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和《反潮流》一样，是伯林观念史研究的论文集，一共由9篇文章组成，这些文章是伯林不同时期的论文或者是应邀讲演整理而成的文稿。比如著名的文章“现实感”（也是本书的名字，可见文章的重要性）是在首次伊丽莎白.卡特尔.摩罗讲座的基础上，扩充成的论文。再比如“哲学与政府压制”这篇文章，是伯林为一个主题“人类思考和表达的自由”的讲座准备的，这个讲座是纪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两百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虽然伯林后来并没有参加。“政治判断力”一文在论述的问题方面可以看作是“现实感”的姐妹篇，这篇文章是伯林给BBC访谈准备的。可以看到，作为二十世纪著名的观念史家、自由主义理论的巨擘，伯林在学术界和现实世界影响都是很深的，这和他的理论对现实的关怀分不开，所以严格说伯林和研究专门化哲学的人不同，比如语言分析学派。因此伯林研究的成果，在今天看来，更像一种影响这个时代人类思考事物与行事方式的一种框架模式。比如伯林强调价值多元论的重要性，以及和这个命题相关的，现实世界无法找到一条完美的法则，去调和所有人的价值观，这也是现实的一种悲剧维度。伯林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圣人的世界，所以他对于各种形式的一元论，决定论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来看看很多人习以为常的观念是否站得住脚。这一思考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就是不相信完满的体系，不相信不用去思考的绝对预设。如果说伯林相信什么，他相信宽容，因为宽容是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连接桥梁，宽容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不那么和谐，不那么理想的平衡感。

“现实感”中伯林延续了他在讨论维柯以及反启蒙主义时，把知识分为外部的与内部的基础上，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哲学根基进行了思考。在西方思想史上，很多理论体系的建构者都相信，可能程度不同。就是存在人类之外的一些因素，它们不受人类意识的控制，比如天文学家研究的星系，作为实体，我们无法干预，我们也无法改变它们所遵循的规律。在自然科学研究的物理世界的其余部分，也是这样。即使我们干预本身，也是一种遵循规律，比如你把冰块变成水，这还是遵循自然规律。所以很多人认为，人类的行为可以通过计算来预测，就好像我说现在的你是被过去的你所决定的一样。当研究有知觉存在者的世界时，理所当然（这个词可以等同于不去怀疑思考问题的前提的根基合理性的一种行为）地认为其中一部分必然是受到“必需”支配的。第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影响，然后人们假定人有很多需求，这些需求受到相对固定的现象的影响，比如气候、地理构造，经济、社会、宗教制度等形式体现的自然环境的产物。所以能从中发现一种一致性。事实上启蒙运动的整个假设，就是建立在我上面的那种论述下的，把科学与人的领域融合在一起，简单说用科学粗暴的方法去研究人类本身，因为当时很多哲学家相信，人可以和分子一样，在空间中进行研究，那些不受人类意志影响的领域，被称为一些基本反应和行为规则。所以理性的人可以预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以当你听到有人说历史朝着不可逆的方向前进时就不要大惊小怪了。

启蒙运动预设的思考模式就是这样的理性和不容置疑。十七世纪晚期十八世纪的反教权哲学家以及科学家是最早一批这么做的人，他们认为人的生活与思想是能从人类行为的机械规律中推导出来的，就像化学反应方程式一样的连贯。这种思想在十九世纪被认为是过于肤浅的。德国形而上学家斥之为“机械”，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朴素唯物主义”，达尔文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会说这是非进化的，不够有机。但是后来这一批人，并没有放弃基本原则，黑格尔的精神演化，圣西门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发展。依然是一种遵循规律的学说，简单说都是一种决定论的体系。经过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现在还有多少人相信这一套，不要说十八世纪，就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建构者们所制造的坚实的栏杆，现在也已经倒塌了。现代文明的技术非但没有保证我们不向过去倒退或者朝着未来前进。反而成了那些随心所欲、根据自己某些任意模式对抗文明生活的人最有效的武器。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伯林在“现实感”中具体比较了科学与历史这两大门学科的不同，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很好回答，多半也是那种肤浅的想法。

