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想从邓晓芒的一些问题中来阐述这个关于个体的问题 邓晓芒总是说着 中国人没有个体意识 当我们说到个体时 会认为某个人就是个体 那个体意识呢？ 个体意识如何存在的呢？邓晓芒又为何要将语言中的逻辑问题 定义问题和 个体意识纠缠在一起呢？
邓晓芒和吴疆有过一次辩论 是关于语言的 邓晓芒认为 中国哲学中存在一种反语言的倾向 他是从中国文化中 不重视逻辑和定义 而只重视个人体验 感悟 这里切入 然后从言与意 名与实的文化观念中 来说中国的这种范语言倾向 吴疆持相反的态度 他反对邓说中国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 他也批判了 西方这种倒名为实的观念 认为 中国并非是反语言的 中国是超语言的
吴疆没有发现 超语言其实就是一种反语言 他的有一个观点很有力量 那就是为什么不可说 老子孔子还是在说呢？ 这不是悖论吗？当然 邓晓芒的反驳是反问为什么这么明显的悖论 中国文化对他熟视无睹 其实中国人在道家那里就很清楚这里面的悖论了 道家化解这个悖论的方法 就是邓晓芒的反语言 可能更甚是反思想 两忘而化其道 也就是说 中国文化中 确实有反语言的倾向 这点邓晓芒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要追问 各家不还是在谈自己的学问吗？ 那么中国人反的语言是什么呢？
邓晓芒在文章中谈到了名实关系时 提到了一个问题是 中国缺乏主观能动的个体性原则 他不能激发个人自身内在的生存论冲动和自否定的不安 那这些又是什么呢？ 感觉问题重重
我们从邓晓芒口中的倒名为实这里来分析 在他的口中 所谓的倒名为实 就是将 中国观念中的 名副其实 名要符合实际 和西方的文化观念做对比时 以中国观念的视角说出的这个词 但问题是 这个实 有很大的问题 什么是实呢? 比如 我们可以指着某对象说 这就是实 名副其实 就是 我们口中的名要符合 这个对象 这很好理解 但是当名实相符合时 名实如何倒 他都是相符合的呀 可见 就算相符合 名也是名 他不可能完全与实相符合 否则 他就不是两个概念呢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名只是一个符号 我们用他来指代外在的对象 这样问题就来了 那个实除非也是一个符号 否则又怎么可能 名实相符合呢？ 这让人无法理解 比如我在纸上写下了钢笔这两个字 他是纸上呈现出来的 一段文字符号 他又与什么实相符合呢？ 比如我们口中发出两段声音 钢笔 这两个声音是否可以作为实与纸上的文字相符合呢？ 这两个哪个是实哪个是名呢？ 这两个非常的不同 哪里都不符合 一个是视觉信息 一个是听觉信息 完全的南辕北辙 根本谈不上符合 又或者桌子上的一个对象 我们用来写字的东西吗？ 但是他和那段在纸上的视觉纹路 和我口中发出的声音 完全不同呀 他在何处相符合呢？ 根本不符合 又哪里来的倒名为实 这样的思路很荒谬 令人无法理解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通常不会考虑那些 也不会去思考 语言的逻辑还有词语的定义 就算我们逼着自己去思考 也什么也思考不到 那是空想 空想是毫无意义的 思考需要面对问题 我们学习到的语言 是被训练出来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大人们都是这么教的 问题是来自一个他者的突然闯入 大人们教我的东西出了问题 比如我说 帮我拿个笔过来可以吗？ 不一会他拿来的 并不是我需要的 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的是笔 他说这不就是笔吗？ 这个可以写字 显然在对话中 就说出了 笔的意义 但是这个可以写字的笔 并非是我想要的 我说 这个笔尖是硬的 在描述笔时 我在试图让他理解 我所需要的 我需要一个可以蘸墨汁的笔 他问我是不是毛笔呀 他重新拿了另一支 是我想要的 他说这是毛笔 你以后说清楚点 显然 名要符合实 就是在说 你口中的名称 要符合大众习惯 你的描述 对方要听得懂 邓晓芒口中说的 中国人对语言的理解基本上是一种 霸权话语 说的可能就是 个体 需要去符合大众话语习惯 不过在邓晓芒的眼中 这可不是大众话语 这是帝王话语 按邓的话说 中国自古以来的现实是只有一个人能说 那么大家就都要去符合这个实 也就是说中国的实 其实是帝王的话
