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太长，我就起个单章
由于普洱茶原产区与中原文化发达区的万水千山之隔，普洱茶这朵奇葩直至明清时期才被认知，这就让人们对普洱茶的历史文化的认识带来了很多的不足与误区，随着人们对普洱茶认识的加深，普洱茶的影响力在逐年提升，2007年普洱茶成为当年中国的三大热词之一:股票、房奴、普洱茶。
很显然，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把普洱茶前世今生说清楚才行
要搞清楚云南三千年来茶叶种植加工与贸易传播路径，首先要解决哀牢国的族属问题，百濮、百越是怎么一回事，乌蛮、白蛮是怎么一回事，彝族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笼统地说濮人种茶，或者乌蛮种茶。
为什么哀牢国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地跟如今的云南茶叶主产区版纳、临沧、普洱、保山、大理、德宏等地重合。而且哀牢国的北部以氐羌为主，中部南部以濮越为主，正好与濮人种茶暗合。
先说哀牢国的族属问题。两汉突然冒出来一个哀牢国，汉武帝之前的历史不可考。有人说哀牢国是氐羌系的国家，有人说是濮人建立的国家，有人说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其实哀牢国并不是一个集权国家，而是部落酋长国，也就是几十个部落的联盟，部落叫小王，哀牢王是几十个小王（77王）的总王。哀牢的原住民以濮人（布朗、佤、德昂先民）、越人(傣族先民)为主，后来氐羌从北边南下，到了汉朝，形成北边是氐羌，南边是濮越的格局。
由于古人偷懒，我们现在很难搞清楚百濮、百越究竟包括哪些民族。但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傣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去溯源，根据这些民族的传说，都是说从北边南迁，也就是打仗打败了，从故土南逃，而且是在南逃途中，发现与利用野生茶树。传说中的故土在金沙江流域、洱海与滇池，沿着澜沧江、怒江两条江南逃，这两条江其实就是云南茶树种植的核心区，也是野生茶树的主要分布区。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这样就可以大胆假设，以前住在古蜀国南边，深受古蜀文化、印度文化影响的布朗、佤、德昂与傣族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受两件事影响而南逃，一是氐羌人南下，二是秦王国灭古蜀国，造成民族大迁徙，其离开金沙江、滇池、洱海一带，在保山、大理南部、临沧、版纳、德宏与普洱，甚至缅北一带建立哀牢国。由于他们有巴蜀文化及古滇国的农耕文化底子，于是大幅度提升驯化野生茶树的水平。这是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第二缕曙光，是两汉及诸葛亮开发永昌郡带来的。
“茶山有茶王树，较五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檀萃《滇海虞衡志》)。
武侯就是诸葛亮· 孔明先生，相传他在公元二二五年南征，基诺族，深信武侯植茶树为事实，并世代相传，祀诸 葛孔明先生为“茶祖”，每年加以祭拜。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中描述的茶可能产自云南的滇东北。
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
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文章说茶子产于南中，但没有具体说产自南中哪里。我们只能假设，既然提到南中，很可能作者的本意包括云南。
唐朝之前的云南产茶都是语焉不详，因此云南茶产业的信史只能从唐代算起。
唐朝 咸丰三年(公元 862 年)樊绰出使云南。在他所著的《蛮书》卷七中有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就证明了唐代时期已经云南就有生产茶叶，而饮用方法以烹茶为主。
古代种植茶树的先民濮人，现今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 史称“茶兴於唐，盛於宋”。主产於西双 版纳的普洱茶在唐代(公元618—907年)就已销往四面八方。
清·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中有“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西番指今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
