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熹主张禁欲主义吗？
程朱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并非禁欲主义，而仅仅是节制欲望，程颐还明确说过：“佛之所谓世网者，圣人所谓秉彝也。尽去其秉彝，然后为道。佛之所谓至教也。而秉彝终不可得而去也。耳闻目见，饮食男女之欲，喜怒哀乐之变，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必尽绝是，然后得天真，吾多见其丧天真矣。（《二程粹言·卷一·论道篇》）”
朱熹关于理欲之辨的一些论述：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循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
——《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
天下之害，无不由未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未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
——《近思录·卷五》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
——《朱子语类·卷十三》
父母之于子，有无穷怜爱，欲其聪明，欲其成立。此谓之诚心邪？”曰：“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
——《朱子语类·卷十三》

2.朱熹反对妇女改嫁吗？
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许多人据此认为程朱理学压制女性改嫁的权利，进而推导出宋代之后妇女地位急转直下的结论，这里存在多重误解。
程颐本人并不反对妇女再适，《河南程氏遗书》有段记录：“或曰：古语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绝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程颐有一个侄女成了寡妇，程父帮她再嫁。程颐因此盛赞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
朱熹也不反对女子再嫁，他在《答李敬子余国秀》说：“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
究程氏本意，“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非对庶民的要求，而是强调士大夫的气节。“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
朱熹门人问：“取甥女归嫁一段，与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朱子语类》卷九十六）朱熹认为女子不必拘泥从一而终的观点相当开明与进步。

3.朱熹主张臣下要无条件服从君主吗？
秦穆公死时，用子车氏三兄弟殉葬，秦国人哀悼三良，为之赋《黄鸟》。
朱熹对此事的议论如下：
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之，则三子亦不得为无罪。今观临穴惴栗之言，则是康公从父之乱命，迫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又按《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
——《诗集传·秦风·黄鸟》
朱熹认为，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其罪已不可逃。但子车氏三良居然情愿受殉，因而也不得为无罪。秦康公听从其父之遗命将三良殉葬，所以同样罪有所归。
在朱熹看来，君主要杀害大臣，如果大臣的真的心甘情愿去死，那么不仅君主有罪，大臣也同样有罪；父亲悖逆天理的乱命，如果子女听从了，那么不仅父亲有罪，子女也同样有罪。

4.程朱理学是故弄玄虚、空谈性命的无用之学吗？
“格物致知”源自《礼记·大学》的「三纲八目」，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八目”略写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宋代理学家重视《大学》，于是，“格物致知”成为理学家的重要概念。程颐讲“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已经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确地说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他还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
朱熹一生著书209卷，编纂书籍210卷，注释38卷，校勘72卷，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诗集传》、《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易学启蒙》、《周易本义》、《四书或问》、《伊雒渊源录》等，在经学、佛学、诗文、史学、训诂考据、天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了超越所有前人的学术成就。不仅如此，朱熹还是格自然之物的实践者。他较为重视科学，并积极地研究科学。这实际上为后来从“格物致知”发展到“科学”开辟了道路。

6.朱熹的历史评价
西风卷尽扩霜筠，碧玉壶天天色新。
风历半千开诞日，龙山重九逼佳辰。
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
——辛稼轩《酬朱晦翁》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宋史·辛弃疾传》
放翁自蜀东归，正值朱子讲学提倡之时，放翁习闻其绪言，与之相契。家居，有《寄朱元晦提举》诗、《谢朱元晦寄纸被》诗，又《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诗，所谓"有方为子换凡骨，来读晦翁新著书"也。及朱子卒，放翁祭之以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决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是可见二公道义之交矣。时伪学之禁方严，放翁不立标榜，不聚徒众，故不为世所忌。然其优游里居，啸咏湖山，流连景物，亦足见其安贫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门泌水"之风。是虽不以道学名，而未尝不得力于道学也。
——《瓯北诗话·卷六》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朱子而始著。"
——黄榦
晦庵先生治经眀理，宗二程而宻于二程，如《易本义》《诗集传》《小学书》《通鉴纲目》之类，皆青于蓝而寒于水也。但寻常文字多不及二程，二程一句撒开，做得晦庵千句万句；晦庵千句万句揫敛来，只作得二程一句。虽世变愈降，亦闗天分不同，然晦庵先生，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
——李耆卿《文章精义》
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全祖望《宋元学案》
三代而上，圣人叠出，至孔子删述《六经》遗言绪论，而后斯道大行于世。三代而下，儒贤叠出，至文公朱熹注释群经，而后孔子之道既明。孔子大圣，朱子大贤，道德事功，不甚相远。
——戴铣《优崇儒先祠嗣疏》
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这应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
——孙中山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钱穆《朱子新学案》
朱熹综合周、张、二程的学说，加以扩充发展，更建立了博大宏伟的体系，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张岱年《朱子学新论》
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
——蔡尚思《闽学研究丛书》总序

