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又调任监泰州西溪盐仓。这里是北宋重要的产盐区，而盐税收入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范仲淹负责监管盐的生产和买卖，还需要和巡捕、县尉一起打击私盐的买卖。

对于没有官场背景的社会草根而言，需要的是不断积累政绩和良好的声誉，等待机遇的降临。毕竟赵宋较之前代，知识分子升迁的通道还是比较畅通的。1027年正月，晏殊罢枢密副使，出守应天府。晏殊知道范仲淹的情况后，意识到范仲淹是难得的人才，于是邀请丁忧期间的范仲淹担任应天书院的教席。

1040年三月，范仲淹先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治今陕西省西安市）。四月，尚在前往西北途中的范仲淹又升职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陕西都转运使。到陕西后，五月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三个月内，连升三级，可见宋仁宗及朝臣对他的重视和期望。

赴任途中，范仲淹无心欣赏沿途的风光，更无心提笔吟诗作赋，而是整日考虑西北战场将帅的才能、军队的士气、民众的忧乐、粮草的供应、敌情的收集及辨别等各方面的情况。

范仲淹意识到若要把各方面的情况处理好，必须有得力的助手，于是向朝廷推荐欧阳修等人。但是，欧阳修听闻安排的职务后，认为不适合自己的特长，没有接受。不过，战争期间，这两位好友围绕战事及其他事情，不断通过书信联系并交换意见。

范仲淹派兵修复了万安寨等堡寨，寨与寨之间保持合适的距离，且设置了烽火台，一旦发现西夏军队有南下的较大规模的行动，马上点燃烽火，传递军情，其他的堡寨很快就可以知道，马上就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使延州城的防卫很快恢复，且较之以前更加严密、牢固。
韩琦担心一旦战争旷日持久，宋军的后勤补给线又太远太长，必将加重民众的负担，而国家积贫积弱的国情也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所以主张打积极的进攻战，西北战场的四路大军一齐压上，打到西夏境内，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击垮对方的主力部队。

韩琦先将自己了解的和战争密切相关的信息，给范仲淹做了详细的介绍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范仲淹一边仔细听，一边让幕僚仔细记录，但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范仲淹主张实行积极防御基础上时机成熟后的大反攻策略。

范仲淹强调，如果用攻策，北宋军队的进攻，必须以近攻为主，也即北宋军队的反攻只能局限于深入西夏境内的沿边地区，可称为大举浅攻。绝对不能像西汉卫青、霍去病一样，率军远征大漠，一举击溃匈奴军队，因为现在的西夏军队不像彼时匈奴的军队，现在的宋军也不像彼时西汉的军队，倘或军队深入西夏境内，全军覆没的危险非常大。倘若用守策，必须着眼于长远，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不可因为战争大大加重民众负担，激化国内的矛盾。

范仲淹写了长长的《答赵元昊书》，书信题头仍然给元昊加以赵姓，可见范仲淹对元昊的强硬态度和立场。在正文中则回顾了宋夏交往的友好历史，对元昊晓以民族友好的大义，指出双方恢复经济文化的和平交往，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元昊派人送信给范仲淹，作为此前回信的答复。打败赵宋的元昊，不再像在上封信中假意求和，而是充满了对赵宋的嘲弄。据范仲淹在给仁宗的上奏中所说，书信共26页，其中不可让朝廷大臣看的有22页，可见书信的主题就是侮辱。
范仲淹看了元昊的来信之后，当着西夏使节的面，就将书信烧毁，烧毁之前让手下人抄录了除谩骂之语、侮辱之语以外的所有内容，作为副本上奏朝廷。范仲淹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仁宗的尊严和赵宋的国体。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范仲淹和韩琦均因为在宋夏战争中的卓越贡献而被仁宗召回朝廷，同时担任枢密副使，进入宰执的行列。八月，范仲淹由枢密副使升任参知政事，好友富弼则成为枢密副使，加上韩琦，形成“改革铁三角”。

庆历四年（1044年）十二月，宋与西夏正式议和，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二人的使命已经结束，下诏令免掉范仲淹、富弼二人的宰执衔。宰相杜衍强烈反对，但范仲淹还是主动请求免掉自己的宰执衔。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辽国使节向赵宋朝廷通报辽与西夏的战争已经结束，以向赵宋示好，仁宗见状，以为天下太平已见，于同月下旬，将范仲淹、富弼和支持他们的宰相杜衍，全部罢免宰执，出任地方官。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经过太宗、真宗时期的发展，逐步确立了几项祖宗家法，除了众所周知的严密防范武将，还有一条就是防范朝臣结党。为了对付朝臣的结党行为，皇帝在用人方面必须“异论相搅”。

景祐三年（1036年），吕夷简曾经以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群臣”的罪名，让宋仁宗把范仲淹逐出朝廷，贬官饶州。针对守旧派对改革派的污蔑，范仲淹在朝对时，当着仁宗和其他朝臣的面，公开亮明了自己的观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这是禁止不了的事情，贵在圣上如何辨别的问题。诚使君子为了道义结为党，对国家又有什么害处呢？”

接下来，欧阳修又以其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写下了有名的《朋党论》。欧阳修在该文中指出：“小人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朋党，其中间没有什么道义而言，等到他们为了利益发生冲突时，转而翻脸相对，即使骨肉亲戚也免不了如此。但是，君子之间，以道义相结为朋，所行者又是忠信之事，最爱惜的又是君子才有的名节。以此来修身，则互相促进，以此来治国，则同舟共济，始终如一。所以，一国之君，贵在警惕小人的拉帮结派，而对君子们结成的团体力量，则应该大胆使用，这样才能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