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综合国力来看。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最后被蜀军所平。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却仍未得以改善。这时的蜀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宿敌曹魏,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孙吴。如果长期与孙吴这样敌对下去,蜀国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也就更难得到实现了。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说法来称之,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