南诏与唐朝的数次战争，尤其是天宝之战十几万唐朝士卒流落在南诏；公元829年，南诏更从成都掳掠回“子女百工”（女子和工匠）数万人。许多工匠的入滇，自然也带来唐朝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制茶。大山深峡中的云南茶农很快普及了饼茶，团茶的制茶工艺，这样的茶产品形式对于在“更难于上青天”的滇道上运输显然更有帮助，这就超越了模仿时尚的意义。但采用蒸青技术，改变晒青技术却不像改变产品形式与饮用形式那么容易，可能是经济条件限制产品技术的更新，也可能就只是简单的口味习惯，滇人似乎只愿意学习唐朝的形式，于是，洱海地区的“三道茶”也加入姜、核桃、枣等调味品，使用的茶却是自古以来的晒青茶。
宋朝之前虽然早有先民种茶喝茶，可是并不为中原人士所熟知，基本行销疆外。
因为宋太祖挥玉斧不图云南，南诏经过郑、赵、杨之乱，被段氏大理国延续。大理国在相对和平安宁的200多年前。几乎不受外界干扰，晒青紧压茶的工艺被自由自在地继承，并因为与吐蕃的商贸而大力发展。
宋代(公元 960—1279年)除进行川滇藏茶马交易外．大理国还派使臣到广西以普洱茶与宋朝静江军作茶马交易。运至中原和江南一带的普 洱茶，是上乘的“紧团茶”，又称“圆茶”。
南宋·李石(约12世纪中期)《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
元世祖平云南后，洱海地区、永昌地区（今保山、临沧）的王族势力及许多少数民族都被迫迁移，随着迁移，云南独有的“晒青紧压茶”工艺也被迁移到云南各个角落。当年是南诏国、大理国边远之地的银生节度辖地（今天的思茅、版纳及临沧一部分）逐渐成为新的“晒青紧压茶”生产中心。
元代(公元1206—1368年)，普洱茶已 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
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说：“‘金齿百夷（傣族）’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
民间在普洱进行茶叶交易的年代甚 为久远。(滇云历年志载：“六大茶山产茶 ……各贩於普洱。……由来久矣”。
而这时中原的茶叶生产工艺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追求新鲜清香的炒青、烘青散茶产品已经非常成熟、江南等地的绿茶文化已经非常发达。明太祖于公元1391年发布诏令，废团茶，兴叶茶，从此贡茶由团饼茶改为芽茶（散叶茶），对炒青为代表的绿茶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云南的山太高，路太难走，皇帝的诏令还未到达云南茶山，官员们就忙着去执行皇帝的新诏令而不是落实老诏令。况且，云南的茶农老老实实的执行了一次皇帝的新诏令，结果才爬了一座山，星星苦苦做出来的产品就全碎了，后来只有大着胆子还是做饼茶卖——朱元璋的命令实在不适用与云南。
公元1620年，谢肇（zhào）制在《滇略》中记载当时云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 普洱茶这一名词由此正式载 入史书。
普洱茶在云南的兴盛是在清朝，清朝时候普洱茶变成贡茶，贡茶因为运到北京去以后，路途非常遥远，每年进贡大概有6000斤运到北京，皇帝留一部分，剩下大臣分了，其实贡茶量就少了，物以稀为贵，东西少的时候，普洱茶价值越来越高，尤其是皇上喜好的东西。
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称：“普洱之名在华茶中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茶）可比”。
清代学者赵学敏著《本草拾遗》中提出普洱茶的药性及功能为：“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温味甘，解油腻、牛羊（肉）毒，下气通泄”。
《普洱府志》记为：“普洱茶名重京师”。
在大众茶已普遍受欢迎基础上，清庭将普洱茶首次列为“贡品，分芽茶、团茶两种”。
同期志学家张泓著《滇南新语》中记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妆资故名”。女儿茶在此时随贡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复将普洱贡茶改为：“团茶（内分5、3、1、0.4、0.14斤五种）、锡瓶装蕊茶和芽茶、缎绵木匣装茶膏”，称为八色贡茶。
阮福著《贡茶案例》中记述采办情况为：“每年进贡之茶，列于布政司库银息项下，动支一千两，由思茅厅领转采办，并购茶瓶、缎匣、木箱等，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同文记普洱贡茶采摘情况为：“于二月（农历）采蕊极细而白者，谓之毛尖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买运）茶。”
《普洱府志》记为：“农历二月开始采茶，芽头细嫩且多白毫（毛）者为毛尖，农历三～四月采摘为小满茶，六～七月采摘为谷花茶”。
