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不一样的大学生活

有个姓朱的同学（原谅我不写他的名字了），上海知青，据说他父亲曾在美国第七舰队当过翻译，在文革那个年代生活得很不如意。这位朱同学下乡到了黑龙江的绥滨，后来被抽调当了教师，在富锦的教师培训班上认识了一位（原谅我也不写她的名字了）女老师，不知道两个人是一见钟情还是别人撮合，总之两个人恋爱、结婚了。
朱同学上学期间，努力地学习英语，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位朱同学却给全部同学留下了非常自私的印象。比如，每天早上他4、5点钟就起来，跟着收音机朗读英语。夏天还好些，他可以去外面读，但到了冬天，外面太冷，他就会在寝室里读。这也就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可是，谁说他，他就会和谁吵个不停，并且说的话非常难听。入学几个月后，他家里来电话，妻子难产，要求他回去一下，同学也劝他回去看看（大约150公里，坐车4个小时），他以种种理由推脱，没有回去，同学们隐隐约约开始对他的婚姻担忧。
果然，随着退学、退职、退老婆的风潮，他也办理了退学手续，并且和妻子办了假离婚的手续。他和妻子许诺：等他回到上海，再和妻子复婚，然后以夫妻分居的理由向组织要求照顾，把妻子调到上海。然而，不久就传来了他又要结婚的消息，他妻子闻讯后赶到上海，在她的婚礼现场服毒自杀。后来他也卧轨自杀了。一个家庭就这样没了，留下了不满周岁的女儿，由女老师的妹妹和妹夫抚养长大（这两个人和我在工作上都有接触，我对他们还算熟悉）。90年代末，这个女孩儿高考报了上海的学校，终于回到了爷爷奶奶身边。
有些东西我们也是听说，细节可能不准确，但是这样的事情，那个年代有不少。我们有时上街买东西，除了《中学理科教学》之外，也会顺手买回来各种文艺刊物，上面有各种这样的故事，《我该怎么办？》、《在小河的那一边》……等等，有的是真事，有的是小说，大家传着看，发表着各种议论。那时，有个专有名词，叫“伤痕文学”。

白传发，我的集贤同乡，上学前是一个小学的校长，毕业后在集贤二中（不是现在的二中，是原来在集贤镇那个）当副校长。他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每个月那几天最喜欢听他叫我，发粮票、菜票和助学金啦！全班的钱都在他那儿，但是没有他自己的（他是带工资上学，每月36元5），勤勤恳恳地位大家服务，没有任何怨言。其实算算他应该比我困难，我18元5养活我自己，他36元5要养活全家呐，确实挺不容易的。老白比我大十几岁，当时已经是5个孩子的爸爸了（别惊掉你的下巴，O(∩_∩)O哈哈~），我们送他个外号“五朵金花”。毕业时，每个县只分配一个名额，我毫不犹豫把集贤的位置让给了他，我去了外地。毕竟我是个单身汉，在哪儿都一样混日子。
2000年他送一个亲属的孩子来上学，毕业很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他，我和另外的同学请他吃饭。在饭桌上偶然问到他的孩子，他说最小的孩子去年刚上大学。我突然觉得不对劲，毕业这么多年了，他的孩子怎么会才上大学？我们再三逼问下，他扭扭捏捏地说：不好意思，毕业以后又生了个老六。听说他有一个女儿现在也在佳木斯化学药学院大学当老师，不知道哪个是。

凌中云，杭州下乡知青，入学前在抚远工作，我们班级党支部书记，大家亲切地称他为“CP小头目”。虽然在黑龙江插队10几年，但有些东北方言还是不太懂。一次，班级打扫卫生，他额头上沾上了一块泥，回到宿舍后，有同学告诉他：“本儿喽”上有块泥，结果他浑身上下找也找不到，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毕业实习，我们两被分到佳木斯一中高一三班。巧的是，我们两同时掉了一颗牙。他是因为准备结婚做家具，崩掉了一颗门牙，我也因为事故弄掉了一颗牙。在同一个班级里，一说话，我们都少一颗牙，学生暗暗发笑，可能以为学化学的都炸掉了牙吧？
不过，有时候化学也真挺危险。记得一次实验课，比较水与乙醇跟活泼金属反应的活泼性，本来很简单的试验，做完要离开了，一个浙江的同学梁吉航，突然要试试金属钠与浓硫酸的反应，大家赶紧阻拦也没拦住。只听“轰”的一声，火光一闪，爆炸了。好在大家离得远，又穿了实验服。一次开运动会，化学系为体育系制作了发令枪用的炸炮，鸡蛋清将氯酸钾、红磷、雄黄、玻璃粉调和以后，点在纸上，然后放在窗台上晾晒。体育系的一个老师来取，将所有的炸炮放在一个铝饭盒里，盖上盖，要拿走。就在他用手捏饭盒的一瞬间，突然爆炸了，那个老师的大拇指当时就炸飞了。