朱熹一生，廉洁自好、刚正不阿，学养德业、臻于全能，多次横遭权臣、奸臣的排斥、诬陷。其学说，被王淮、韩侂冑指为“伪学”。其身份、地位，在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达到顶峰，随即挫落。那年七月，光宗帝内禅，逊位为太上皇，太子赵扩登位，是为宁宗帝；八月，朱熹从秘阁修撰、潭州知州升迁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皇帝的顾问、教师），成为当时的“儒宗”。闰十月，上疏忤逆韩侂冑，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之职被罢。庆元元年（一一九五年）十二月，复以焕章阁待制，辞而不就。庆元二年十二月，被罢免秘阁修撰及提举南京鸿庆宫之职。庆元五年，辞退一切官职而退休。庆元六年三月，因病去世。虽然生前仕途起落，但丝毫不影响道德、文章的卓著于千古。
宁宗帝登基之初，朝廷之中有二个冒尖之人：宗室赵汝愚，外戚韩侂胄。古代政治，最忌后妃、外戚、太监干预朝政；宋朝的祖宗家法，又加上了对于四世之内皇室近宗之人参与政事的限制。赵汝愚是太宗帝的七世孙，已是远宗。韩侂胄母亲的姐姐是当时的太皇太后（高宗帝的吴皇后），其妻是太皇太后的侄女，其侄孙女是宁宗帝的恭淑皇后，正儿八经亲上加亲的皇室外戚。然而，韩侂胄以“宗室不得为宰执”打压赵汝愚，把持朝政历十余年。
赵汝愚是从绍熙五年八月担任右宰相，庆元元年二月被降职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庆元二年正月暴卒于永州；因赵汝愚正直清廉，朝中大臣多有为之抱不平者。韩侂胄为了一手遮天，摈除异己，迅速地结羽成党，授意党羽着力诬陷跟赵汝愚关系较近的朱熹，将朱熹的理学诬讦为“伪学”，制造了“庆元党禁”。庆元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庆元三年二月，朝廷公布五十九人为《伪学逆党籍》，尽行驱逐；庆元四年五月，禁止传播“伪学”。嘉泰二年（一二零二年），开始解禁。
朱熹秘阁修撰之职的被罢，直接原因是遭到监察御史沈继祖的弹劾。沈继祖向朝廷递呈劾朱熹的省札（是胡纮在做谏官之时撰写。胡纮被升职为太常少卿，就将此文交给谏官沈继祖）与诏落朱熹秘阁修撰，这二件事，关连得非常迅速，在一个月内。可见，并不符合监察程序，即有监无察，缺失了具体检察、审理其事的环节。

胡纮撰写的《劾朱熹省札》，兹录于下。
臣窃见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举鸿庆宫朱熹，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侠，务为武断，自知圣世此术难售，寻变所习，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走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臣窃谓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恶又不与焉。
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昔茅容杀鸡食母而与客蔬饭，今熹欲餐粗钓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
熹于孝宗之朝屡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监司郡守或有招致则趣驾以往！说者谓召命不至盖将辞小而要大，命驾趣行盖图朝至而夕馈！其乡有士人连其姓者贻书痛责之，熹无以对！其后除郎则又不肯入部供职，托足疾以要君，此见于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于君，大罪二也。
孝宗大行，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札，乞召江西福建草泽别图改卜，其意盖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附会赵汝愚改卜他处之说，不顾祖宗之典礼，不恤国家之利害，向非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误大事！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
昨者汝愚秉政，谋为不轨，欲藉熹虚名以招致奸党，倚腹心羽翼，骤升经筵，躐取次对，熹既用法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换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为辞免，岂有以职名而受恩数而却辞职名？玩侮朝廷，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