据清代文豪曹雪芹著《红楼梦》第61回写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着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闷了一大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从此段记述中可以看出：诺大的贾府不是每个院都有普洱茶，只有视为掌上明珠的贾宝玉的怡红院才有，用笑着说，分明是乞讨，却遭袭、晴二人忙说已喝过两碗而婉言拒绝，可见普洱茶之珍贵。再看全本书，提到喝茶处很多，但仅此回提到喝普洱茶中的女儿茶，一可见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间的鼎盛名气，二可见曹雪芹那除却普洱（茶）不是茶的独钟之心。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 期，因为作为贡茶，很受朝廷赞赏，便极大地 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此时，以“六大茶山 “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年产乾茶8万担，达历史最高水平。到清朝末年，茶税更重。官府设置茶官，控制茶叶贸易，收取茶税。随后又开“洋关”，增收“落地厘金”，每一两银价值的茶叶加收2分茶税。茶农不堪重赋，便弃茶另谋它业，马帮也改走它途。六大茶山敷遭火患，茶树焚毁，疾病流行，植茶之农，死亡甚夥，致茶产锐减过半，六大茶山逐渐萧条。
进入20世纪，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呈下降趋势。在设置“思普沿边行政总局”期间(公元1913—1928年)，由於政局较稳定，对茶叶生产销售采取“民营、宫茶合办”的经营方式，茶农和茶商有利可图，茶叶年量不再下降，保持5万担的水平。公元1929年至1938年，云南省地方政府将西双版纳改为县治，茶叶生产是“官办民营”，茶商设庄制茶，民间运销，政府收税。公元1930年，每公斤茶叶收税滇币3元。公元1936年增至5兀，公元1938年更高达8元。加上公元1936年后印度茶．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与普洱茶竞争，普洱茶向东南亚的出口受到影响，年产量降至3万多担。抗日战争期间，茶叶外销路线被切断，社会动荡，茶农四迁，茶庄倒闭，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由国民党经济部所属的中国茶叶公司和云南地方陆系(陆崇仁)财团所属佛海茶厂垄断，年产茶降到3万2干多担。抗战结束，中茶公司回迁南京，遂由陆系财团独家垄断，後又合并改称“人企公司”。解放前夕，公司将资产博移，生产急剧下降，茶叶年产量仅达5干余担，跌至最低谷。
综合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普洱茶在明清时期虽然很有名气但是也只是少数人享用的奢侈产品，因此其知名度并不高，而且这些达官贵人锦衣玉食，肉食吃得多，普洱茶化油解腻的功效较佳成了他们追捧的茶品也不足为奇。
由于其化油解腻的功效，在藏区成了必需品。
《滴露曼录》载：“茶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之叶，而关国家大经。”
相传唐代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今西藏）时，带了许多茶叶，一方面是文成公主自己喜欢喝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传播唐代的文化。文成公主到了吐蕃之后，对当地的肉食和奶食的饮食文化十分不习惯，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茶叶和奶一起煮，放入酥油等佐料。这应该是最早的奶茶了，渐渐成为了朝廷大臣效仿的做法。而随着马帮的默默奉献，藏民也都消费得起茶砖之后，茶成了藏民的生活必需品。
藏族居住的地区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属高寒地区，所以藏民的饮食主要是牛羊肉、糌粑、酥油，缺少蔬菜。茶既能分解多余的脂肪，又能增加防止燥热，正好和藏区饮食形成互补，所以，茶一传入这里，就受到欢迎，并形成了喝酥油茶的习惯。藏族人喜饮茶，藏区却不产茶。他们所饮用的茶就需要从外面输送。
藏族大多居住在险峻而又如天堂般迷人的雪域高原，而六大茶山则远在温暖如春的滇南，二者是如何结缘的呢？这就有劳于马帮了。
清代以前，云南、西藏两地间已存在古老的通道。以今大理为分界，这条道路可分为北段与南段。北段即由大理经丽江进入西藏的道路，其道形成的时间甚早。