我们有个78级的学弟，叫张军键，做氢氟酸腐蚀玻璃的试验，怕弄到手上，特意戴了副手套（按化学实验规程，做实验是禁止戴棉线手套的），结果氢氟酸沾到了手套上也不知道，等感觉到手疼的时候，摘下手套一看，手指头都黑了。我也曾经遇到过危险，在向烧瓶中倾倒液溴的时候，一下子大面积撒到了手上。据书上说，液溴会造成难以治愈的烧伤。当时由于没有通风厨，我们是在阳台上倾倒液溴的，我急忙用雪将大部分溴擦掉，然后迅速用硫代硫酸钠溶液清洗，才没有受伤。

李世杰，来自鹤岗市鹤北林业局，班级里年龄最大的同学之一。手风琴拉得那叫一个专业，我看咱们音乐学院的教授也未必有几个能赶上他。那一阵子晚上经常停电，每当这时候，他就会拿出琴来拉一阵。特别是他能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第五场《打虎上山》，全部摸黑拉下来，寝室里就会传出一阵鬼哭狼嚎的唱腔“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
有一次，他老婆带孩子来看他。我们正在上课，老师讲得起劲，一个小脑袋从门口伸进来，“爸！”，大家一愣，老师看了看说“李世杰，你儿子来看你了，快出去吧！”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佘（she）永真，上海知青，插队在建三江农场并在那里做了教师，开始被录取在物理系。当时，数学、化学专业在学校内，2个物理班在汤原的香兰农场办学，两个月后迁回学校，此时部分学生转专业，佘永真、杨秀清转入我班，毕业后历经周折回到上海，后来在上海卷烟厂做检验中心主任。
老佘心地单纯、善良，多才多艺，字写得非常好，会拉会唱。79年七、一，学校在224医院礼堂举办文艺汇演，我们班出的节目是男生小合唱，老佘每天不厌其烦地组织我们练习，还自己写了一首歌，歌名叫《我站在明亮的讲台上》，我们得了最高奖项。后来，我在很多场合唱过这首歌：

我站在明亮的讲台上，
鲜花盛开，桃李芬芳。
人-民的嘱托时刻在耳边回响，
革-命的豪情激荡在我的胸膛。
点点滴滴勤浇灌，
剪枝除草栽培忙，
汗水伴着绿树成荫，
红心催成百花齐放。
鲜花沐浴春风阳光，
朝气蓬勃，蒸蒸日上。
我站在明亮的讲台上，
这里是接班人成长的地方。
耳边传来书声琅琅，
蕴藏着多少动人的美好的理想。
亲爱的人民啊，亲爱的-dang，
我要让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天天向上。

葛维峰，七台河人，我们的首任班长，毕业后有次去七台河办事，我去看他，他在矿务局一所中学当副校长。老葛最大的嗜好是抽烟，喝酒不行，喝酒他脸红、头疼。我发现一个规律：比我大些的，都抽自己卷的旱烟；比我小些的都抽买的烟卷儿；和我差不多的都不抽烟。翻开他的床铺，到处是烟沫。班级油印的《有机化学》讲义，发一页，学一页，他卷烟一页，学到最后，一点没剩，全部抽到他肺子里了。
最奇怪的是，他明明是学化学的，化学题一道不做，天天在那儿做微积分。别人说他，不如转专业到数学系，他还振振有词地回答：这是我的业余爱好，如果学数学，那就成了我的专业了，太累！大家故意逗他，经常有人拿来一些根本积不出来的积分题，让他做。他做了很久做不出来，才知道是逗他的。后来他学聪明了，抄写了一张积不出来的积分题类型，贴在自己的床头上，再有人钠离子题时，他首先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积不出来的积分。每当这时，大家总是跟着起哄。
老葛喜欢看电视。78年的时候，这可是个新鲜玩意儿。当时，佳木斯师专的主楼（就是现在D院图书馆东、生活服务中心的那所小四楼）是整个佳木斯的制高点，我们化学系办公室、实验室和77、78两个班就在四楼上课。佳木斯电视台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塔，就在我们四楼东侧那个小屋，设立了电视转播台。那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第一次看电视，晚上没事，我们就会站在门口，跟着转播看电视，老葛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一次，看佳木斯新闻，市委书记给发电厂机组投产剪裁。不巧，刚剪完一会儿的功夫，就停电了（那时候是常事）。气得老葛说：这个书记老眼昏花，把电线剪断了吧？