历史学要求一种一丝不苟的观察与理解，在这一点上和研究科学十分的不一样。科学领域需要一种关于“事实”的知识，因为这些对于推导出规律足够用了，如果多出来，反而对于简单明晰的规律的发现造成干扰。比如我说我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所以知道某事是他干不出来的，这些理解与认识取决于我对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心灵的了解，这些建立在非常复杂的现实之上，远非实验室里的数据积累可以发现。这里面牵涉到知识的类型，不是任何知识都可以用科学语言来描述。这是历史与科学研究不同的一大原因，其实也是研究人性的学科与研究外部世界的科学不同的原因。一份精确的医学图表和一个天才小说家刻画的一个人的意义不同，这是因为，医学图表仅限于公开的、可以记录的事实知识，通过这个局限的领域才可以去确证一般法则，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忽略大量细小的，不停变化的，转瞬即逝的知识，思想和感情这种在科学看来细枝末节的地方，也会被忽略。所以用科学去理解一个人做的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是不可能的。这些事情是历史的工作，伯林在这篇文章中分析的很透彻，历史学处理的素材要比科学的繁杂的多。科学严格来说是一门简化的工作，历史学家包括文学家，需要对那些根本无法测量、称量或充分描述（在这里伯林运用了他语言哲学的功底，他区分出了我们日常语言描述事实的类型）的东西进行灵敏的自我调适，如果你做到了，可以说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所以历史学家并不仅仅去积累一些确切的事实知识，比如拜占庭皇帝以扫利亚人列奥死于哪一年哪一天，或者是凯撒渡过某条河流先迈的是左脚还是右脚的问题。其实历史中也需要这些事实知识，证明了科学方法需要引进史学领域。伯林本人也说了，他对于具体的技术非常欢迎，比如统计学引入历史研究，这些都是必须的。他反对的是一种思考框架的整体移入，比如用公式去推测人类的行为，或者去假定历史有一种目的论，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得出的。因为伯林看不出这种模式有什么哲学根基的合理性。历史学更重要的工作是，或者我认为只有少数历史学家达到了这个级别，以相当丰富的细节对某种生活方式，某个古代社会的揭示，更简单一点说就是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这要靠一种理解力，这种能力要超过单纯的事实知识。用伯林的话说，在这条路上，会有很多变化莫测的陷阱，每个时代，每一群人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而且这些视角往往不是固定的（所以科学处理不了这种类型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无法倚靠科学上，现成的最后规律来利用。

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复杂难懂的介质等同于遵循客观的事物，规律本身是明确的，但是历次革命，也就是那些饱含着伟大人类工程计划的运动之后，有哪一个达到了运动的纲领。为什么结果与我们的习惯不符合。伯林这篇文章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伯林不但区分出了两种知识类型，也指出了历史一元论在哲学根基上不合理的地方。那些十九世纪的理论建构者们的计划，我承认确实很诱人也很有趣，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一个个都相信自己手中握的是真理。但是我更喜欢美国哲学家C.I.刘易斯的一句话，“不存在什么先验的理由可以认为，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它会是有趣的。”

“哲学与政府压制”这篇文章，也非常精彩。伯林在这里提出了一些我认为很有意义问题，比如哲学研究什么类型的问题，以及随之相关的，哲学为什么是众多学科中最需要自由的一种。伯林认为哲学家的活动与社会自由和国家控制之间有联系。在历史上我们比较熟悉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与古希腊城邦时代就是如此，而其他的学科与自由之间就没有这么强的关联，比如即使是在苏联，科学也同样繁荣。艺术即使在中世纪也有自己的辉煌。唯独哲学在专制主义之下，无法发展。伯林认为这是因为哲学的本质与专制不合拍。首先哲学并不关心通过经验观察解答的问题，也就是说哲学不解答具体确证的问题，不管这种问题是常识性的，比如今天下不下雨，还是更复杂的，比如一个特定分子是由哪些粒子组成。这些问题必须一步步通过经验研究才能解答。其次哲学也不是一种形式学科，比如在逻辑、数学这些借助于演绎的领域，解决问题是通过确定的公理和理性思维方法。

