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娘子关危局中的七亘村战斗
1937年10月下旬，娘子关战役呈胶着状态，日军第20师团为打破僵局，采取侧翼迂回战术，派出左纵队，意图经测鱼镇、七亘村、马山村、东回镇、西回村向柏木井方向推进，前后夹击娘子关守军。
察觉日军阴谋后，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火速向娘子关东南敌之侧后挺进，寻机歼敌，配合蓝军阻止日军西进。129师主力于10月18日抵达平定以东——
18日晚8时，386旅旅长陈赓率771团、772团抵达马山村；
19日下午，129师师长刘明昭到马山村与陈赓会合。 （以上人物行程，出自《陈赓日记》）
20-24日，129师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七亘村、马山村等地作战，阻击、迟滞日军迂回攻势。
蓝军方面也采取紧急行动，用铁路调运川军41军122师364旅、366旅两个旅赴平定，令其进驻马山村接防，与129师合力抗击日军。（出处：黄绍竑10月23-25日致蒋密电； 原川军122师364旅727团团长张宣武《东回村遭遇战》）
马山村、七亘村一带是娘子关防线的最南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蓝军防守最薄弱之处。能否凭借天险，阻住日军左纵队的迂回攻击、挫败其前后夹击的企图，成为决定娘子关战役胜败乃至整个抗日战局走向的关键。

二、七亘村三次战斗的战术解构
（一）第一次战斗：七亘村被袭战
为挫败日军南线迂回阴谋，为川军122师进驻接防争取时间，3月22-24日，刘明昭集中129师主力2个团，精心策划和组织了一次伏击战——
刘明昭亲自指挥386旅771团，在桃家岭（东石门）、七亘村之线，采取运动防御方式，阻击、迟滞日军；
386旅旅长陈赓指挥772团，从马山村出发，向南藁亭村及七亘村以南高地开进，准备侧击敌人。（上述部署出自《陈赓日记》10月22-23日）
然而，由于刘明昭的指挥问题，771团突遭日军夜袭，迅速溃败，被迫撤出阵地。
10月23日，771团在东石门、桃家岭山地与日军激烈交战，晚上阵地失守，后撤至七亘村宿营。（出自《陈赓日记》、杨国宇《刘登麾下十三年》）
24日凌晨，日军“故意避开大路，从谷底小沟秘密通过，绕过第771团的警戒线，然后突然袭入第771团的阵地。第771团仓促应战，且战且退，被迫分散撤出了阵地。”（出自《刘明昭传》）。
初战溃败后，刘明昭令771团向南撤退至东冶头镇休整。（出自《陈赓日记》、黄绍竑10月25日致蒋密电、阎锡山等10月25日致蒋密电）
这一决定，使得马山村、七亘村一带天险成为真空地带，日军迂回部队遂长驱直入。
24日下午3时，当陈赓带领772团赶到战场时，友军和敌军主力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陆续通过的零散日军，伏击计划全部泡汤。陈赓无奈返回孔氏村后方。（出自《陈赓日记》）
刘明昭指挥的771团的过早溃败和南撤，还顺带坑了友军一把。
日军突破七亘天险后，经马山村向东回村、柏井驿急进，与越过东回村赶赴马山村接防的川军122师364旅不期而遇，双方激战一日，364旅大败，伤亡惨重。
日军随后北上，击败仓促赶来的122师366旅主力，占领柏井驿，进入娘子关及旧关背后，形成夹击之势。不久之后，娘子关守军全线溃败。（以上出自张宣武《东回村遭遇战》、刘存善《娘子关抗战概述》、黄绍竑10月25日致蒋密电、阎锡山10月29日致蒋密电）

（二）第二次战斗：七亘村大捷
10月25日，获悉川军122师与日军激战的消息后，为配合蓝军阻击作战，陈赓象征性地派出一个营（772团第3营），由772团副团长王近山指挥，到七亘村附近（营庄以南高地）打游击。
10月26日，王近山指挥772团第3营在七亘村、甲南峪之间打了一个成功的伏击战，歼灭日军辎重部队300人，缴获骡马300余匹，满载军用品，炮弹、弹药、无线电器材、干粮，堆积如山。（以上出自《陈赓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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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次战斗：七亘村“半吊子”伏击战
10月28日，陈赓到772团参加战斗检查会议，会议中途，接到王近山报告：有一股日军辎重部队，经七亘村向西开进。
陈赓当即命令王近山（手中只有一个连）在七亘村再打一个伏击战，并临时调动772团主力赶赴现场参战。
由于部队分散各处，且事前并无伏击计划，日军通过伏击阵地时，现场只有第3营9连一个连。其余部队直到29日天亮后才赶到，日军已经分头逃到平定和测鱼镇。（以上出自《陈赓日记》）
此次由陈赓临时起意、王近山具体指挥的伏击战，规模很小，效果不佳。《陈赓日记》未交待歼敌人数，只列举缴获压炸干粮百余箱、骆驼20余匹、骡马10余匹、步马枪20支。《129师战史》则称“毙敌100余人”。

