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推崇礼廉：司马光是杰出政治家，懂得民心向背是国家政权生存的基础，也懂得生民休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所以司马光的复兴战略首先是提出远谋要谋划对宋朝和人民有长远利益，提出的开源节流财政政策也是让百业和百姓能安居乐业，生产创造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后，收取百姓多余的财富作为储备，在支出方面再进行节约，这样才有长远利益。司马光等复兴派和强硬派要求恢复唐朝制度，这是体现在礼的制度方面，唐朝有授田制，能给予百姓土地防止百姓无立锥之地而流亡作乱，和晋朝的占田制相仿，都是能让百姓有土地能生存。司马光和王安石都看到当时土地兼并造成的危机，当时官吏和富户无限制地兼并土地都成为风俗，人民生活已经很艰难。怎样解决兼并也是当时扭转宋朝财政困难的重要问题，本质是怎样抑制大贵族大地主的压迫百姓和中小地主的问题。司马光等推崇唐朝制度有学古代用占田授田等方式的目的，在礼和制度上阻止兼并，王安石的兼并诗中提出想把财富都收归皇家抑制兼并，但是都反对兼并百姓土地，所以在变法初期司马光和王安石是联合的，皇家更喜欢王安石的皇家兼并的态度，所以是让王安石执行变法。司马光支持王安石变法，是因为王安石也采用司马光的一些政策，但是在王安石的变法被大贵族大地主利用坑害百姓后，两人就产生分歧对变法的争论也开始了。财富集中到皇家后是不可能再到百姓和穷人手中的，往往是又到了大贵族大地主手中，皇家执行的是厚赏贵族官吏的政策，对改变穷人百姓的困境没有帮助，而且腐败官僚贵族还借用变法对百姓收取更多利息，原本王安石仅收四成，变成要收取十二成，就是苏辙在批评兼并诗中提到的，还有贪官收取两倍以上的利息，这造成平民只能卖田卖牛卖房交高利贷和役钱，司马光评价这是“利于富不利于贫”反而是加剧了兼并，连王安石都被排挤走，更便于贪官污吏害民聚敛，所以宋朝的社会危机不仅没能改变，反而是更加严重，这是当时在制度上造成的严重危害。元祐之治时期，这些害民的制度才被终止，人民要求司马光执政救民的仁政才开始执行。司马光是停止收取利息，百姓借多少就还多少，这样就防止贵族地主用高利贷坑害百姓，土地兼并的趋势也能暂时终止。司马光是廉洁的清官，推崇节俭和爱护百姓，反对厚赏贵族。司马光认为只有百姓富裕有多余的财富，才能开源节流，地主贵族的多余财富更多，所以司马光反对“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主张让富户承担徭役，保护百姓和贫民，受到人民拥护，而且贪官污吏的盘剥让很多富户都负担加重，所以司马光执行让富户自己雇役的政策也保护了富户利益，保护富户中正常纳税服役者的利益，多数富户也能拥护司马光，仅贪官污吏大搞兼并聚敛害民的不满。司马光推崇的廉就主要针对当时厚赏贵族、浪费严重的弊端，官吏和贵族已经兼并占有了大量土地，甚至员外郎级别的官员都能有近千顷土地，而且官吏生活腐化浪费，都是加剧土地兼并和百姓贫苦的原因，更造成国家财政支出严重超支，官吏有钱后更贪婪更多买地兼并，很少有像司马光和王安石等能俭朴的，有钱后的官吏往往生活更穷奢极欲、更浪费，也造成后来岳飞说的“文官爱钱，武将怕死”，文官想要保持不断升高的享乐生活能不贪吗？只会越来越爱钱，武将有钱后也仅岳飞等少数不享乐，多数都享乐求安逸贪生怕死，造成军事力量削弱。所以司马光是坚决要求推崇廉洁、俭朴，坚决反对厚赏贵族。司马光甚至把皇帝的赏赐捐赠给官府作为公使钱，自己的俸禄和收入大多数都分给贫穷的乡人和亲戚，自己妻子去世都需卖自己的土地置办丧事，对儿子都要求生活简朴，写下著名的《训俭示康》教育后代俭朴。司马光的一生廉洁，爱国爱民思想有很多，其中推崇礼廉是后世影响最大，司马光推崇礼廉同时，也提出国家建立储备的重要性，这是防止出现紧急灾害战争没有办法应对的困境，也能在灾害中至少让灾民能吃上粥。历朝历代在进步发展时期，往往都是能遵循司马光的进步思想，推崇礼廉来要求官吏，而对待百姓则采取富民强民的政策，百姓衣食足才能遵纪守法对政府忠诚，民穷民困时政府就会成为人民厌恶敌视的对象，防止民穷民困的政策不是骗百姓借高利贷，而是让百姓生产积极、勤劳致富后，再节俭储备应对饥荒，百姓自己有储备就能应对饥荒，不至于没有储备而借贷或流亡叛乱起义，只有在制度纲纪方面能约束官吏廉洁，节俭的风气在官民中都能遵循，才能国富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