇的军饷外，还有田赋加派、杂项、盐课、钞关几大项。以下分别说明这几项在天启年间的征收情况。
这里先提示一下政治史时间轴的问题。万历45年（1617）丁巳京察，三党大破东林；光宗一月天下，起用部分东林人物，东林借移宫案重振旗鼓；天启初年东林得势，天启3年初癸亥京察，东林大胜三党，“党势”达到极盛。之后阉党开始形成。杨涟弹劾魏忠贤、万燝被杖杀是天启4年6月，叶向高致仕于7月，当年11月顾秉谦升任首辅。次年王绍徽、周应秋先后上任，阉党控制吏部和都察院。阉党控制户部则是在天启6年郭允厚任户部尚书后。大致可以说天启初政是在东林和亲东林人士主导下展开的，而天启4年的夏秋之际，是阉党翻转局面的开始。
1、田赋加派
万历46年（1618）9月，户部尚书李汝华（中立）提议全国除贵州外，每亩民田加征银0.0035两（三厘五毫），当时说是只有一年的临时性措施。次年12月，在辽东经略熊廷弼（楚党）、阅视辽东军务给事中姚宗文（浙党）等人建议下，又加征0.0035两。万历48年3月，在户部等衙门建议下又加征0.002两，起初分归兵、工二部管理，天启2年一并划归户部。也就是说，从万历48年起，辽饷中田赋加派总额为每亩0.009两，俗称“九厘银”。全国总额数是520万两。
天启年间，田赋没有再加派，天启2年免去了北直隶的43万两辽饷。同时免去了作为海运基地的山东登、莱、青三府辽饷约10万两。注意，魏公公是北直隶肃宁人，阉党骨干崔呈秀、魏广微、冯铨等人也是北直隶人，要不要说这是阉党给家乡免税呢？然而这时候根本还没有阉党这个政治集团，魏公公也没那么大影响力。恐怕明朝皇亲国戚的庄田多在北直隶的原因更大。实践中，天启6年预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天启7年除了收齐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预征了下年的三成。这样相当于朝廷又临时加收了100多万两。此外天启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辽饷加征改用于镇压奢安之乱了，这样辽饷专款中的田赋加派的收入就减少了82万两，天启3年的额数是348万两。
直到崇祯三年，明廷为了应付己巳之变之后大增兵的新局面，在户部尚书毕自严（中立）建议下，又加派每亩0.003两。
2、杂项
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东林）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据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制表，误作11.6万）。天启2年只收到65万两。天启3年开始规定各省具体份额，其中楚、桂、蜀、滇四省杂项收入同样镇压用于奢安之乱，其它各省共定额181万两。
根据天启3年的份额，简单说明杂项中包含的各项目如下：
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没有参加辽饷田赋加派，现加收23万两。
优免丁粮：明朝官员、有科名者、为政府服务的儒士、吏员等人分别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减免不同数额的田赋的特权，现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万两。这显然就是所谓的“向士绅收税”。以上两条实际上是继续增加田赋收入。
平籴仓谷：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万两。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工资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现将“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
马夫祇候：类似上条，是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万两。
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的督抚和巡按御史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上办差，本无直接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调拨办公经费，且督抚办案有罚金之权，也可充当经费。现将这些经费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万两。以上四条是中央从地方财政中争夺收入。
房产税契：房产交易税，税率2%，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额征19.5万两。以上两条可是向金融、房地产两大暴利行业征的税啊，又不影响“实业”，阉党粉们喜不喜欢？
事例：准许民众捐银130两买生员身份，未见定额。生员可以不纳丁银，这实际是在出卖一种免税特权。
规定税额很详尽，然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年还是只能交上来60多万两。到崇祯二年户部开始做预算（之前没这事，别信电视剧），把杂项重新规定为97万两，显然是现实面前的无奈举动。这次预算把之前征不上来的“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减去了，但崇祯四年预算中重新出现了这项，并开始征收“生员优免”40余万两，向之前仍然赋予免丁役特权的生员下手。
3、盐课
盐课加征是天启元年户部主管辽饷的官员新饷司郎中杨嗣昌（大名人啊）提出来的。当时明廷使行“纲法”，规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认购盐引。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
4、关税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天启元年在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至于什么“魏公公征收工商税“云云，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要说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当然在位官员并不都是东林）时期定下来的。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是不是魏公公体恤民情，不愿加征扰民呢？
当然不是。他这几年增收盐课（注意，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这个还算像话），征收各地方的库银（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他主子修三大殿么。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这件事，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阐明。
=============
补充，刚才忘了，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组织内部搪塞了。
参考文献：
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分载《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1、2期。
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温体仁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896123/answer/5737049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