那么西方倒名为实 难道是名本身就是帝王的话吗？ 我甚至连我写出的这句话都看不懂 我们回到邓晓芒口中的中国语言中无逻辑 无定义这上面来 看上面的名要符合实 就会发现 这样的思路 并不需要逻辑和定义 那些完全无意义 如果文化中的观念是名要符合实的话 他只需要 刻苦反复的训练 每个人都有同一个习惯就好了 你要符合皇帝的话 那么西方的实 又在何处呢？ 就像上面说的 符号成为了名 而实 就是那个所指 他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 并不是声音或者是符号 当然声音和符号也可以成为所指 问题也是来自一个他者的闯入 我就用我以前经常谈到的 红黄的问题吧 当一个人说这是红色的时 另一个人说 不 这不是红色 这是黄色 他们各持己见 不肯想让 也会找到很多人来为自己证明 可见 和中国类似 语言的名 需要大众的实来作证 但是 问题是 有些人说这是黄色 有些人说这是红色 这就麻烦了 如果说只有一小部分人说红色 大部分人都说黄色的话 我们可以说 这批人视力有问题 又或者少数服从多数 但是人数差不多 互相争执不肯想让 在这种拉锯中 就产生了 很多形而上学的问题 红色到底是什么 黄色到底是什么 当然 双方要据理力争 试图让对方理解自己 就需要 拉着对方去指其他的颜色 试图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 比如 他们指着另外的一个地方问 你看 你认为这是什么颜色呢？ 他们或许会讨论很多的颜色 一直到彼此认同的地方 比如 他们找到了彼此都认同这个颜色是红色 那个颜色是黄色 他们在寻找共识的过程中 已经搜集了 类似的很多颜色 他们又将这些颜色 以深浅明暗的渐进次序予以排列 发现这些颜色成为了 由黄过度到红的一个过程 而大家争论 比较大的地方 就是中间的几个色彩 从而达成了争论双方的彼此理解 以后就算发生了你说红 我说黄时 也可以理解对方 从这个事例来看 并不是倒名为实 而是实在他者的显现中 与名成为了问题 而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之中 实从所指的对象转变成为了形而上学所要追问的问题 红色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红的本质是什么 从这个实的转变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二分 那就是现象和本质 后来学术界一部分人认为 只有现象没有本质 显然 他是作为纯反思的思路 本质 需要在问题中才可以呈现 本质的实 属于形而上学问题 当形而上学失落了 本质也就失落了
从双方的争论之中 问题自己呈现出来 我们也看到了 这种对语言的反思 红色到底是什么 黄色到底是什么 如果没有这个争论 我们不会去反思红色的定义 和本质 邓晓芒在霸权话语 个人意识 逻辑和定义那里饶了好多圈 也没有谈论 对话问题 而语言 之所以是语言 主要就是用来对话的 他说中国文化中有反语言倾向 吴疆说没有 是呀 中国文化中确实 有文字符号 但是没有对话 孟子的书中有对话的形式 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问题 对孟子文本的解读 也是独白式的 而不是对话式的复调解读 中国文化在邓晓芒那呈现出的 霸权语言 就是一种独白式的语言 他是官方式的 规定式 甚至连解释权都归官方所有 这样 就没有必要像对话那样 寻求一个共识 也就是 一个逻辑基础 还有就是各个词的精确定义 也不需要彼此理解 中国语言只需要训练和自己的领悟 中国人对年轻人的蔑视 到不是说年轻人不聪明 没有天分 主要是还没有经过完备的训练 所谓的成年人不过就是训练合格的人
如果邓晓芒口中的个体意识说的是西方近代的自由意志的话 中国文化中当然没有 古希腊也没有 但是中国文化中 确实有个体意识介入 个体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呢？ 就像语言 中的词 他们得到反思追问起本质时 是因为 他本身成为了问题 我们才真切的意识到 而个体也是因为他成为了问题 才凸显出来的 但是这个对个体的意识 只是一个抽象的直觉 与西方近代的自由意志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至少在问题的凸显中 我从大众意识中 凸显出来了 中国的这种抽象的个体意识 的出现说不定比西方要早很多 因为中国的主流观念是 名要符合实 就是语言要符合大众语言 这样的观念就非常容易 导致一种 个体与大众的尖锐对立 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之中 个体才会意识到自己 我不认同大众 可见个体我的出现 伴随着 不 NO 电影猩球崛起中 主角 由猩猩变成人时 就是在高喊 NO 只是单纯的否定 西方的那种对话形式 反倒没有这样的尖锐 因为他们并不是我说黄 你们都说红 而是一部分人说黄 一部分人说红 这就导致了 个体 在对话中 也仿佛处于大众之中 形成共识也像是在大众与大众之间形成共识
