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由此可知，在中国西南是一直存在着一条商品外销的贸易通道的，这条通道就是古身毒道！

古身毒道，就是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的路线。准确的说：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就是在古身毒道的基础上修建的。

有了这个西南外贸通道的认识，也才能对蜀汉诸葛亮的南征有更清晰的理解。
诸葛亮南征南中地区的战略目标是让当地的大族、豪强势力的心悦诚服，即“归心”。
那么诸葛亮南征南中为什么要追求当地大族、豪强势力的心悦诚服呢？
在夷陵之败后，蜀汉一片愁云惨淡的景象，怎么让蜀汉的各阶层形成共识？怎么凝聚人心？诸葛亮的策略就是：利益捆绑。
那么利益从何而来？诸葛亮就以纺织品—蜀锦、蜀布的这块利益作为凝聚蜀汉人心、力量的抓手。这其中特别是以蜀布为主的纺织品外销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利益来源。
诸葛亮为什么要南征？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理顺蜀汉纺织品外销的利益分配体系：即蜀汉是生产端和总经销商，南中大族豪强是中间商，南中印缅等地是市场。
诸葛亮的南征就是要解决在这个体系中谁说了算和其中的分配比例的问题。
这也是诸葛亮作为蜀汉实际最高执政者为什么要亲自南征的原因：就是用自己的身份为这个利益体系的分配做承诺和担保。
所以诸葛亮的南征并不是以攻城掠地为主，而是要以南中地区大族豪强势力的“归心”为主要目的的根本原因：因为要依靠他们把这个纺织品生意继续做下去，做好，做大，共同得利——当然蜀汉肯定是要拿大头的。
这也是诸葛亮在践行《隆中对》中“利尽南海”的真实含义——即在诸葛亮的认识中，“南海”是包括现在的印度次大陆的东岸地区、缅甸、中南半岛和东南亚这一广大的地区的，这里众多的人类族群就都是蜀汉商品的消费者，而且这还是一个完全的卖方市场。

这个结论难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把道理一捋，就知道没那么复杂。
两个证据：
第一、《三国志·霍弋传》：“
“时永昌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
霍弋传的这段文字，如果没有对西南对外贸易通道的认识基础，会被认为是很平淡的、很普通的对个人事迹的记录。
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也是其传神之处就是“破坏邑落”这四个字。
霍弋宰了人，他是闲的没事还要拆毁建筑物吗？如果这个“邑落”是边远偏僻之处，任其荒废不是一个正常的举措吗？为什么要拆建筑啊？因为这个“邑落”是当道而立的，所以必须要拆！
那么这个“邑落”当的什么道？西南纺织品外贸通道！否则在史书上就没有记录的必要。要知道，我国古代的记录载体是很昂贵的，是不可能记录闲事的。
这个事反过来说，这股夷獠为什么要当道建立“邑落”呢？就是因为这里是商道，而且是很繁华的商道，当道立寨就是收“过路费”，是能抢就抢，抢不过就收保护费的玩法。
霍弋是永昌太守，后来统领南中事务，地市级甚至省级军政主官，闲的没事跟蛮夷打仗玩？兵凶战危之事，是要搏命的！
再有打仗就是打钱粮，没有利益需求，在家喝酒不好吗？所以只能是这股夷獠的存在要么是侵害了霍弋的直接利益，要么就是间接侵害了他的利益，所以他才会去干这个事。
由此也可看出，蜀汉南中地区的官员，都是切切实实的在维护这条商贸通道的。
这也是个人推测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的来源的基础。
蜀汉时期，官员到南中地区任职，可不是被贬谪发配的，这里是实实在在的“肥缺”！