里堠碑所记的“北至大雪山”道，即由今大理经丽江过今滇西北入四川，经康定、天全、雅安达成都的道路。《明史》说此道“为南诏咽喉，三十六番朝贡出入之路”，这条道路至少唐初已存在。隋唐之际，吐蕃政权兴起于青藏高原，吐蕃军队南下洱海地区，威胁唐朝对云南的统治。唐朝遣将军唐九征率军击退吐蕃，建铁柱纪功，此即《大观楼长联》诗句“唐标铁柱”的由来。不久吐蕃势力复振。唐朝乃扶持南诏，组织诸部抵御吐蕃势力，南诏因此崛起。天宝十三年（754），南诏与唐朝决裂，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北至大雪山道成为南诏、吐蕃往来的要衢。大理国后期，蒙古汗国出兵平定大理国，北至大雪山道是蒙元较早置驿的道路之一。明代此路仍可通行。
茶马古道的南段，即由大理至普洱茶产地六大茶山的道路，包括从今大理经景东、镇沅、普洱、思茅达景洪的道路，以及自今大理经楚雄、昆明、建水至思茅或景洪的道路。明代称前一道为“贡象下路”。明以前此路为民间便道，明代为边疆诸族向朝廷进贡驯象的必经之路。
后一道路首见元代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将领步鲁合答率军出征罗必甸（在今元江），以后至八百媳妇国（在今泰国北部），途中经过车里（今景洪）。至正元年（1341），车里路总管寒赛遣其侄刀温入贡，道经元江与当地官吏争执酿成动乱，朝廷命云南行省裁定。事态平息，寒赛为表忠心，乃增租赋，在车里北上的部分道路设驿站。
长期以来，西藏所需茶叶主要靠四川供应。明末因严重战乱，四川运销西藏之茶明显减少。清初吴三桂镇守云南，出于种种原因，策划向西藏输出茶叶。顺治十八年（1661），藏区掌权者奏请在北胜州（今云南永胜）以马换茶，吴三桂也上奏疏，请求许可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取票证，“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双方获益。清廷乃准许在北胜、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的茶马互市。滇东南所产之茶，遂得以销往西藏，并创出名气。时人因主要产地普洱府（今普洱）有普洱山，普洱山所产之茶性温味香，“名曰普洱茶”。在那个时代，每年的秋末、春初时节，大队的马帮从雪域高原一路南下，翻山越岭，历经艰辛来到滇南产茶地。他们带来藏族的名贵药材麝香、菖蒲、藏红花，也带来了藏北高原独具特色的风俗和文化。然后又将藏民需要的茶、盐等运往雪域高原。茶马古道也在马帮的脚下一步步被开辟出来，成为千古佳话。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在艰险的茶马古道上，茶叶的“后发酵”在静悄悄中进行，就像神话中的凤凰涅盘，银生茶在经历了一路风霜一路颠簸之后，茶味的苦涩浓烈竟然神奇地变为醇和陈香。“银生茶”脱胎换骨，升华成了普洱茶！
由于普洱茶原产区与中原文化发达区的万水千山之隔，普洱茶这朵奇葩直至明清时期才被认知，这就让人们对普洱茶的历史文化的认识带来了很多的不足与误区，随着人们对普洱茶认识的加深，普洱茶的影响力在逐年提升，2007年普洱茶成为当年中国的三大热词之一:股票、房奴、普洱茶。
很显然，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把普洱茶前世今生说清楚才行
要搞清楚云南三千年来茶叶种植加工与贸易传播路径，首先要解决哀牢国的族属问题，百濮、百越是怎么一回事，乌蛮、白蛮是怎么一回事，彝族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笼统地说濮人种茶，或者乌蛮种茶。
为什么哀牢国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地跟如今的云南茶叶主产区版纳、临沧、普洱、保山、大理、德宏等地重合。而且哀牢国的北部以氐羌为主，中部南部以濮越为主，正好与濮人种茶暗合。
先说哀牢国的族属问题。两汉突然冒出来一个哀牢国，汉武帝之前的历史不可考。有人说哀牢国是氐羌系的国家，有人说是濮人建立的国家，有人说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其实哀牢国并不是一个集权国家，而是部落酋长国，也就是几十个部落的联盟，部落叫小王，哀牢王是几十个小王（77王）的总王。哀牢的原住民以濮人（布朗、佤、德昂先民）、越人(傣族先民)为主，后来氐羌从北边南下，到了汉朝，形成北边是氐羌，南边是濮越的格局。
由于古人偷懒，我们现在很难搞清楚百濮、百越究竟包括哪些民族。但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傣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去溯源，根据这些民族的传说，都是说从北边南迁，也就是打仗打败了，从故土南逃，而且是在南逃途中，发现与利用野生茶树。传说中的故土在金沙江流域、洱海与滇池，沿着澜沧江、怒江两条江南逃，这两条江其实就是云南茶树种植的核心区，也是野生茶树的主要分布区。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这样就可以大胆假设，以前住在古蜀国南边，深受古蜀文化、印度文化影响的布朗、佤、德昂与傣族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受两件事影响而南逃，一是氐羌人南下，二是秦王国灭古蜀国，造成民族大迁徙，其离开金沙江、滇池、洱海一带，在保山、大理南部、临沧、版纳、德宏与普洱，甚至缅北一带建立哀牢国。由于他们有巴蜀文化及古滇国的农耕文化底子，于是大幅度提升驯化野生茶树的水平。这是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第二缕曙光，是两汉及诸葛亮开发永昌郡带来的。