真正哲学的首要标志是，在它本身之中没有解答自身的技术手段，这些问题不是通过建立一支专家队伍可以解决的。在科学中前人的研究成果，是逐渐被淘汰的。但是哲学问题，过一段时间我们有可能回到更久远的过去去寻找答案。哲学和所有其他学科最大的区别是，它做到了两件特别的事情。第一是重新阐述一个问题，这样可以使自己以及他人确立对整个世界一种新眼光。这么做本身可以让心灵从思想钳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第二件事情是，发现在某种情形下对于问题的武断（甚至可以说垄断式）回答被人们信以为真时，哲学家就以强烈的手段颠覆了之前的回答，于是产生一种新的观念。哲学家使人们在以前觉得满足（极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满足）的情况下感到了痛苦，在他们之前无动于衷的地方使他们困惑不安。于是哲学产生了最初的怀疑。伯林区别出的这两点，其实有一个共同基础，就是转换，所以我说每一个哲学家首先都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想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哲学没有用处的原因，哲学给普通人的感觉就是一堆混乱的谬误与迷信。无法一次解决问题，像科学那么爽快。其实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注意或者说不清楚，我上面说的哲学问题的特殊之处。

于是我可以说一说哲学和自由之间的关系了，哲学这种转换问题与回答的能力，简单说需要一种创造力，所以可以发现，在其他领域，比如二流的建筑家，三流的史学家，四流的化学家，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有价值，因为这涉及到技术问题。但是哲学家如果不能有自己的阐述方法，不管是否体系。他只是归纳前人的哲学观点，那么这种哲学思考就没有了创造力。道理说到这就清楚了，在一个缺少自由的制度下，更不用说暴政。哲学能活动的余地肯定是最小的，想一想苏联的一些政治笑话有多少是来自于哲学系（如果有正真的哲学系的话）。你在一个专制体制下，当一名很好的甚至是杰出的科学家是可能的，但是你想在这种氛围里去研究哲学问题。我认为不可能，中国50年代之后的历次运动，牵涉到的知识分子，以哲学系的最多。没有自由对于哲学就是要命的，试想人动不动给自己提问题，世界是怎样创生的，为什么一部分人要服从另一部分人，权利是什么，自由是什么，真理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封闭的，人如果回答，必须拥有一种极大的自然权利。且每一个人得出的答案不可能相同，这对于专制主义那种普遍模式一定是一种冲击。在如此氛围下的哲学已死，剩下的只有重复。

最后我想就伯林的文章“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来说说康德的伦理学是如何导致了一种民族主义，虽然康德本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的他理论经过后人，尤其是那批德国哲学家的阐述逐渐演变成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康德属于启蒙运动之中，他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倾向，我在论述伯林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中哈曼的观点时说过一些。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人如果被假定是有责任的，首先他必须是能够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只能在一个人是自由的情况下，才存在义务这种说法。康德指的自由是意志自由，这里面就有德国浪漫主义影响（伯林认为浪漫主义最初来自于德国）的成分，浪漫主义认为自由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这样我可以把握自我，其实这也和当时法国强势，德国弱势是有关系的。启蒙主义预设的理性，德国人认为没有道理，所以发展了一种反启蒙的浪漫主义。康德认为人类独一无二的属性是他的自我管理，这是一切伦理学的基础，康德这种强调内在自我的传统，影响了后来德国哲学，但是有一点要说清楚，他还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只不过康德没有意识到，他的伦理学是如何走几步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费希特是关键的一位，他的哲学吸收了康德的伦理学，并且做出了转化，费希特把选择自我，转换成了一种先验的体系，自我被等同于一种世界精神，后来黑格尔把这个理论深化了，并且与民族联系上。我想这是写出《论永久和平》的康德想不到的副产品。

@林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