郑志成，哈尔滨知青，下乡到饶河县，后来在饶河某中学当教导主任，毕业后一直做到了省科技厅副厅长，这是我们班最大的官了。上学时，他已经30岁左右了，还没结婚，那帮结了婚的同学给他起外号，叫他“老处男”。他喜欢音乐，他的男声独唱是学校水平最高的。还有一门洗像的手艺，班级毕业时照的那些像都是经他手洗印的，实验室有足够的化学药品，确实为我们省了不少钱。
刚开始恢复高考那几年，辅导材料极缺，佳木斯化学化工学会组织编辑了一本《化学习题解答》，卖给考生。拿到这本书以后，我们发现里面错误极多。老郑和老佘挑头，组织发动我们全班同学刻印了一本《<化学习题解答>勘误》，同时还刻印了《化学练习册》、《日本高考化学题》等小册子，到各中学去卖，挣了不少钱（现在看来，属于非法印刷品，哈哈）。毕业时，我们照毕业照、会餐、请老师吃饭等，没用我们自己出一分钱。
78年寒假前，不少同学都提前回了家。本来是1月15日放假，可12月28日，我们班就剩下了佘永真、郑志成、綦先平和我四个人了。班主任朱老师也领着爱人回了北京，临走前找到我们几个，把实验室钥匙交给了我们，嘱咐我们几个：兄弟们，务必替我坚持到放假再走。元旦那天，学校领导到各班级慰问，系里怕领导知道，就安排我们几个到78级化学班里，说是全系统一联欢，骗过了各位领导们。那几天，我们常常是白天做实验，做了很多有机化学实验；晚上出去看电影。记得有一天晚上，看的是11点的日本电影《追捕》，在平安电影院，看完走回到宿舍是半夜2点多了。
说到看电影，那几乎是唯一的文化消费了。物理班有个姓李的同学，（毕业后我们分配到同一所学校，可惜他88年得脑溢血病逝了，才42岁）他特别喜欢看当时的一部戏剧电影《天仙配》，据他自己说看了5遍，连唱词都背下来了。
后来，工学院（当时叫佳木斯农机学院）礼堂开始放电影了，位置就在现是A院南门西侧的那个食堂，我们也可以每十天半月的看次电影了，不过票不太好买，需要提前找人“走后门”。
在学校读书那几年，除了上街看电影，买些必要的生活用品，我们几乎没到别的地方去过。例如四丰山旅游风景区、江畔公园、动物园（就是现在的西林公园），都没去过。毕业照相打算去那里，结果到那儿一看，人家放假三天不开园。没办法，只好站在江边照了几张。