三、“七亘村大捷”背后的三大问题
（一）刘明昭首战溃败，导致战局急转直下：
1、反应迟钝，仓促应战：
据《刘明昭传》描述，刘明昭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想来个避实击虚。现在既然发现新关也不易得手，它很可能还会往南迂回。新关以南的石门，位于防御主阵地的右翼警戒线上，必须火速派兵占领，严防日军偷袭。”
然而，上述传记中刘明昭英明警觉的形象，在实际中压根就不存在。
据《陈赓日记》记载，刘明昭10月19日就到了马山村，而20-21日整整两天时间，都没有对日军迂回作出提前应对（期间还派772团挠痒痒式袭击长生口）。
直到22日，日军进驻测鱼镇当天，刘明昭才着手部署771团到桃家岭（东石门）至七亘村一线阻击，并紧急调陈赓和772团回马山，仓促进入接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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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管指挥，全程挂机：
10月23日，东石门口阻击战正式打响，当晚771团阵地失守，退回七亘村。24日凌晨，771团阵地被日军偷袭，分散突围，退守七亘村以西高地，白天又被日军攻破，被迫南撤东冶头，七亘天险遂成真空地带。
作为本次阻击战的直接指挥者，刘明昭将战斗指挥之责委托给386旅副旅长陈再道和771团团长徐深吉，自己则呆在马山村后方全程挂机。
直到发生771团遇袭的严重事件后，刘明昭才从马山村出发，到七亘村打听消息、收容部队，期间遇到小股日军攻击，被迫分散突围回马山村，实际上只是走了个过场，于事无补。
（刘从马山到七亘遇敌突围的细节，出自原129师政治部特工干事张香山《七亘村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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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锁反应，战局崩坏：
10月23-24日，刘明昭指挥的771团，首战失利，南撤自保，致使马山村、七亘村一线防御空虚，紧急接防的川军122师与日军不期而遇，仓促应战，终因损失惨重而溃退。
牵一发而动全身。蓝军仓促从娘子关正面抽兵补漏，拆东墙补西墙，阵脚大乱。（出处：黄绍竑10月25日致蒋密电、阎锡山10月29日致蒋密电。）
不久，在日军前后夹击之下，蓝军全线溃败，娘子关旋即陷落，整个抗日战局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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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亘村第一次作战溃败，在当时影响颇大，甚至惊动了延安。李得胜亲自发电报通令全军，严厉批评771团，并对刘明昭作不点名批评：
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
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
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二）七亘村三次伏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叠设伏”：
1、从地理条件上看：
七亘村及其周边地区是129师的防区，且是日军南下迂回娘子关的必经且唯一路线，129师的游击战，必然围绕这条线展开，而游击战的性质，又决定了在这一地区进行多次战斗是必然的，并不存在需要打破常规思维、反常用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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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兵力投入上看：
第一次作战失利后，129师擅自南撤，让开险路，导致日军成功迂回。为配合蓝军正面作战，不得不象征性地派出1个营到敌后开展游击战。
第二次伏击，参战兵力仅1个营，第三次伏击，干脆只有1个连在场。
当时129师有2个主力团，如果真要搞“重叠设伏”，怎么可能只派出区区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进行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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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作战计划上看：
第一次伏击，刘明昭亲自指挥771团打阻击，陈赓指挥772团打迂回，明显经过了精心设计和部署。
而到了第二次、第三次伏击，计划性就大部分消失甚至完全消失了。
第二次，陈赓“令近山率第3营秘密进到营庄以南高地伏击敌人”，作战范围相当模糊，投入兵力仅一个营，明显具有随机性、偷鸡性和小打小闹性质。
第三次更加随意，直到开会中途，陈赓才临时起意打伏击，仓促调主力参战，结果赶不上趟，只有一个连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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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作战效能上看：
“重叠设伏”明显受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制约，是一种形式大于内容、性价比很低的“鸡肋”战术。
众所周知，伏击战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10月26日的第二次伏击，正值日军主力在东、西回地区与川军激烈交战，七亘、马山一线已沦为后方，日军暂无余力维护交通运输线，而此前771团的迅速溃败，也让日军产生轻敌麻痹心理，虽然772团只投入一个营进行伏击，但时机刚刚好，因此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10月28日的第三次伏击，据《刘明昭传》描述，“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他们万万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于是，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给日军一个突然打击。”
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据李达《抗战中的129师》描述，新败之后的日军“已有精神准备”，为辎重部队配备了较强的掩护兵力，行动也十分谨慎，“警戒和搜索非常严密”，加之伏击兵力只有一个连，最终战果断崖式下滑。
这两次战斗充分证明，所谓“重叠设伏”，不仅理论上违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原则，实战上也达不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不过是宣传上的噱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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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七亘村之战，根本不存在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的“重叠设伏”，纯属事后拔高的“岁月史书”和文学重构的“战术神话”。