第二个证据；秦论来华。
秦论来华的事迹最早是南北朝时期的《梁书》记载的：
“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贾人秦论来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
秦论来华是想要干什么呢？
贾人，商人嘛。那么他要做什么生意呢？为什么他从海外来，要将登陆的地点选择在交趾（今越南北部）呢？
在中国古代，从中南半岛南部北上中国的航路：沿中南半岛东部沿岸航行，到现在的越南的海防港，就是交趾郡；继续由交趾往东北方向航行，向广州这边，就是当时的南海郡。这两段航路都叫“日南道”。
那么为什么秦论会选择到交趾呢？
这和他的生意有关！因为秦论来华就是要做纺织品生意。
秦论选择登陆交趾，是为了在这里能就近获得从夜郎道（四川—贵州—广西）而来的蜀汉纺织品，这是一个商人的基本思维：越靠近产地，成本越低。
那么在身毒道这条陆上商路对印缅等地都有商品输出的情况下，秦论为什么要另辟蹊径的走海路呢？富

富贵险中求！
在公元三世纪，从印度次大陆走海路来华是要承担船毁人亡的风险的，那么秦论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
因为陆上的各个商业节点都已经被固化了，他掺合不进去，所以不得不选择高风险的海路贸易。
那么秦论来华做生意是要选择的三国中的吴国的纺织品吗？
不是，他是想要蜀国的纺织品！只是当时的交趾是吴国实控，所以他不得不和吴国的君臣虚与委蛇一番罢了。

通过对这两个证据的解析，就能知道：诸葛亮要亲自南征南中地区，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蜀汉发展工商业奠定基础，通过理顺这条商路上的利益分配，使蜀汉能够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去不断的北伐中原。
通过这条利益链，将南中等地的大族豪强也“绑上”蜀汉的战车，使他们心甘情愿的为蜀汉付出，所以“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同时，这条利益链条的存在也确保了蜀汉时期南中地区的总体稳定。
End

探究三国蜀汉的“神秘人”——阎宇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三国蜀汉的文章，所以对蜀汉的人物都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蜀汉的人物中，居然有一个“三不明”的高级官员：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

阎宇的资料基本上就《三国志 m》、《华阳国志》中的寥寥几句话，这就造成了他“三不明”的形成：家世不明、功绩不明、结局不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里关于蜀汉纺织品销售中，被问到了一个问题：蜀汉谁在具体负责纺织品销售的工作？我当时就想到了阎宇，不过阎宇只是蜀汉纺织品贸易中众多相关人士的一员，算是个代表吧。

阎宇在蜀汉历史中第一次出现是257年以右将军衔接替张松之子张表出任庲降都督，这是在南中地区；258年，阎宇又接替生病返回成都的宗预转任永安都督，接替他统领南中事务的是永昌太守霍弋（估计霍弋是资历不够），阎宇这是到了江州；而到262年，黄皓准备罢黜姜维而让阎宇统领蜀国军事事务，表明这是准备让阎宇去武都了？
非常巧合，成都、南中、江州、武都是蜀汉纺织品销售的四个重要节点，为什么都和阎宇的履历重合呢？
蜀汉纺织品贸易路线

现在就来好好的梳理和探究一下阎宇身上的秘密吧。
一不明，阎宇的家世。
《华阳国志》：“阎宇，字文平，荆州南郡人”。关于阎宇的来历就这么点字，但按照蜀汉后期的官员选拔来看，能出任重要职位的基本上都是“二代”。阎宇要是二代的话，那么在蜀汉官员中就只有前巴西太守阎芝了（还有一位是行参军、建义将军阎晏，但这位没有事迹，无法关联）。可惜阎芝只在《三国志·马忠传》里有一笔，再有就是《后出师表》中有提到过名字。
关于阎芝的来历，在《后出师表》中被归类为“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那么他是荆州人氏的可能性非常大；再有，阎芝是刘备征东吴时期在任的巴西太守。这个职位在刘备入蜀初期是张飞担任，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是联通荆益和汉中等地的重要节点。即使在219年张飞升任右将军后，但张飞并没有回成都，而是继续在这里主持军务，这个时间节点估计就是阎芝任职时间的开始。那么关于阎芝也就大致能判断：他是随张飞一同征蜀和治理巴西郡的荆州人士，是张飞麾下的重要官员，毕竟能接张飞的班，张飞的意见就是很关键的。
阎芝大概在229年前后去世，如果阎宇是阎芝的子侄的话，那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就不能被忽视：马忠。