“茶山有茶王树，较五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檀萃《滇海虞衡志》)。
武侯就是诸葛亮· 孔明先生，相传他在公元二二五年南征，基诺族，深信武侯植茶树为事实，并世代相传，祀诸 葛孔明先生为“茶祖”，每年加以祭拜。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中描述的茶可能产自云南的滇东北。
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
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文章说茶子产于南中，但没有具体说产自南中哪里。我们只能假设，既然提到南中，很可能作者的本意包括云南。
唐朝之前的云南产茶都是语焉不详，因此云南茶产业的信史只能从唐代算起。
唐朝 咸丰三年(公元 862 年)樊绰出使云南。在他所著的《蛮书》卷七中有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就证明了唐代时期已经云南就有生产茶叶，而饮用方法以烹茶为主。
古代种植茶树的先民濮人，现今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 史称“茶兴於唐，盛於宋”。主产於西双 版纳的普洱茶在唐代(公元618—907年)就已销往四面八方。
清·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中有“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西番指今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
南诏与唐朝的数次战争，尤其是天宝之战十几万唐朝士卒流落在南诏；公元829年，南诏更从成都掳掠回“子女百工”（女子和工匠）数万人。许多工匠的入滇，自然也带来唐朝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制茶。大山深峡中的云南茶农很快普及了饼茶，团茶的制茶工艺，这样的茶产品形式对于在“更难于上青天”的滇道上运输显然更有帮助，这就超越了模仿时尚的意义。但采用蒸青技术，改变晒青技术却不像改变产品形式与饮用形式那么容易，可能是经济条件限制产品技术的更新，也可能就只是简单的口味习惯，滇人似乎只愿意学习唐朝的形式，于是，洱海地区的“三道茶”也加入姜、核桃、枣等调味品，使用的茶却是自古以来的晒青茶。
宋朝之前虽然早有先民种茶喝茶，可是并不为中原人士所熟知，基本行销疆外。
因为宋太祖挥玉斧不图云南，南诏经过郑、赵、杨之乱，被段氏大理国延续。大理国在相对和平安宁的200多年前。几乎不受外界干扰，晒青紧压茶的工艺被自由自在地继承，并因为与吐蕃的商贸而大力发展。
宋代(公元 960—1279年)除进行川滇藏茶马交易外．大理国还派使臣到广西以普洱茶与宋朝静江军作茶马交易。运至中原和江南一带的普 洱茶，是上乘的“紧团茶”，又称“圆茶”。
南宋·李石(约12世纪中期)《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
元世祖平云南后，洱海地区、永昌地区（今保山、临沧）的王族势力及许多少数民族都被迫迁移，随着迁移，云南独有的“晒青紧压茶”工艺也被迁移到云南各个角落。当年是南诏国、大理国边远之地的银生节度辖地（今天的思茅、版纳及临沧一部分）逐渐成为新的“晒青紧压茶”生产中心。
元代(公元1206—1368年)，普洱茶已 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
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说：“‘金齿百夷（傣族）’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
民间在普洱进行茶叶交易的年代甚 为久远。(滇云历年志载：“六大茶山产茶 ……各贩於普洱。……由来久矣”。
而这时中原的茶叶生产工艺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追求新鲜清香的炒青、烘青散茶产品已经非常成熟、江南等地的绿茶文化已经非常发达。明太祖于公元1391年发布诏令，废团茶，兴叶茶，从此贡茶由团饼茶改为芽茶（散叶茶），对炒青为代表的绿茶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云南的山太高，路太难走，皇帝的诏令还未到达云南茶山，官员们就忙着去执行皇帝的新诏令而不是落实老诏令。况且，云南的茶农老老实实的执行了一次皇帝的新诏令，结果才爬了一座山，星星苦苦做出来的产品就全碎了，后来只有大着胆子还是做饼茶卖——朱元璋的命令实在不适用与云南。
