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似比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密切，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要冷漠，而造就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紧随现代性而来的市场经济，其所追求的高效生存模式给人带来的功利心态，以及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紧张的竞争关系。

西方的现代性给人带来了极大的物质享受，使人之自然生命尽可能地得到了舒展，这种舒展对精神生命的依赖或许被暂时遮蔽，但这实际上却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人因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缺场”而从心底油然生出空虚和纠结心态的基本事实。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就明确指出，“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可见，价值的缺失和意义的消解几乎成为人们对现代性给人带来负面效应的一个共识。

从学术视野上看，无论是方东美还是宗白华，在中西比较中均采取了“世界美学”的视野。例如，方东美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入手，将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文化形态分为四种：古代希腊文化、近代欧洲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方氏把前两种文化统称为西方文化，而把后两种文化统称为东方文化。

从范围来看，中国人所谓的“生命”，不仅是外在的、客观的、可见的物质生命，更是内在的、主观的、深藏于内心世界的精神生命。从性质来看，中国美学中的生命，不是抽象思辨的生命，而是将生命理解为一种完整的、活脱脱的现实体验，。将生命看作一个浑然不分且与人的感性活动直接相关的圆融整体。

从本质来看，中国美学中的生命虽是感性生命，但却并不是西方非理性思潮下盲目且冲动的生命，而是在真善美引导下的价值生命或生命价值，这就是说，中国美学中的生命，带有着浓烈的人文取向

景天魁《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6章）
荀子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他创立的群学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荀子首先提出“群”，并紧紧围绕这一概念阐释了“群”的属性，提出了“群”的相关命题，展示了“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要旨。

荀子认为人不仅有生命、有知觉，而且有义，高于水火、草木、禽兽，故最为天下贵。人力不若牛大，走不若马快，而牛马为人所利用，其原因在于人能群，能够组成社会。

荀子认为人同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一样，具有自然的物质基础。他着重强调人类的特性之一就在于是一种“能群”的动物，认为人类社会、社会群体不是自然的动物群，而是一种有分工、有分职、有分层的，能够彼此合作、协同行动的“群”，即社会。

荀子不仅认为人是合群动物，而且指出了人能够合群的原因。“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他认为人类社会能够组织起来，“群居和一”，是由于“分”的缘故。荀子告诉我们：“明分”是“能群”的前提，“能群”是“明分”的结果。

社会要解决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满足及欲望多而物质少的问题，就必须组织起来，以此落实解决这一问题。因而，这成为合群的目标。荀子进而认为，人们在合群中需要明分，即明确分工、明确职责、明确等级、明确分配。

在荀子的心目中，“分”是用来发挥“群”的功能或满足“群”的目标的。上天生下民众，都有各得其所的道理和方法。群的共生性表现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共生，即群与自然界的共生。万物同生于自然界中而形体不同，没有固定的用途却对人有用处，人与自然界共生是自然规律。

荀子认为，人从大自然中获取了各种资源并充分利用，使得物尽其用，各取所需。天地覆盖承载宇宙一切，滋养万物、无私奉献。人们充分利用并分享天地自然的馈赠和施舍，其效用被发挥到极致，且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群的共生性是人与群的共生。一方面，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另一方面，人也是离不开社会的。“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因为“群”是智慧、是力量，所以人只有“群”才能“胜物”。

社会学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群体称为社会群体。社会学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是以群体形式进行的，社会成员总是在不同规模及不同类型的群体之中，而种类多样的社会群体塑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行动，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求。

所谓社会群体是人们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并由某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具有共同身份和某种团结感以及共同的期待。社会群体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中介，处于个人与社会中间的位置，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和实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