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师》为身处人间世的我们指明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保守心灵之虚静、安顺命运之得失，于纷扰中仍保守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养生主》之主旨在于使人们保全生命，在复杂而危险的人间世中发现游走的空隙，使我们游刃其间，保全生命、尽己天年。

在庄子看来，生命之于人是最为首要的存在，然生命一旦失却了本真，亦失去了生命的乐趣。在憨山德清看来，“真知”即所谓妙悟天人合德，天即人也，人即天也，妙悟天人本来无二；而“真人”即是悟得此天人一体、本来无二者。所谓“天人合德”，实乃要人悟得我之本有真性，为禀于大道之天然妙性。

魏义霞《庄子哲学论》（中华书局，2020年，14章）
孔子、孟子、荀子和墨子都坚定不移地断言天是宇宙间的最高存在，孔子的“巍巍乎！唯天为大”、荀子的“天地者，生物之本”与墨子的“天最贵最知”和“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墨子·法仪》）尽管从不同角度立论，结果却都颂扬天的伟大和至尊。

老子、韩非与庄子一样把道视为宇宙本原。老子断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把宇宙间的一切都归功于道。韩非声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韩非子·解老》）。

总的说来，庄子对道的理解有两个卓尔不群之处：第一，在称谓上，庄子明确地把道称为“造化者”或“物物者”，并由此将人和万物都归为“物物者”所物之物，这在无形中拉近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第二，在内涵上，庄子将道分为天道与人道，断言天道主而人道辅。庄子对道的认识聚焦人生哲学，既有别于老子之道对形而上学的偏袒，又有别于韩非之道向政治哲学的倾斜。

庄子在尊道的同时，崇尚天，这使天与道一样成为庄子哲学的基本范畴。不惟庄子所在的道本论者推崇道，天本论者尤其是儒家在崇尚天的同时也追求道，其间的区别不过是不以道为本原而已。孔子对道如饥似渴、孜孜以求，表白“朝闻道，夕死可矣”，同时把“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视为君子应有的品格。

天本论与道本论都推崇道，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另一方面，天本论所讲的道侧重人道，不具有形上意蕴。与儒家在奉天的前提下对道的渴望相映成趣，道本论者尤其是庄子所在的道家对天备加推崇和向往。在老子那里，长久的天地是人羡慕的对象，更是人效仿的对象

《道德经》第7章：“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在老子的视界中，天是仅次于道的第二范畴。正因为如此，老子才有“道大，天大”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德经》第25章）的说法。

在概念上，庄子将道与天相提并论，整合为一个范畴——天道。他认为，道有天道与人道之分，并且强调只有天道才“无为而尊”，人道从属于天道。天本论之天与人事密切相关，甚至以各种方式主宰人的命运。道本论之天有自然、无为之义，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却不操纵人的命运。

天本论之天有道德意蕴，无论儒家之天还是墨家之天都是如此。在这方面，儒家甚至将天演绎为义理之天。道本论之天指天然本性，与仁义礼智之善无关。
孔子对语言非常重视，甚至声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

孔子注意到了言对德的破坏，在言与德的关系上讲究语言的朴实真诚，将花言巧语视为道德的大敌。孔子探讨了言与礼的关系，提出了“非礼勿言”的要求。孔子注意到了人的言说方式和内容与社会政治环境清浊的联系，得出了“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的认识。

孔子把语言谨慎与人的思想品质联系起来，认为语言谨慎是君子的品行之一。他宣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荀子坚持“制名以指实”，具体方法是实异则名异，实同则名同。他试图通过正确的逻辑命题和推理确保语言的准确、恰当。

韩非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参验”的观点，认为人的言辞是否可靠、观点是否正确，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功效加以验证。这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所谓的“参验而审言辞”，就是“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韩非子·八经》）。

庄子不是认为语言不能认识和把握道，而是认为通过语言所认识和把握的道不是道的本身。按照庄子的说法，浮夸使语言不能超越是非的狭隘和偏激，从而遮蔽了语言的本性。如果用这种带有是非观念的语言去描述道的话，势必会使道的全面性和统一性遭到扼杀。与此同时，语言的主观性又难免使道失真，因而使人离道越来越远。

“北冥有鱼”是《庄子》全书的第一句话，鱼也随之成为书中的第一个“主人公”。事实上，鱼在《庄子》中不仅多次出现，而且寓意深刻。或天池、或涸沟、或濠中、或深渊，鱼不断更换出场地而不只在“北冥”中。
鱼在《庄子》中的出现很多次。据初步统计，高达40余次。此外，除了鱼这个通称，鲲（大鱼）、鲵（小鱼）、儵（苍条鱼）和鲋（鲫鱼）等特称也多次在《庄子》中出现，甚至鳄鱼（鼍）、甲鱼（鼋）等也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