我与大众产生了分歧时 我凸显了出来 但是我又无力与大众争辩 何况辨者不善 巧言而令色 中国文化不需要你的对话 只需要你的训练 于是就导致了 语言 就像中国观念中的抽象个体一样 也过早的 被意识到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抽象的话语 那就是在邓晓芒口中的实用的语言 他的用处就是命令指使的作用 训练就是方便下命令 这里不需要对话 只需要听令 当语言完全的独立出来之后 中国文化中对于对话的理解 就是庄子齐物论中的那一段
既使 我与若辩矣 若胜我 我不若胜 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 我胜若 若不吾胜 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 其或 是也 其或非也邪 其俱是也 其俱非也邪 我与若不能相知也 则人固受其黮暗 吾谁使正之 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与若同矣 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者正之 既同乎我矣 恶能正之 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 既异乎我与若矣 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 既同乎我与若矣 恶能正之 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人的个体意识以及对语言的看法 辩是为了胜 是为了指使和命令 权力 如邓晓芒口中的霸权话语 他已经不承认对话本身的意义了 语言的意义在语言之外 就像邓晓芒说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 辩论本身无意义 显然当中国式的个体意识凸显之后 语言也就随着成为了一种形式化的工具 他失去了对话的意义 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吊诡的状态 丘也与女皆梦也 予谓女梦亦梦也 是其言也 其名为吊诡 当个体从大众中孤立出来之后 他无力对抗这个 强大的群体 （ 我们可以看一下 西方的意识 就会发现 红与黄也是大众对大众 他们虽然个体意识还没有凸显 但是对话却一直在继续 ） 个体与个体之间由于疏于训练 也会造成互相之间的不理解 我们反过来看这句话 就是 我们都醒着 我说你们醒着我也醒着 但是我们互相不理解 所以庄子要坐忘 要我丧我 他其实就是要忘记这个我 回归大众 但是他们对大众的训练不满意 邓晓芒说 道家是无意志的自由 没什么问题 非要说意志 那就是尽力去丧失 个体意识的意志 非要说自由 那就是无自由的自由 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个体与大众的对立 他们要消灭个体 我丧我 就是要消灭那个自由的意志 说真的 个体面对大众说不时 他们太难了
儒家正好相反他的个体 没有在语言结构之中呈现出来 但语言中个体出现时都是孔子骂人的时候 宰我说 我心安时 孔子气的说 宰我不仁 但是此时的宰我就是在反对那个大众秩序 但是虽然个体在语言中没有呈现出来 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意志没有自由 只是他们就是在大众之中 难道我非要否定自己才是自由吗？ 要注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 描写一个赌徒的自欺 他还是自由的 邓晓芒试图用自欺这个词来说明不自由 是很奇怪的 好像我们本来就应该如此这般 注意邓晓芒的句式 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独白 人应该是怎样的 你不这样 就是不对的 那是自欺 哪怕这个应该作为价值是从哪里剽窃来的 他都是一句中国式的思维 按照邓晓芒的话 就是 霸权话语