1979年2月，中国发动了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形势骤然紧张。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信息交流速度很慢，一时谣言四起。开学在即，南方的同学却听说：苏联为了帮助越南，已经对中国开战，苏军已经打进了佳木斯，所以都不敢回来了。3月1日开学时间到了，报到的学生却寥寥无几，我们几个家近的同学也是3月2日才回到学校，大部分同学都是在10—15日左右，才陆续回来。
学校也察觉了这件事，于是要求系里对学生返校情况进行整理、上报，对无故旷课的同学要予以处分。为了保护那些同学，班主任朱老师找到我们几个，和我们商量：那些同学到现在还没回来，如果报上去，肯定要受处分；而你们几个才晚回来一天，报上去也无所谓。这样，我把你们几个报上去吧。于是，就出现了怪现象：晚回来半个月的，没事；我们晚回来一天的，受到学校通报批评（乐！）。
学校在佳西西格木乡附近有个农场，有一年夏天轮到我们去农场劳动——铲黄豆之类的活，这个难不倒我们，几乎从小干熟练了。大家带着行李，住进了农场的一个草棚里，每天早出晚归地干活。老白负责给我们做饭、送水。他真是个持家的好手，饭做得那就一个香，最厉害的是给我们烙白面饼的时候，豆油用光了，他居然能用水烙出软乎乎的饼来。好在劳动的时候不收粮票，大家敞开肚子吃个饱。回来的时候，学校派车去接我们，结果途中遇到了大雨，虽然遮了有塑料布，还是把我们浇得浑身湿透。
我们在79年5月份进行教育实习，我被分到佳木斯一中（那时候叫佳木斯联合中学），是数学、物理、化学统一编队，带队老师叫李国良。我们被安排在一个类似会议室一样的房间里，中午学校食堂给我们送 来烧饼和菜汤，每人2个饼，汤随便喝，不过也真的没什么喝头，里面飘着几个菜叶而已。我被分在高一年级，当时有2个任课老师做我们的指导教师，其中一个50岁左右的，我们称为“老太太”；还有一个20多岁，我们叫她“小姑娘”。不过她们也就给我们说说情况，听了1、2节课，然后就没了踪影，其余的事就靠我们自己。这也没什么，反正我们都是教师出身，也没指望她们怎么帮我们。我记得，我和凌中云在高一三班，我只讲了二节课，一节是《金属的化学性质》、一节是《金属的冶炼》。临走时，班级同学送我一个笔记本留念，我一直留到现在。

綦先平，睡在我下铺的兄弟，班级里我们两个年龄最小，又都是黑龙江人，走的自然比较近。他来自桦南，因女朋友在桦川，所以毕业时去了桦川。80年我和老林去桦川招生面试，綦老弟特意请我们吃了一顿朝鲜冷面。第一次吃，味道好极了，我俩第二天早上自己又跑去吃了一顿。
张勇士，巴彦人，高考前是七台河煤矿的矿工，擅长文学。本来和我一起出去代课，毕业时我留在了那里，他则去了离家较近的带岭林业干部管理学院。82年，国家恢复了几个重点大学的本科函授，我们曾计划报考，可当年是按地区分配计划，只给了一些农场和林场。83年东北师大招收免费函授生，其中在黑龙江招25人，我考上了。第二年，张勇士也考上了，我们在长春有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学习时光。
吕景都，杭州知青，毕业时我们俩分到一个县，他在一个中学教高二，我领学生到他们学校实习过。毕业30多年后，我们在网络中相遇（唉，那时又没有手机，也没有QQ，一般毕业就失去了联系），加了QQ和微信，他也退休了，但经常看见这位老兄在微信中发一些议论，也挺有意思的。
77年佳木斯师专开始招生时，还只能叫佳木斯师范学校，属于一个处级单位，郭晋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姚洪章任副校长。改师专以后，学校升级为副厅级，上级调合江地区（包括现在的佳木斯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所属市县）卫生局长梅国华任新的佳木斯师专校长，郭晋和姚洪章分别任教务处正、副处长。我们的毕业证上，就盖的梅校长的大印。
一天下午，我正想去教室自习（抄写化学习题集），班主任朱老师在操场上拦住我，对我说：梅校长让你去他那儿一趟。我问朱老师什么事，朱老师说他也不知道。我脑子里回忆了一下，最近好像也没干什么坏事啊（:-D，我每年都是“三好学生”，有学校奖励的笔记本作证！哈哈）。忐忑不安地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梅校长说，他女儿想让我给她讲讲化学题。哦，原来如此，吓我一跳！于是在校长室里面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我给那个小姑娘讲了一下午高中化学，我记忆中好像是离子键、共价键和极性分子和非极性分子那一段吧。
十几年以后，梅校长的孙子到我们那个学校读书。那时候，我当了教务科副科长，分管选修课和教育实习等工作。梅孙子在实习中（细节我就不说了）违纪，受到了警告处分。听说梅孙子也在大学的体育学院当老师，反正我没再见到他，也许是见了也不认识，他也不会主动认我的，呵呵。

1979年12月25日，我们各自领到了一张19厘米长、13厘米宽的红色硬纸片，这就是我们的毕业证，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28日晚，学校在新建成的阅览室里，为我们近150个同学举行了毕业晚宴。第二天一早，我们开始去车站买票，陆续离校回家或者去工作地点报到。也许是年龄比较大，也许是早就经历过各种生死离别，也许是盼望着早日与老婆孩子团聚，我则是希望早点挣钱养家，我们平静地告别了彼此，从此以后各自海角天涯，大多数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