汝愚既死，朝野交庆，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熹虽怀卵翼之私恩，盍顾朝廷之大义？而乃犹为死党，不畏人言，至和储用之诗，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人间岂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
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说，谓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储用逢迎其意，以县学不可为私家之有，于是以护国寺为县学，以为熹异日可得之地，遂于农月伐山凿石，曹牵伍拽取捷为路，所过骚动破坏田亩，运而致之于县下，方且移夫子于释迦之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缆绞缚圣像，撼摇通衢嚣市之内，而手足堕坏，观者惊叹，邑人以夫子为万世仁义礼乐之宗主，忽遭对移之罚而又重以折肱伤股之患，其为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
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
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
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复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
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

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
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说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位者也，犹能亟去之如是，而况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杀之势，而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诛之乎？
臣愚欲望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之戒。仍将储用镌官，永不得与亲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庶几奸人知惧，王道复明。天下学者自此以孔孟为师，而憸人小夫不敢假托凭藉，横行于清明之时，诚非小补。
这道省札公布之后，御史台及门下、中书二省之人全都不敢以之作为撰写贬谪朱熹文书的根据（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初，台臣劾公，仅见省札，而掖垣见不敢草谪词云”）。因为，撰此省札者过于夸诞的风闻言事，已将阴恶刁邪的刻毒用心溢于文中。
有些词语的生造，字意不通；例如，资本回邪。本与邪，以一棵树而喻，本是根本，邪是斜枝，资其根本是向下的，回及枝邪是向上；资本与回邪是方向相反的二码事，上下悬殊，是不可混而为一的。
所谓六罪：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以诗发怨、害于风教。堪为玩弄文字、肆意组织言词以遂诬陷之企图的极致之作。
第六罪，使用机械设备搬移、安装圣像，经过街道、闹市，圣像手、脚有所损坏，围观者为之惊叹，属于工事意外，跟“害于风教”是有着一些距离的。
第五罪，从诗句“除是人间别有天”之中，揪出“别有天”三字，进行牵扯、影射方式的批判，乃是想要制造一场纯粹的文字狱。

第四罪，接受官职之后的请辞官职，就被当作“玩侮朝廷”，那么，只有职务终身制才是不玩侮朝廷的了。朝廷可以起用人才，大臣可以请辞官职，这是一种相应的权利对等；没有了这种对等，只许领职不许辞官，那么，大臣便等于是朝廷的奴才了！
第三罪，改卜从葬之地跟“不忠于国”联系起来，可见，撰文之人是以葬者为“国”，其言外之意等于咒骂宋国是个入土埋葬的死人。
第二罪，不肯入部就职，马马虎虎，跟“不敬于君”，可以沾得上一点边际。
第一罪，不管家里贫富如何，只要杀鸡给母亲吃，就是“孝”；撰此文者实在是荒唐得足以旷古绝代！养鸡场业主完全可以被胡纮奉为举世无匹的最孝者了。
主打的六罪，已为无理无据。其次的“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等，很能凭空罗织。

朱熹对于沈继祖的弹劾以及被朝廷免去官职的回应，是《落职罢宫祠谢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被韩侂胄、胡纮、沈继祖的遗世邪灵、隔代余孽，视为朱熹的认罪表）。这两篇文章，兹录于下。
臣熹言：臣前任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该满罢，至二十七日，伏准尚书省庆元二年十二月札子节文，臣寮论臣罪恶，乞赐睿断！禠职罢祠，奉圣旨，依。臣已于当日谢恩只受讫者。
罪多擢发，分甘两观之诛；量极包荒，姑示片言之贬。迨复寻于白简，始知丽于丹书。镌延阁论撰之名，辍真祠香火之奉。兹为轻典，永赖洪庥，捧戴奚胜！感藏曷喻！
伏念臣草茅贱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时，已误三朝之眷奖；晚逢兴运，复叨上圣之深知。召自藩维，擢参经幄，略无可纪，足称所蒙。既远去于朝行，即永归于农亩。然犹畀之秩禄，使庇身于卜祝之间；置在清流，容厕迹于图书之府。
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谨于彝章，遂自投于宪网。果烦台劾，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下骇闻听。凡厥大谴大诃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而臣聩眊，初罔闻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惧。
岂谓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从之，常规既俾，但书于薄罚，稽眚终之明训。倘许卒遂于余生，是宜衰涕之易零！惟觉大恩之难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仁广覆，舜哲周知！谓表正于万邦，已极忠邪之判；则曲全于一物，未伤黜陟之公。遂使顽蒙获逃窜殛，臣敢不涵濡圣泽，刻厉愚衷！虽补过修身，无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忧国，未忘葵藿之初心。
瞻望阙廷，臣无任。
臣熹言：臣昨于庆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节文，臣寮奏臣罪恶，乞与褫职罢祠，奉圣旨，依。札臣照会，臣即于当日望阙谢恩解罢职名，仍奉表称谢去讫。今于 月 日，复准都进奏院递到 月 日告命一道，付臣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者。
弹文上彻，已幸免于严诛；诏墨下颁，复宠加于明训。阅时既久，只命惟新。感极涕零，惧深首陨。伏念臣草茅贱士，章句腐儒，惟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顷叨任使，已屡奏于罔功；旋即便安，复未能于寡过。
致烦重劾，尽掎宿愆。谓其习魔外之妖言，履市尘之污行。有母而尝小人之食，可验恩衰；为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礼阙；以至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宫之地而改为僧坊。谅皆考覆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
不虞恩贷，乃误保全。第令少避于清班，尚许仍居于散秩。愸玺书之来下，恍岁律之还周。视要囚讵，止于旬时，盖有迁就；逮数恶难，从于末减，犹听省循。口诵以还，心铭敢坠。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载，明极照临。作福作威，总大权而在已；曰贤曰佞，付公论于得人。谓刑罚固足以惩奸，而播告岂容于匿指。
式敷显号，遍警具寮。臣敢不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年龄晼晩，虽悲后效之无期；肝胆轮囷，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坚死守，觊答生成。