从我们前面的分析 可以看到 严格的说起来 个体意识 是从西方近代自由意志的慢慢形成之后 才慢慢建立的 真正的大致是到虚无主义 唯我论那里才是初级的呈现出来 邓晓芒没有意识到 他说的那个个体意识 其实中国人也有 而后来的近代个体意识 是从对话中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邓晓芒和吴疆有过一次辩论 是关于语言的 邓晓芒认为 中国哲学中存在一种反语言的倾向 他是从中国文化中 不重视逻辑和定义 而只重视个人体验 感悟 这里切入 然后从言与意 名与实的文化观念中 来说中国的这种范语言倾向 吴疆持相反的态度 他反对邓说中国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 他也批判了 西方这种倒名为实的观念 认为 中国并非是反语言的 中国是超语言的
吴疆没有发现 超语言其实就是一种反语言 他的有一个观点很有力量 那就是为什么不可说 老子孔子还是在说呢？ 这不是悖论吗？当然 邓晓芒的反驳是反问为什么这么明显的悖论 中国文化对他熟视无睹 其实中国人在道家那里就很清楚这里面的悖论了 道家化解这个悖论的方法 就是邓晓芒的反语言 可能更甚是反思想 两忘而化其道 也就是说 中国文化中 确实有反语言的倾向 这点邓晓芒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要追问 各家不还是在谈自己的学问吗？ 那么中国人反的语言是什么呢？
邓晓芒在文章中谈到了名实关系时 提到了一个问题是 中国缺乏主观能动的个体性原则 他不能激发个人自身内在的生存论冲动和自否定的不安 那这些又是什么呢？ 感觉问题重重
我们从邓晓芒口中的倒名为实这里来分析 在他的口中 所谓的倒名为实 就是将 中国观念中的 名副其实 名要符合实际 和西方的文化观念做对比时 以中国观念的视角说出的这个词 但问题是 这个实 有很大的问题 什么是实呢? 比如 我们可以指着某对象说 这就是实 名副其实 就是 我们口中的名要符合 这个对象 这很好理解 但是当名实相符合时 名实如何倒 他都是相符合的呀 可见 就算相符合 名也是名 他不可能完全与实相符合 否则 他就不是两个概念呢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名只是一个符号 我们用他来指代外在的对象 这样问题就来了 那个实除非也是一个符号 否则又怎么可能 名实相符合呢？ 这让人无法理解 比如我在纸上写下了钢笔这两个字 他是纸上呈现出来的 一段文字符号 他又与什么实相符合呢？ 比如我们口中发出两段声音 钢笔 这两个声音是否可以作为实与纸上的文字相符合呢？ 这两个哪个是实哪个是名呢？ 这两个非常的不同 哪里都不符合 一个是视觉信息 一个是听觉信息 完全的南辕北辙 根本谈不上符合 又或者桌子上的一个对象 我们用来写字的东西吗？ 但是他和那段在纸上的视觉纹路 和我口中发出的声音 完全不同呀 他在何处相符合呢？ 根本不符合 又哪里来的倒名为实 这样的思路很荒谬 令人无法理解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通常不会考虑那些 也不会去思考 语言的逻辑还有词语的定义 就算我们逼着自己去思考 也什么也思考不到 那是空想 空想是毫无意义的 思考需要面对问题 我们学习到的语言 是被训练出来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大人们都是这么教的 问题是来自一个他者的突然闯入 大人们教我的东西出了问题 比如我说 帮我拿个笔过来可以吗？ 不一会他拿来的 并不是我需要的 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的是笔 他说这不就是笔吗？ 这个可以写字 显然在对话中 就说出了 笔的意义 但是这个可以写字的笔 并非是我想要的 我说 这个笔尖是硬的 在描述笔时 我在试图让他理解 我所需要的 我需要一个可以蘸墨汁的笔 他问我是不是毛笔呀 他重新拿了另一支 是我想要的 他说这是毛笔 你以后说清楚点 显然 名要符合实 就是在说 你口中的名称 要符合大众习惯 你的描述 对方要听得懂 邓晓芒口中说的 中国人对语言的理解基本上是一种 霸权话语 说的可能就是 个体 需要去符合大众话语习惯 不过在邓晓芒的眼中 这可不是大众话语 这是帝王话语 按邓的话说 中国自古以来的现实是只有一个人能说 那么大家就都要去符合这个实 也就是说中国的实 其实是帝王的话