因为在刘备夷陵之败时，马忠受阎芝指派带兵去永安救驾，从而被刘备欣赏进而授意诸葛亮重用，马忠因此成为了“中央级后备干部”。在这个意义上，阎芝算是马忠的“举主”，这个提拔举荐之恩可是非常大的。
马忠，在诸葛亮南征时是能够独立领军一路的将领，然后又出任庲降都督；在兴势之战时期，马忠是代替费祎在成都平章国事的蜀汉最高级官员，他的政治能量是足够的。
那么阎宇的仕途轨迹就可以推导了：随马忠南征，在庲降都督府开始任职。那么阎宇接触的什么工作呢？作为老上司的子侄，跟随马忠担当亲近僚属，在其麾下要么是清雅闲职要么是核心机要。从阎宇早期的名声不显看，他应该是后者。那么南中地区有什么核心机要工作呢？纺织品外销。这个生意既是蜀汉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督抚大员统兵养士的一项重要福利，由阎宇承担，既是对他的信任，更使他能够掌握实权利益，这是马忠在回报老上司的举荐恩情。

通过阎宇在蜀汉官场特别会“来事”这一特点，也能看出阎宇对把握和交换各种政治、经济资源的运作充分和手法纯熟（“宿有功干，於事精勤”）。而马忠的短暂主持国务，也为阎宇提高了平台和增加了机会，阎宇与黄皓搭上线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通过双方掌握的纺织品生意的工作关系（黄皓是有掌内库的权责的），从日渐亲近到党同内外也就顺理成章了。阎宇虽然党附黄皓，但并不是完全以黄皓的好恶为标准，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是很温润圆滑的。
马忠在249年去世。阎宇从249年到257年的事迹没有记录，但这八年恰恰是阎宇仕途的重要时期，他在哪里任职？干什么？
257年阎宇任职庲降都督，一年后转任永安都督，但他在南中任上却得到“宿有功干，於事精勤”的评价。透过这个评价是怎么得来的和当时庲降都督府内的官员结构完全能够推断：在马忠去世后，阎宇依然在庲降都督府内承担钱粮绢帛的后勤“浊务”，因为此时的庲降都督张表、副都督杨戏都是“名士”。可以说在马忠去世后的庲降都督府是武靠张嶷，文靠阎宇。而这八年也是阎宇逐渐党附黄皓的过程，这也是阎宇在257年能够接替张表出任庲降都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熟地熟事熟，原地提拔转正。

二不明，阎宇的功绩。
阎宇是没有参加蜀汉在北边的历次战役的，而在南中地区平夷獠，一个是张嶷一个是霍弋，也没有阎宇什么事，那么为什么会有“宿有功干，於事精勤”这个评价呢？还是因为阎宇在军事后勤方面的经营调度的功绩和能力。而“精！勤！”可不止是说业务能力啊！
阎宇从南中转任永安都督，应该是又被“压担子”了。因为在蜀汉东部能够担任独挡一面的但大员都必须具备一项重要能力：外交！邓芝、宗预都曾是出使东吴建立起良好的蜀吴关系的人员。阎宇能够出任这一职位，表明他的处事能力，得到了蜀汉政权的认可。而蜀吴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也是维系两国友好的重要物质基础，由熟悉业务的阎宇来主持，也体现了刘禅对他的信任。
在262年姜维在侯和作战失利后，来自于诸葛瞻对姜维不断北伐的反对和黄皓对姜维的厌恶，阎宇就成为了当时宫中府中都认为可以接替姜维的人选。因为要废除姜维的领军权，必然要阎宇去武都方向收服其僚属部曲，用阎宇这个熟知军旅后勤和各种养兵之法的“专业人士”是能起到见效最快和动荡最小的作用的。黄皓推举阎宇接替姜维的最大考量就是要把对北线纺织品贸易牢牢掌握在刘禅一系手里；而阎宇指挥作战能力的薄弱，反而使他成为了诸葛瞻“保境安民”政策的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宫中府中一起“倒姜维”的打算应该是被刘禅否决了，因为刘禅是姜维领军的最大支持者。不过刘禅倒不是要支持北伐中原，北伐只是刘禅应对诸葛瞻的一个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