在古代，只要朝廷向大臣下达了或奖或罚或擢或黜的公文，大臣必须向朝廷呈递谢恩之表。因此，谢恩并非谢罪，呈递谢表更非自作认罪之状。
《落职罢宫祠谢表》话分两头，一边是请求“臣寮论臣罪恶，乞赐睿断”，一边是依旨谢恩“禠职罢祠，奉圣旨，依”。指出台劾省札之中所列的六罪五“可乎”，属于“大奸大憝”的不为阳间所见的“阴私”，那么多的要受群情共弃的的众恶交归，应该受到法律谴责、问罪的事儿，我这个“当事人”竟在此前还没听见过，所以，我真是又很怀疑又很恐惧（果烦台劾，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下骇闻听。凡厥大谴大诃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而臣聩眊，初罔闻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惧）。
由于“乞赐睿断”的请求未经受理，《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除了“褫职罢祠，奉圣旨，依”，就是以“宿愆”呼应“阴私”，给那道省札的“罪状”作了再次定位，追问朝廷在下达贬谪命令之前有没有经过具体的检察、审理，以证明那些“污行”、“恩衰”、“礼阙”之事是不是诬陷（谅皆考覆以非诬）？希望朝廷严查此事，以免有所“匿指”。
朱熹对于胡纮所撰省札之中的各条“罪行”，非但没有承认，并且，指出这是诬陷。宿愆、阴私，是佛教、道教劝导信徒忏悔的常用语；朱熹以“尽发阴私”、“尽掎宿愆”针对胡纮的省札，言外之意，乃是讥诮御史台已经沦为佛寺道观般的搞起了神神鬼鬼那一套。
《落职罢宫祠谢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字斟句酌、对仗演畅，起承转合、绰然而圆，章法严谨、体势浑穆。二字以总之：精炼。
《劾朱熹省札》，词句闪烁，行文虚浮，用意于拖沓之间穿插刁钻，指事在无序之中混夹含糊，既未能扎实于文笔，又不足于章法之完整。二字以总之：漫谬。
朱熹被免职，并非有其罪恶；这是大白于当时的。庆元元年开始担任右宰相的谢深甫，曾在“庆元党禁”期间余嘉向朝廷上书请求处斩朱熹的时候，将那篇疏章扔掉，当场就骂余嘉是个狂妄的虮虱，对大臣们说：朱熹他们只是互相追求学业之明而已，哪有什么罪啊。（《宋史·谢深甫传》“有余嘉者，上书乞斩朱熹，绝伪学，且指蔡元定为伪党。深甫掷其书，语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过自相与讲明其学耳，果有何罪乎？余哲虮虱臣，乃敢狂妄如此，当相与奏知行遣，以厉其余’”）。

10楼的奇葩@亲🐴早死张艾宇 居然能把这种网文段子当成信史，还看不起读正史的人。《宋史·道学三·朱熹张栻列传》摆明了“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庆元党禁起因是韩侂胄污蔑赵汝愚策划发动政变使宋光宗复位，并籍此大肆罗织罪名清洗异已，将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等共五十九人打入所谓的“伪学逆党籍”。