那么西方倒名为实 难道是名本身就是帝王的话吗？ 我甚至连我写出的这句话都看不懂 我们回到邓晓芒口中的中国语言中无逻辑 无定义这上面来 看上面的名要符合实 就会发现 这样的思路 并不需要逻辑和定义 那些完全无意义 如果文化中的观念是名要符合实的话 他只需要 刻苦反复的训练 每个人都有同一个习惯就好了 你要符合皇帝的话 那么西方的实 又在何处呢？ 就像上面说的 符号成为了名 而实 就是那个所指 他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 并不是声音或者是符号 当然声音和符号也可以成为所指 问题也是来自一个他者的闯入 我就用我以前经常谈到的 红黄的问题吧 当一个人说这是红色的时 另一个人说 不 这不是红色 这是黄色 他们各持己见 不肯想让 也会找到很多人来为自己证明 可见 和中国类似 语言的名 需要大众的实来作证 但是 问题是 有些人说这是黄色 有些人说这是红色 这就麻烦了 如果说只有一小部分人说红色 大部分人都说黄色的话 我们可以说 这批人视力有问题 又或者少数服从多数 但是人数差不多 互相争执不肯想让 在这种拉锯中 就产生了 很多形而上学的问题 红色到底是什么 黄色到底是什么 当然 双方要据理力争 试图让对方理解自己 就需要 拉着对方去指其他的颜色 试图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 比如 他们指着另外的一个地方问 你看 你认为这是什么颜色呢？ 他们或许会讨论很多的颜色 一直到彼此认同的地方 比如 他们找到了彼此都认同这个颜色是红色 那个颜色是黄色 他们在寻找共识的过程中 已经搜集了 类似的很多颜色 他们又将这些颜色 以深浅明暗的渐进次序予以排列 发现这些颜色成为了 由黄过度到红的一个过程 而大家争论 比较大的地方 就是中间的几个色彩 从而达成了争论双方的彼此理解 以后就算发生了你说红 我说黄时 也可以理解对方 从这个事例来看 并不是倒名为实 而是实在他者的显现中 与名成为了问题 而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之中 实从所指的对象转变成为了形而上学所要追问的问题 红色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红的本质是什么 从这个实的转变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二分 那就是现象和本质 后来学术界一部分人认为 只有现象没有本质 显然 他是作为纯反思的思路 本质 需要在问题中才可以呈现 本质的实 属于形而上学问题 当形而上学失落了 本质也就失落了
从双方的争论之中 问题自己呈现出来 我们也看到了 这种对语言的反思 红色到底是什么 黄色到底是什么 如果没有这个争论 我们不会去反思红色的定义 和本质 邓晓芒在霸权话语 个人意识 逻辑和定义那里饶了好多圈 也没有谈论 对话问题 而语言 之所以是语言 主要就是用来对话的 他说中国文化中有反语言倾向 吴疆说没有 是呀 中国文化中确实 有文字符号 但是没有对话 孟子的书中有对话的形式 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问题 对孟子文本的解读 也是独白式的 而不是对话式的复调解读 中国文化在邓晓芒那呈现出的 霸权语言 就是一种独白式的语言 他是官方式的 规定式 甚至连解释权都归官方所有 这样 就没有必要像对话那样 寻求一个共识 也就是 一个逻辑基础 还有就是各个词的精确定义 也不需要彼此理解 中国语言只需要训练和自己的领悟 中国人对年轻人的蔑视 到不是说年轻人不聪明 没有天分 主要是还没有经过完备的训练 所谓的成年人不过就是训练合格的人
如果邓晓芒口中的个体意识说的是西方近代的自由意志的话 中国文化中当然没有 古希腊也没有 但是中国文化中 确实有个体意识介入 个体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呢？ 就像语言 中的词 他们得到反思追问起本质时 是因为 他本身成为了问题 我们才真切的意识到 而个体也是因为他成为了问题 才凸显出来的 但是这个对个体的意识 只是一个抽象的直觉 与西方近代的自由意志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至少在问题的凸显中 我从大众意识中 凸显出来了 中国的这种抽象的个体意识 的出现说不定比西方要早很多 因为中国的主流观念是 名要符合实 就是语言要符合大众语言 这样的观念就非常容易 导致一种 个体与大众的尖锐对立 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之中 个体才会意识到自己 我不认同大众 可见个体我的出现 伴随着 不 NO 电影猩球崛起中 主角 由猩猩变成人时 就是在高喊 NO 只是单纯的否定 西方的那种对话形式 反倒没有这样的尖锐 因为他们并不是我说黄 你们都说红 而是一部分人说黄 一部分人说红 这就导致了 个体 在对话中 也仿佛处于大众之中 形成共识也像是在大众与大众之间形成共识