（三）刘明昭“指挥”七亘村大捷，纯属移花接木、无中生有
关于“七亘村大捷”最原始真实的记录——《陈赓日记》揭示，七亘村三次战斗，除第一次溃败由刘明昭直接指挥以外，第二次、第三次胜仗，都是由陈赓托管、王近山直接指挥的。
然而，《刘明昭年谱》《刘明昭传》《129师战史》等史书和传记，置《陈赓日记》的原始记录于不顾，通过隐瞒事实、移花接木、编造段子等手段，不仅将本来属于刘明昭的指挥问题和导致战局崩坏的重大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而且编造了“重叠设伏”的战争神话，并将本来属于陈赓和王近山的策划指挥功劳，一件不落地全部剥夺并嫁接到了刘明昭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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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昭年谱》运用“春秋笔法”，将刘明昭到达马山村的时间，从10月19日延后至23日，对刘明昭23日的活动内容，仅用“在该地指挥部队打击西进的敌人”一句话带过，接着写刘明昭24日从马山村出发到前线指挥所，25日亲自到七亘村看地形，丝毫未提及刘明昭直接指挥阻击作战、771团遇袭溃败、七亘天险尽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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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昭传》的叙事技巧更显“巧妙”，描述完771团七亘村受袭、丢失阵地的经过之后，专门点出刘明昭“恰好赶到，立即指挥随带的部队投入战斗，日军受到意外打击，停止了攻击”，不但将溃败原因归咎于771团的“警戒疏忽”，隐去刘明昭反应迟钝、全程托管导致石门、七亘一线天险尽失的重大责任，而且通过转移时空、嫁接指挥，将刘明昭事后到七亘村打听消息，遇到小股日军攻击，被迫分散突围回马山村的“走过场”行动，虚构美化成刘明昭“恰好”赶到，就地指挥，打退日军，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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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师战史》的做法更干脆，直接抹除本次溃败，将“七亘村大捷”的叙事起点，设定在第二次伏击成功的10月25—26日，接着又将10月26、28日两次胜仗的决策和指挥功劳，全部转移嫁接到刘明昭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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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失忆+嫁接”的双重机制，成功塑造出了七亘村“重叠设伏”的神话和刘明昭“用兵如神”的传奇。
然而，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史实的，也是有违史德的。

刘粉造谣：771团遇袭时，刘明昭在曾万钟那里，不在指挥岗位上。
事实打脸一：771团是10月23日深夜—10月24日凌晨遇袭的。《陈赓日记》：（10月23日、24日）刘（明昭）和（陈）再道率771团固守七亘前面隘路，我率772团18时由马山出发，进到王得寨、川口一带，早5时即向南亭村及七亘村以南高地开进，准备侧击敌人。
打脸事实二：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10月23日）刘师长在马山村指挥。（10月24日）刘师长出发到前线（七亘村）指挥，我们仍在马山村后方，后移北界都。
打脸事实三：《刘明昭年谱》：（10月23日），（刘明昭）在该地（马山村）指挥部队打击西进的敌人。（10月24日），（刘明昭）从马山村出发到前线指挥所（七亘村）。
打脸事实四：原129师政治部特工干事张香山《七亘村之战》：到五更时分（24日凌晨），通讯员喊“报告”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了……这是一道立即集合出发的命令。因为师长要到营庄、七亘一带去观察地形，并且还由于昨夜驻营在这一带的七七一团一部，遭到了敌人的夜袭，失掉了联络，师长想亲自去勘查一番突围的情形。我们一行三十几人——刘师长、宋主任、李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参谋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另外是一班带驳壳枪的警卫员和几个准备到前方造饭的炊事员。走出村子，黎明前的寒风，像刀刃一样刺着肌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