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维模式是经验主义，因此很多人都喜欢东施效颦，但这是错误的。1800年前后的英国只有200万城镇人口、千万左右的本土人口 。
就是1850年，拥有当时世界一半工业生产的大英帝国本土城镇人口也只有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城镇人口的一半。
换句话说:基于宋明的古代穿越架空根本就不缺乏城镇脱产人口基础、甚至不缺乏劳动力和资本。
如果以100年为单位，清朝初期的一点一亿人口在近代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很正常发展5亿人口。1950年拥有全球40%工业生产、劳动环境相比一战前有很大改善的美国也不过1.5亿人口。
古代架空中的近现代化，不缺资本也不缺人力、首要问题一直是土地利益、权力附属利益、过剩而内卷的劳动力从古至今对具有技术推动力作用的进步生产力所形成的阻碍作用。
如果不想方设法的抬高劳动力成本，甚至是欲求其中必用其上的激进手段抬高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成本，富裕群体和精英阶层就只会躺在简单粗暴的仁矿利益上不思进取。
新质的工业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就有可能遇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在中国遇到的那种问题 。毕竟中国的农村天赋是不能跟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相比的、还有着很多大型社会的天然弊端。
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工人及工人本身的“生源品质”是生产力的重要推动作用。如果劳动环境恶劣 ，加上劳动性质和缺乏上升通道，社会地位必然更为低下、必然形成工业发展的重大阻碍。
如果说在信息化与数控机床时代的当代中国，此类问题还不是特别致命的问题的话，那么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技术条件下没有外部压力动力的先发国家，这就会是一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这就是我调整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古代或者近代架空必须采取在这长期坚持亲劳动力的左倾政策、甚至是激进左倾政策的原因 。
一些人鼓吹在当代中国应该“一碗水端平”的扩大内需，应该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收入比例，这不一定是实事求是的主张（新质的先进生产力，不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中位数普通人的消费乃至消费者维权能力能够推动的。中低收入人群有中低水平的消费者反馈 ）
但是在19~20世纪的技术条件下 ，还想定位先发国家集团之一，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