公元1620年，谢肇（zhào）制在《滇略》中记载当时云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 普洱茶这一名词由此正式载 入史书。
普洱茶在云南的兴盛是在清朝，清朝时候普洱茶变成贡茶，贡茶因为运到北京去以后，路途非常遥远，每年进贡大概有6000斤运到北京，皇帝留一部分，剩下大臣分了，其实贡茶量就少了，物以稀为贵，东西少的时候，普洱茶价值越来越高，尤其是皇上喜好的东西。
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称：“普洱之名在华茶中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茶）可比”。
清代学者赵学敏著《本草拾遗》中提出普洱茶的药性及功能为：“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温味甘，解油腻、牛羊（肉）毒，下气通泄”。
《普洱府志》记为：“普洱茶名重京师”。
在大众茶已普遍受欢迎基础上，清庭将普洱茶首次列为“贡品，分芽茶、团茶两种”。
同期志学家张泓著《滇南新语》中记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妆资故名”。女儿茶在此时随贡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复将普洱贡茶改为：“团茶（内分5、3、1、0.4、0.14斤五种）、锡瓶装蕊茶和芽茶、缎绵木匣装茶膏”，称为八色贡茶。
阮福著《贡茶案例》中记述采办情况为：“每年进贡之茶，列于布政司库银息项下，动支一千两，由思茅厅领转采办，并购茶瓶、缎匣、木箱等，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同文记普洱贡茶采摘情况为：“于二月（农历）采蕊极细而白者，谓之毛尖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买运）茶。”
《普洱府志》记为：“农历二月开始采茶，芽头细嫩且多白毫（毛）者为毛尖，农历三～四月采摘为小满茶，六～七月采摘为谷花茶”。
据清代文豪曹雪芹著《红楼梦》第61回写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着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闷了一大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从此段记述中可以看出：诺大的贾府不是每个院都有普洱茶，只有视为掌上明珠的贾宝玉的怡红院才有，用笑着说，分明是乞讨，却遭袭、晴二人忙说已喝过两碗而婉言拒绝，可见普洱茶之珍贵。再看全本书，提到喝茶处很多，但仅此回提到喝普洱茶中的女儿茶，一可见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间的鼎盛名气，二可见曹雪芹那除却普洱（茶）不是茶的独钟之心。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 期，因为作为贡茶，很受朝廷赞赏，便极大地 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此时，以“六大茶山 “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年产乾茶8万担，达历史最高水平。到清朝末年，茶税更重。官府设置茶官，控制茶叶贸易，收取茶税。随后又开“洋关”，增收“落地厘金”，每一两银价值的茶叶加收2分茶税。茶农不堪重赋，便弃茶另谋它业，马帮也改走它途。六大茶山敷遭火患，茶树焚毁，疾病流行，植茶之农，死亡甚夥，致茶产锐减过半，六大茶山逐渐萧条。
进入20世纪，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呈下降趋势。在设置“思普沿边行政总局”期间(公元1913—1928年)，由於政局较稳定，对茶叶生产销售采取“民营、宫茶合办”的经营方式，茶农和茶商有利可图，茶叶年量不再下降，保持5万担的水平。公元1929年至1938年，云南省地方政府将西双版纳改为县治，茶叶生产是“官办民营”，茶商设庄制茶，民间运销，政府收税。公元1930年，每公斤茶叶收税滇币3元。公元1936年增至5兀，公元1938年更高达8元。加上公元1936年后印度茶．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与普洱茶竞争，普洱茶向东南亚的出口受到影响，年产量降至3万多担。抗日战争期间，茶叶外销路线被切断，社会动荡，茶农四迁，茶庄倒闭，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由国民党经济部所属的中国茶叶公司和云南地方陆系(陆崇仁)财团所属佛海茶厂垄断，年产茶降到3万2干多担。抗战结束，中茶公司回迁南京，遂由陆系财团独家垄断，後又合并改称“人企公司”。解放前夕，公司将资产博移，生产急剧下降，茶叶年产量仅达5干余担，跌至最低谷。
