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美代子在他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那本书中说中国人没有讽刺精神 他举的例子恰恰是中国人认为是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 那么中国人观念中的讽刺与外国人有什么差异呢？
中野美代子眼光很尖锐 一下就看到了 中国讽刺小说的问题所在 中国人眼中的讽刺 是对那些大众认为是丑陋的现象所做的嘲讽 其实这种讽刺更准确的说 应该叫谄媚 因为这是大家喜欢听的 吴敬梓并不是在讽刺科举制度 他只是要 科举制度回到原来的观念上 注意 中野美代子用了“原来的”这个词 回到的就是那个大众所向往的尧舜禹的时代 或者是大众理想的科举制度时代
这里也存在着中西方圣人的差异 中国的孔子就是要回复周礼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要回到那个理想的制度中去 苏格拉底和耶稣 都是罪犯 而且是死刑犯 他们的罪名 都是不信神 （对传统的破坏） 虽然他们三个人 都有改革的意图 不同的是 只有孔子有一个明确而详细的方针 因为 孔子是回复到那个先前已经存在的制度中去 而死刑犯所做的不过是破坏当前的制度而已 嘲讽与破坏有关
在克尔凯郭尔的论嘲讽中 描述了苏格拉底嘲讽 那种绝对否定的破坏力 苏格拉底并不是讽刺丑恶现象 他的嘲讽 是要破坏人们的固有观念 这与中国式讽刺相当的不同 中国的讽刺所做的恰恰是巩固和认可那种固有的观念 让大众对那种观念有一种认同感 而苏格拉底 却要通过嘲讽 让对手认为 自己的观念可能有问题 对手因为发现了问题 所有 再去寻找下一个 更稳健的观念时 苏格拉底 再次破坏那个人新建的观念 可见西方的讽刺与辩证法有关系
也就是说中国的讽刺是被大众所喜爱的 而西方的讽刺 是被大众反感的 苏格拉底的下场 就可以看出来 讽刺是多么的危险 在这样的观念下 也养成了中西方在审美上的不同之处 比如前几天我在贴吧看了一个人谈论一部叫小丑的电影 他认为电影的主人公 没有必要得到同情 就像中国讽刺小说中 那些丑陋的主人公一样的不值得同情 因为 主人公没有符合大众认可的观念 可以这么说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你必须做到所有符合大众观念的标准时 你才有资格被大众所同情 而那些没有做到大众认可的标准时 你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那些不应该被同情的就应该是倒霉蛋 被嘲讽的对象 如果 一个人做到了所有大众观念所要求的规定时 那个人还倒霉了 在中国人眼中 那就是悲剧 在中国一个戏剧的创作者 首先要做的就是讨好观众 一切要符合标准
显然 小丑的主人公 还没有做到 中国人眼中的标准 或者说没有达到那个发帖者眼中的标准 是不值得同情的 （我个人不太理解 同情还有什么值不值得呢？）我不太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早就的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但至少中国读者不接受苏格拉底的嘲讽 好像也没有什么作品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 不停地挑衅对手的 可是什么样的主人公才会适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呢？这样的问题也就来了 当我们把 主人公描写的在审美习惯中近乎完美时 发现戏剧性很难展开 比如武侠剧上来就描写主人公多么的强大 无敌 后来就只能让主角莫名其妙的中毒 伤病 来降低主人公的战斗力 最有意思的是 开始描写主人公的机智 为了剧情需要 主人公又开始愚蠢 就像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所说的 近乎完美的 只能是 那种沐浴在圣光之下的希腊雕像 静止的雕像 不需要戏剧性 而戏剧 是需要所有的角色为事件服务的 所谓的完美 不过是思想的产物 思想遇上事实 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反过来事件总是会被思想超越 所以我们总是觉得 事件中的人 总是不够完美 金庸发现了这个问题后 绝世高手 也就不会出现在主要的故事情节之中了 扫地僧 张三丰 都不是主要人物 当然 也因为他们出过手 他们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人物 绝世高手 只能是传说 就像如今的中国武林 高人 是永远不参与格斗的
我们来看一看西方戏剧的埃阿斯 埃阿斯的悲剧始于一件铠甲的归属问题 埃阿斯认为奖品应该是属于他的 可事实是奖励给了奥德修斯 于是他狂性大发 冲入希腊联军之中 这里用了一个戏剧性的处理 那就是 神让他神志不清 其实埃阿斯杀死的不过是羊群 而不是希腊士兵 但是这也直接导致了埃阿斯的自尊心受辱而自杀 那么埃阿斯值得中国人的同情吗？ 因为没有得到奖励 就将自己的战友全部杀死 或者 因为没有得到奖励而自杀呢？ 中国人更需要什么样的埃阿斯呢？凭什么埃阿斯要得到中国人的喜爱呢？
我有时候突然想起了 牟宗三的那句话 中国是内在的超越 可能就是因为中国人缺乏讽刺精神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