我与大众产生了分歧时 我凸显了出来 但是我又无力与大众争辩 何况辨者不善 巧言而令色 中国文化不需要你的对话 只需要你的训练 于是就导致了 语言 就像中国观念中的抽象个体一样 也过早的 被意识到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抽象的话语 那就是在邓晓芒口中的实用的语言 他的用处就是命令指使的作用 训练就是方便下命令 这里不需要对话 只需要听令 当语言完全的独立出来之后 中国文化中对于对话的理解 就是庄子齐物论中的那一段
既使 我与若辩矣 若胜我 我不若胜 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 我胜若 若不吾胜 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 其或 是也 其或非也邪 其俱是也 其俱非也邪 我与若不能相知也 则人固受其黮暗 吾谁使正之 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与若同矣 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者正之 既同乎我矣 恶能正之 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 既异乎我与若矣 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 既同乎我与若矣 恶能正之 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人的个体意识以及对语言的看法 辩是为了胜 是为了指使和命令 权力 如邓晓芒口中的霸权话语 他已经不承认对话本身的意义了 语言的意义在语言之外 就像邓晓芒说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 辩论本身无意义 显然当中国式的个体意识凸显之后 语言也就随着成为了一种形式化的工具 他失去了对话的意义 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吊诡的状态 丘也与女皆梦也 予谓女梦亦梦也 是其言也 其名为吊诡 当个体从大众中孤立出来之后 他无力对抗这个 强大的群体 （ 我们可以看一下 西方的意识 就会发现 红与黄也是大众对大众 他们虽然个体意识还没有凸显 但是对话却一直在继续 ） 个体与个体之间由于疏于训练 也会造成互相之间的不理解 我们反过来看这句话 就是 我们都醒着 我说你们醒着我也醒着 但是我们互相不理解 所以庄子要坐忘 要我丧我 他其实就是要忘记这个我 回归大众 但是他们对大众的训练不满意 邓晓芒说 道家是无意志的自由 没什么问题 非要说意志 那就是尽力去丧失 个体意识的意志 非要说自由 那就是无自由的自由 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个体与大众的对立 他们要消灭个体 我丧我 就是要消灭那个自由的意志 说真的 个体面对大众说不时 他们太难了
儒家正好相反他的个体 没有在语言结构之中呈现出来 但语言中个体出现时都是孔子骂人的时候 宰我说 我心安时 孔子气的说 宰我不仁 但是此时的宰我就是在反对那个大众秩序 但是虽然个体在语言中没有呈现出来 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意志没有自由 只是他们就是在大众之中 难道我非要否定自己才是自由吗？ 要注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 描写一个赌徒的自欺 他还是自由的 邓晓芒试图用自欺这个词来说明不自由 是很奇怪的 好像我们本来就应该如此这般 注意邓晓芒的句式 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独白 人应该是怎样的 你不这样 就是不对的 那是自欺 哪怕这个应该作为价值是从哪里剽窃来的 他都是一句中国式的思维 按照邓晓芒的话 就是 霸权话语
从我们前面的分析 可以看到 严格的说起来 个体意识 是从西方近代自由意志的慢慢形成之后 才慢慢建立的 真正的大致是到虚无主义 唯我论那里才是初级的呈现出来 邓晓芒没有意识到 他说的那个个体意识 其实中国人也有 而后来的近代个体意识 是从对话中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