综合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普洱茶在明清时期虽然很有名气但是也只是少数人享用的奢侈产品，因此其知名度并不高，而且这些达官贵人锦衣玉食，肉食吃得多，普洱茶化油解腻的功效较佳成了他们追捧的茶品也不足为奇。
由于其化油解腻的功效，在藏区成了必需品。
《滴露曼录》载：“茶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之叶，而关国家大经。”
相传唐代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今西藏）时，带了许多茶叶，一方面是文成公主自己喜欢喝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传播唐代的文化。文成公主到了吐蕃之后，对当地的肉食和奶食的饮食文化十分不习惯，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茶叶和奶一起煮，放入酥油等佐料。这应该是最早的奶茶了，渐渐成为了朝廷大臣效仿的做法。而随着马帮的默默奉献，藏民也都消费得起茶砖之后，茶成了藏民的生活必需品。
藏族居住的地区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属高寒地区，所以藏民的饮食主要是牛羊肉、糌粑、酥油，缺少蔬菜。茶既能分解多余的脂肪，又能增加防止燥热，正好和藏区饮食形成互补，所以，茶一传入这里，就受到欢迎，并形成了喝酥油茶的习惯。藏族人喜饮茶，藏区却不产茶。他们所饮用的茶就需要从外面输送。
藏族大多居住在险峻而又如天堂般迷人的雪域高原，而六大茶山则远在温暖如春的滇南，二者是如何结缘的呢？这就有劳于马帮了。
清代以前，云南、西藏两地间已存在古老的通道。以今大理为分界，这条道路可分为北段与南段。北段即由大理经丽江进入西藏的道路，其道形成的时间甚早。里堠碑所记的“北至大雪山”道，即由今大理经丽江过今滇西北入四川，经康定、天全、雅安达成都的道路。《明史》说此道“为南诏咽喉，三十六番朝贡出入之路”，这条道路至少唐初已存在。隋唐之际，吐蕃政权兴起于青藏高原，吐蕃军队南下洱海地区，威胁唐朝对云南的统治。唐朝遣将军唐九征率军击退吐蕃，建铁柱纪功，此即《大观楼长联》诗句“唐标铁柱”的由来。不久吐蕃势力复振。唐朝乃扶持南诏，组织诸部抵御吐蕃势力，南诏因此崛起。天宝十三年（754），南诏与唐朝决裂，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北至大雪山道成为南诏、吐蕃往来的要衢。大理国后期，蒙古汗国出兵平定大理国，北至大雪山道是蒙元较早置驿的道路之一。明代此路仍可通行。
茶马古道的南段，即由大理至普洱茶产地六大茶山的道路，包括从今大理经景东、镇沅、普洱、思茅达景洪的道路，以及自今大理经楚雄、昆明、建水至思茅或景洪的道路。明代称前一道为“贡象下路”。明以前此路为民间便道，明代为边疆诸族向朝廷进贡驯象的必经之路。
后一道路首见元代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将领步鲁合答率军出征罗必甸（在今元江），以后至八百媳妇国（在今泰国北部），途中经过车里（今景洪）。至正元年（1341），车里路总管寒赛遣其侄刀温入贡，道经元江与当地官吏争执酿成动乱，朝廷命云南行省裁定。事态平息，寒赛为表忠心，乃增租赋，在车里北上的部分道路设驿站。
长期以来，西藏所需茶叶主要靠四川供应。明末因严重战乱，四川运销西藏之茶明显减少。清初吴三桂镇守云南，出于种种原因，策划向西藏输出茶叶。顺治十八年（1661），藏区掌权者奏请在北胜州（今云南永胜）以马换茶，吴三桂也上奏疏，请求许可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取票证，“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双方获益。清廷乃准许在北胜、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的茶马互市。滇东南所产之茶，遂得以销往西藏，并创出名气。时人因主要产地普洱府（今普洱）有普洱山，普洱山所产之茶性温味香，“名曰普洱茶”。在那个时代，每年的秋末、春初时节，大队的马帮从雪域高原一路南下，翻山越岭，历经艰辛来到滇南产茶地。他们带来藏族的名贵药材麝香、菖蒲、藏红花，也带来了藏北高原独具特色的风俗和文化。然后又将藏民需要的茶、盐等运往雪域高原。茶马古道也在马帮的脚下一步步被开辟出来，成为千古佳话。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在艰险的茶马古道上，茶叶的“后发酵”在静悄悄中进行，就像神话中的凤凰涅盘，银生茶在经历了一路风霜一路颠簸之后，茶味的苦涩浓烈竟然神奇地变为醇和陈香。“银生茶”脱胎换骨，升华成了普洱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