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外表看是对着西方衣食住行上的模仿学习,学他们穿衣,学他们建房子,学他们修铁路高速,用他们的声光化电的技术等等,而更主要是对西方观念的了解、理解和取经,以期修补修正民族生活的不足和缺陷。什么观念?
首要的也是主要的观念就是求强还是求真。”上帝之道不在强,而在真。”佐西玛长老这样说道,中俄这两个国家的人主要都偏向于求强而非求真,人喜欢活在强的幻觉里,而非真的实境里,活在不强就会被欺负欺辱的担心里,而非真的自觉无愧的信心和安定里。人民的心理就是这样,也体现在民族生活的犄角旮旯的细节上,明显的比如就是在小屁孩的教育上,西方人教小孩尤其注重求真意识,诸如一定要说真话,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们从小的宗教教育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牵制人要强的倾向等等,而东方引导小孩主要就是”强“的教育,要崇拜强、看着强等等。中俄学习西方,都是加大求真上的努力,克制求强的倾向,不同的是俄国人认上帝,学起来比中国方便,中国人不认,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不方便,但结结巴巴也在自觉地学,宣讲实事求是等等。可学起来费劲,别扭,持续推进起来难,觉得差不多学一学就得了,因为求强的倾向实在是在血液里,在日常生活的人与人的相互影响和监督里,跟求真的倾向实在冲突得厉害。可以发现,农村人是最要强的,越要强的地方,个人生活也越辛苦,越穷困,个人的感受也越被正当地压抑忽略。除了别人忽视,自己不注意争取,也不容易争取,一切为了强让道,很多人自以为承受得了,是出于村强自大,往往滋生被迫害妄想的倾向。这也因为农民比较少机会受习俗和传统之外的影响和教育。因此,同样一件事,就比如教育,他们的教育主要是求真,我们的教育骨子里是在求强,外面看都叫教育,几乎是两码事。
其二,在为人的独立性上。中国传统的做人是与周围人的左牵右扯,这种牵扯不仅指情感,还指生存依赖、权力关系和思想观念的牵扯、规定和趋同,而且主要指后者。而欧洲人与人之间很独立,于思想观念上更是你这样想,我这样想,无神论、有神论、什么样的有神论都可以有受众,空气中某种平均而普通的做人做事的观念对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感。人与人相处上,你对我关心多了,反倒不自在,中国则你对我不关心,就不自在,感觉冷漠,人跟人挨得越紧就越好,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不爱讲独立。从每个人都要自己独立地面对死亡这一点上看,从这个铁的事实看,他们这样对。不见得他们这样讲距离和独立人跟人就更隔离断裂,中国人这样就更显得怎样,面和心不和已是我国人际关系生态里的传统。或说正因为每个人都要死亡,所以活着的时候黏在一起不是更好、更人道吗?不是,独立面对死亡这件事需要学习和适应,更不利于独立面对死亡的生活更自以为是,是错误,死亡让人不能乡愿地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种独立除了表现在日常安排个人事务、言行上显出外在的独立感,也包括骨子里的精神独立,是挣脱各种各样权威和偏见影响的独立:我要试图独立安顿我自己乃至面对我心中的上帝。
其三,我还想讲一个就是个性,生活几乎告诉每一个人你得压抑自己的个性和感受以就合全体的平均做人的样子,而这不同于我们可以从陀氏那里得到的教诲,他的教育是这样:”难道必须失去个性才能达到幸福吗?拯救存在于抹却之中吗?要我说,恰恰相反。不仅不应该抹却自身,而且还应该成为一个个性,甚至要达到比西方还更高的程度。请理解我的话:自觉自愿的牺牲,在充分的意识中、自由地独立于任何强制的牺牲,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的牺牲,在我看来,这正是个性最高发展的标志,是它最高级的标志,标志着对自身的一种完美拥有,一种最大的自由意志……”
他说幸福不在于个性的抹除,而在于成为一个个性。显然,我们宣扬的幸福就在于对自我的抹除,强制的自我牺牲,个性的裁剪,否则就被说傲慢,就是自我、自私自利(这很普遍),“虚无主义”(还是头一次听说),被贴上否定甚至严厉的标签。在此意义上,陀氏是西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这也是他引得我们持续注目的原因。
西化就是对这些核心观念的思考和践行,其外表是衣食住行上的模仿,这种模仿只是对前者的辅助。这就像初学者要学画画,先准备画板、三脚架、画笔乃至模仿画家穿衣做事等等画画之外的姿态一样,外表的意思先到了,里面的意思也就可能慢慢一点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